临近世纪之交，反思90年代文学批评的文章便开始不断涌现。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对文学批评的反思主要已不是出于批评理论建设的目的，而是基于批评理念之上的现实衡量。或许是批评理论的参照系建造得不够超前，或许是批评现实的变化太大也太快，当人们刚从初具规模的批评理论大厦中抬起头来，要将批评的实践装入这所刚刚建好的房子时，却发现已几乎不可能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90年代的文学批评仿佛一匹脱缰的野马，它以超出人们想像的速度跑离历史的跑道，以各种姿态的狂舞令观者百感交集。于是在报刊和网络之中便诞生了一批对此时期的文学批评进行描述与反思的文章， 这些文章以各有侧重的言说表述着对新形势下文学批评的理解，传达着自己的不满、困惑以及期待等复杂情绪。�
在有关90年代文学批评的反思文章中，表达不满乃至愤怒的意见尤其引人注目，简者谓之“玄奥化”、“泡沫化”、“媚俗化”、“主体缺席”、“理论缺失”、“酷评泛滥”，繁者则报出了长长的一串：“批评的短期行为、理论的实用主义、批评辐射能力的衰弱、人文精神的失落、理论的短寿、语码的混乱、学理的不足、规范性的呼吁、艺术概括能力的欠缺、‘捧’‘骂’之弊、‘圈子批评’、‘商业化批评’、‘炒作’之虞以及批评的失语等等。”①这种怀疑与诘难在当下有群体性的倾向，显示出人们对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不满意具有某种“共识”性。虽然在仔细考察上述的一系列责难时，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立场的漂移性和批评指向的多层次性（如在立场上，一方面站在大众立场反对批评的玄奥化，同时又站在学理立场反对媒体批评与“酷评”；从批评的指向上，虽针对理论、现象批评的不同层次，但却笼统地对“批评”进行指责），但在责难的背后又的确让我们体会到了一种深切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感。批评缘何频遭攻击？批评怎样才能摆脱困境？这是反思者常常思考的问题。他们或者就某一侧面进行描述分析，或者从现状出发提出设想，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批评的深情。在他们的分析中，我们洞悉了理论泡沫的产生源于批评家不负责任地抛售大概念（南帆）；了解了中国当代文化批评浮躁、泛化、规则匮乏的原因在于游离于文学与文化之间（段吉方）；也恍然明白了批评主体的沉浮、批评文体的兴衰和批评精神的异化才是90年代文学批评的真相（吴义勤）。为了克服批评的生存危机，我们不仅要“克服自身践履迷误和言说困境从而走向超越之维”，还要“尽快建立起批评的规范，使混乱的、无序的批评状态得到重整，从而走向理性和有序”（陈剑晖）。�
对90年代文学批评的诘难之声大多处于学理的层面上，但也无庸讳言，在报纸或网络之中也存在着只图一时痛快而尽情宣泄的“表演”。情绪化的宣泄由于缺少沉潜而使“以偏概全”的毛病乘虚而入，也使一种悖论出乎意料地存在于他的言说之中：他所批评的他却正在表述。曾见过这样一篇文章，开头在以他人的话作为注脚之后，便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也许是受市场化、网络化、功利化影响，如今的文学批评，或走向谀评，或转向酷评，或蓄意制造文学事件以耸视听……当今批评者的浮躁在威慑和褒贬中愈演愈烈。 要么是学院派学究式的文学评论，愈来愈专业化或‘学究气’，而‘脱离群众’，要么就是完全商业化的炒作。总之，现代的文学批评正在被非文学化。”且不说能否将“逃遁于古代或学术象牙塔”的学究式批评纳入浮躁的前提之下，单说一段之中仅间隔几行就出现了内容上的矛盾（请注意“或……或”与“要么……要么”之间的关系），便足以见其“浮躁”到了极点。在这篇文章中有许多危言耸听的判断：“在当今中国的文学批评界，由于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偏差，使文学批评已经沦为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既没有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诸如考据、注疏、评点的短小精悍与独到见解，也没有西方文学批评的理性分析和人文关怀。有的只是一种虚伪浅薄的砍杀式的狂吼乱叫。”批评家的话语虽然“句句不着边际，但又恨不得将作者凌迟处死，带着自负的率直犀利，故作勇士猛士状，满纸弥漫着血的蒸汽，张扬夸张着一个错误，甚至断章截句，扭曲捏造一个缺点，如同堂吉诃德将风车作为假想敌一样疯狂地进攻，大加讨伐，谋取斗士直言之美名，骂倒众人，以求鸡犬升天。可以说文学批评与文学现实越来越远”。“玩概念，用术语，批评者满足于高谈阔论的炫耀，眼睛只盯着理论的天空而忽视脚下的实地的偏向。自谓沧桑老到，故作德高望重状，欲用奇言奇理使人折服之、仰望之，殊不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貌似真理的叫嚣，只能使人产生一个感觉：那些理论家都在达成一个目标，那就是在自己未成真理的化身之前，就要肆意践踏所有的真理。所谓的批评家当思之，将自己标榜为真理的人，最终得到的只能是真理的嘲笑。”这篇声称怕有人“对号入座”的文章在做出上述判断时只以印象为依据，论据始终处于悬空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与他所抨击的“酷评”、“浮躁”均有“异曲同工”之“妙”，�② 这种不顾及学理逻辑的发泄方式与能带来“事件”效应的表述其实没有根本的不同。
与这种激烈的态度相反，有些学者是以一种平和的态度对待90年代的文学批评的，他们在直面现实的基础上，对批评的定位、批评的功能、批评的出路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希望能在喧嚣声中建立起自己的批评园地。他们已不再简单地将批评的变化归结为批评家的责任感的丧失，也并不消极地面对
批评的边缘化，而是在承认市场经济带来了批评多元化的前提下，寻求有效摆脱困境的方式以期确立自己的位置。或许有人会说，这种思考仍可能无法担当起传统批评整饬文化和艺术的重任，但其不懈的努力却让我们看到了批评的健康前景。�
王一川以“批评的理论化”为当前的学理批评找到了一种定位方式。他认为，“置身在与鉴赏型、媒体型和日常型批评相互共存的多元格局中的学理批评”，“应当在学院氛围中理直气壮地走自身的理论化道路。”他将“批评的理论化”理解为学理批评之一种，其运作方式表现为对于文学现象的学理化阐释；其基本要求是确立新的批评眼光；在批评的目的上，它不是要直接影响作家的写作活动或指导读者阅读，而是“直接表达批评家自己的阅读兴趣和阐释兴趣，以便满足其文人化的理解或自我需要”。王一川把“批评的理论化”看作是“在目前多元批评格局中”为学理批评寻求到的“一种适合于自身的生存方式”，它要求批评者不仅要“实现文学知识的通串和跨学科通串”，还要“寻求对于文本的个性化体验，即批评家应当深入探究文本对于个人的生存体验的表现或再现，并且发掘出自己对于文本中的体验的独特体验”。这样的批评会在实现自我理解需要的同时，“间接地和有限地渗透到作家写作和读者阅读之中，给予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这虽然是一种间接影响，但比起直接的影响来，“总是较能让人接受，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批评的社会作用”。王一川的看法看似采取了一种保守的姿态，但在保守的背后，却有着避免浮躁、突出学理批评独特性的追求，而其对个人化理解的强调，也包含着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关注和传导时代精神的要求，而这，恰恰是不屈不挠地扩散学理批评影响的有效方式。
王一川在对文学批评重新定位时牵涉到了对批评功能的再认识问题，这里其实包含着对批评本质的重新回答。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有关批评的功能、标准便常被提及，但思考的基点并不一致。当批评界出现“众声喧哗”的局面时，有人叹息文学批评的权威不再，有人痛斥批评放弃了社会使命，他们将批评的缺席或媚俗的哗众取宠均归之于责任感的淡漠。这种指责之中显然包含着一个预设，即批评对创作和阅读是负有指导之责的。这种以传统观念去衡量变化巨大的批评现实的做法，其实呈现的是“更新观念的必然要求”与“固有观念仍根深蒂固”之间的内在矛盾，它导致了“正视批评现实”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只停留于口头，却难以迸发出令人信服的力量。尽管斥责的声音带有正气凛然的意味，但批评的现实格局已不可能被个人的意志所左右，所以其实际的影响只能用“微乎其微”来描述。多元结构的建立和“中心批评”的瓦解，使“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批评一去不返，如果在新形势下仍然坚持原有的观念，势必无法应对新的批评现实。所以在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之后，越来越多的人都以低调的态度面对“批评的功能”和“批评的责任”。这种“低调”并不意味着批评职责的放弃，相反却表现出了坚持“批评立场”及实现“批评价值”的执着与顽强。袁国兴以《我是谁？》为题来讨论当代文学批评的定位与价值实现，强调“批评的价值在于批评自身”，不能“把自己的价值实现放在另外别的什么文化活动上，寄托于来自另外领域的首肯和重视”上。批评作为“一套自我满足的话语系统，它首先追求的是自我完善，其次才是对别人的影响”，因此“不能说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没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但也决不像人们所认为的有那么大的作用”。在他看来，批评价值赖以实现的根本所在是要坚持“对文学庸俗化倾向的批判”，批评既不能随波逐流，也不能“把自己的话视为惟一要说的话，把不能说的话都视为是不应该”。这些表述，以对自我的重新评估与价值审视为基点，其思考具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力量。
谢有顺则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着批评问题。在他看来，今天的文学批评标准需要重新定义，即“在技术的尺度之外，还应有心灵与存在的尺度”，一个学者面对的可能只是知识，而一个思想家面对的却是存在，所以“出色的批评家也应是一个思想家”。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心灵的事业”，应以“心灵的热情”对文学境遇和存在境遇进行关注。“很难想像，一个对自己所处的境遇、对来自存在的伤害没有任何敏感的人，如何能够使他从事的批评变得有力量”。 �③中国当代批评的真正困境，“在于批评家逐渐失去了对价值的敏感，失去了对自身的心灵遭遇的敏感”，而优秀的批评却可以“借着诗人与作家来阐释自己内心的精神图像，对美的发现，以及对未来的全部想像”。他试图这样评价批评的价值与意义，即只有“包含着批评家个人的生命体验与价值追问”的批评，才能够“有效地解释我们时代的精神，以及我们时代与其他时代的差异所在”。他对文学批评的功能也持一种低调态度，认为在文学批评这个复杂而隐秘的世界里，“不敢说批评家要成为写作的引导者和规范者”，但他却强调批评“至少要有所发现，从而能使读者更自由地阅读和选择” 。这是一种立足于批评现实的态度，他在努力让文学批评更接近于文学本身，以沉入生命，沉入文化深处的心灵体验去感受文学的魅力，又以靠近存在的追求“抽打着昏睡和垂死的文学，让它从中醒来”，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地缓解“批评的焦虑”。�
不难看出，上述的一系列思考包含着对文学批评未来的特定期待，或许这种直面现实的态度会比坚守批评社会功能前提下的倡导（诸如“回归古典”、“回归审美”、“走向体验”等等）和口号（诸如“回到深度，回到价值，回到意义”等等）更令人信服，也更具操作性，因为这种“意识到自身的局限”而又坚守 “自身的学理花园”的学理批评立场，既可以安妥自己的灵魂，又可以在多元格局中突显学理批评的个性。它有向大众批评渗透的可能，但并不抱有取而代之的目的。这种把握了自身的批评，具有正视现实的诚实精神和自立于批评之林的勇气，它会洗去文学“审判官”的旧日铅华，也会卸去“玄奥”、“媚俗”、“酷评”的新装扮，在“心灵”与“学理”的交相辉映中，再塑文学批评的新形象，谱写文学批评的新乐章。
（作者单位：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
①参见何向阳《指评家的精神资源》《南方文坛》2001.4。�
②谢有顺《批评焦虑的缓解》《小说评论》2000.6。�
③谢有顺《批评的野心》，《南方文坛》2001.4。���
王纪剪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