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有一个到北京参加乡试的三十岁的读书人，痛感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顽固的主考官看到以后，大为恼火，骂一声:“如此狂生，不可中”，就把他的已被录取的试卷抽出来掷在一边。这个读书人因此落榜了，他就是康有为。在后来的戊戌变法运动中，他是主要的领导者。
向西方学习的“圣人”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出身于“世以理学传家”的封建官僚家庭，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被人叫做“康圣人”。青年时期去过香港、上海，看到了西方的物质文明。接着，读了一些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各国政治制度的书籍，“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于是，他和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一样，向西方去寻找救国的真理。
康有为在1888年向皇帝上书，是他参加政治活动的开始。他在陈述“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国事蹙迫”的危急形势之后，请求光绪帝下诏罪己，“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康有为的上书虽然没有转呈上去，却被一些爱国士人传抄，他因此有了名气。
考试落榜以后，康有为回到家乡，1891年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招收学生讲学。他一边培养人才，一边研究变法理论。他把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改革思想，同孔子学说掺合起来，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认定:一千多年来被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的古文经，不过是汉代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位而伪造的，应予抛弃。《孔子改制考》则打着孔子的旗号，把孔子描绘成为一个主张变革、“托古改制”的先师；宣称人类社会是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顺序前进的，当时中国是“据乱世”，要达到“太平世”，就必须进行改革。这两本书成为康有为变法的理论根据，它们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守旧思想，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轰动。
康有为除了在理论上依靠孔子以外，在政治上则依靠皇帝。他考察了法、俄、日等国改革的历史以后认为，革命是可怕的，最好的办法是取得皇帝的支持，从上而下地改革，使中国富强。为此，他一次又一次地给皇帝上书，主张在保留封建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来挽救时局。沿着这条路，他往前走去。
爱国举人大集会
1895年4月，清政府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赔款二亿两白银，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办工厂，……这些丧权祸国的条款，撕裂了每个爱国者的心。“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的诗句，喊出了当时中国人民悲愤的心声。
4月下旬，北京城内清政府的都察院门前，人群聚集，议论激昂。广东、湖南等省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攘臂扼腕，纷纷到这儿请愿，要求清政府拒签《马关条约》。可是他们声势小，还起不了作用。这时，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也在北京应试，见此情景，就发动在京的所有举人联名上书。
康有为用了两天时间，夜以继日地挥笔疾书，起草了长达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康有为写道:“弃台民即散天下”，如果把辽东半岛、台湾割给日本，法、英、俄等国“必接踵而来”，“外患内讧，祸在旦夕”，“亡无日矣”。他请求光绪帝拒绝《马关条约》，“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他特别强调，前三项“皆权宜应敌之谋”，变法才是“立国自强之策”。他具体提出许多富国、养民、教民的作法；主张以府县为单位，每十万户公举一个“议郎”，供皇帝咨询，“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国家大事，均由议郎讨论决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即付诸实行。这些，实际上是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和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5月1日，康有为在北京的住所松筠庵里，洋溢着爱国的气氛。各省举人齐集一堂，议论国事。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知识分子政治大集会。台湾籍举人在会上发言尤为激愤，坚决反对《马关条约》把自己的家乡出卖给日本。大家看了康有为起草的上皇帝书，有一千三百多人在上边签了名。
5月2日，举人们来到都察院，要求转呈上皇帝书。都察院推说皇帝已经在条约上用印，拒绝举人们的要求。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它揭开了变法维新的序幕，康有为从此成为维新派的领袖人物。
“忧国诸公欲自强”
“公车上书”以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一)它们以“租借”为名，强夺中国沿海港湾。沙皇俄国占旅顺、大连，英国占威海卫、“租”九龙，德国占胶州湾，法国占广州湾。(二)它们借款给清政府去偿付日本，通过这一手段取得对中国财政和海关的控制，而且利息之高是骇人的，借三亿两，要连本带息还七亿两。(三)它们输出资本，在中国开工厂、设银行、修铁路，吸吮中国人民的血汗。(四)它们公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东北属沙皇俄国，长江流域属英国，山东属德国，云南、两广属法国，福建属日本。美国因为忙于同西班牙争夺殖民地，来迟一步，就高叫“门户开放”，要分享侵华的利益。堂堂中华，眼看就要被帝国主义瓜分了!
“山河已割国抢攘，忧国诸公欲自强。”(康有为诗)民族危机如此严重，怎样救中国?洋务派的道路，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已经失败了，必须另外走一条路。康有为等人就举起“变法救亡”的旗帜，积极开展活动。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以后考中进士，被授工部主事。但他却不就职，而是忙着制造舆论，组织团体。1895年8月，他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报，夹在官办的邸报里，免费送给官僚士大夫，向他们鼓吹变法。在这同时，他在北京、上海组织了以挽救时局为宗旨的强学会，印行书刊，介绍西学，“广联人材，开创风气”。尽管《中外纪闻》和强学会很快被顽固派封闭，但是，变法思想的传播却是顽固派难以阻挡的。
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梁启超(1873―1929)，写了《变法通议》等著作，宣传变是“古今之公理”，“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他在上海主办《时务报》，以通俗、新颖而又犀利的文笔，鼓吹民权。这张报纸成了维新派的喉舌，销行一万多份，创当时报纸印数的最高记录，促进了维新思想的传播。
谭嗣同(1865―1898)是激进的维新人士，他在1896年写《仁学》，宣传资产阶级的民权、平等学说，猛烈抨击封建纲常伦理，高喊冲决网罗。在倾向维新的湖南地方官员的支持下，谭嗣同和他的同志在长沙办“时务学堂”、《湘报》，介绍西学，宣传变法，并发起组织了兼有学会和地方议会性质的南学会，使湖南省出现了新气象。
另一个积极主张变法的人物是严复(1854―1921)。他为了宣传变法，除了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以外，更“致力于译述以警世”，翻译了不少介绍西方思想与文化的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著的《天演论》。在这本书中，严复一边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一边加进自己的观点，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国如果墨守成规，就要被淘汰；但只要“人治日新”，就能“胜天”。这本书大大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
在康有为等人的带动和影响下，从1896年到1898年，主张变法自强的学会、学堂、报馆，纷纷破土而出，全国总计达三百多所。这样，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已经出现的要求改变现状的改良思潮，逐渐发展成为带有一定群众性的要求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序幕拉开以后，戊戌变法这场史剧，逐渐演向高潮。
(插图:刘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