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滚滚，痴痴情深，聚散总有时。”这说的是缘分，人与人的缘分如此，人与书的缘分也一样。� 第一次大批卖书是在大学毕业后。刚回到家乡，马上就恢复了逛旧书店淘书的爱好。我把课本、课外读物、部分外语词典以及从前有兴趣现在无感觉的书如《九三年》等扫数卖给了旧书店，再从那里买我喜欢的古籍、新著，如《管锥编》、《柳如是别传》、《莎氏乐府本事》（英文）等。郁达夫有诗句云：“卖得文章为买书”，我是“卖了旧书买新编”。小时候母亲就时常说我“五马换六羊”，大概的意思就是每次交易都会吃亏。俗话说：买的不如卖的精。但也有例外。比如我们卖废品时，或把东西当做废品出售时，吃亏的总是我们自己。比如不论是洗衣机还是电冰箱或电视，收废品的或商场收购时一律只给你100―150元，不管它们能不能继续使用，也不管它们买时是多少钱。再比如我们把书卖给旧书店，遭受损失的还总是我们自己。�
1995年换了工作，原单位收回了住房，十几年的青春虚掷，生活愈加狼狈。1999年家里人及亲戚赞助买了房子，钱更紧张了。我又打起了书的主意。卖给旧书店觉得太亏，于是就加入了每周六、日在市图书馆院里的卖书队伍，赤膊上阵去练摊了。在那里认识了《今晚报》社的记者王振良，把《清稗类钞》（十三册）、《古史辨》（共七卷九册）卖给了他，而且，我一高兴，还送了他一本顾颉刚著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十二本的《说郛》、散本的《笔记小说大观》（其中有《太平广记》、《容斋随笔》、《夷坚志》等）、两大巨册《经籍纂诂》（中华书局版）和两本32开的《经籍纂诂》（浙江古籍版？）、杨树达的两大本中华书局出版的训诂论文集先后也都卖了。因为我有中国书店版三卷本的《详注聊斋志异图�》和上海古籍社两卷本的铸雪斋抄本白文《聊斋志异》（此两卷本比那三卷本篇目还多），所以就把上海古籍社四卷的会校会注会评本也卖了。虽然中华书局校点本《二十四史》、《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诗》、《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等大部头没有卖出去，前后也卖了两千多元，加上搬家前论斤卖的三十多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真正是损失惨重，至今仍令我心痛。�
搬家后情况相对地好了一些，我的心里又蠢蠢欲动，为自己的短视行为而后悔――后悔搬家时没有定做顶天立地一面墙的书架，害得我的存书只好码在柜子上或堆在床底下，找本书要费很大的劲；后悔卖了那么多的好书，那可全是自己日积月累的结果呀，整整二十年心血呀!我写下了“半生窘困，一世读书”的字样，又开始逛旧书店（市图书馆院里的书市取消了），把卖出去的书往回买。三会本的《聊斋志异》买回来了，可是不如我卖的那套新；《清稗类钞》也踅到了，品相差不说，还缺了第十一、十二册。钱钟书先生频频征引的《说郛》、顾颉刚先生一举成名的《古史辨》，却再难觅踪迹。似乎由于今是昨非的认识，或者说出于一种补偿心理及新我对旧我的惩罚情绪，再购书时就更加热情尽兴――《追忆逝水年华》（七卷本）、《莎士比亚全集》（英文）、海德格尔的两卷本《尼采》……统统买回家了。现在又赶时髦，同小青年凑热闹，不但从网上购买了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塔西佗的《编年史》、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而且还加入了99读书人俱乐部，通过组织选购了《钢琴教师》（耶利内克）、《王小波文集》……�
我把自己多年来读书、买书、卖书、编书、评书的生活和工作一篇篇写了出来，去年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随笔集《徘徊在门外的感觉》――在读书、编书方面，自己始终是个新手、门外汉。承蒙北京的《书摘》杂志抬举，他们于去年的第九期和今年第二期分别选登了书中的《两种自由》和《说“悔”》两篇。�
《红楼梦》中的《好了歌》说：“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爱书的我对待书的态度，是否像某些贪得无厌的官僚对待金钱一样，只是在满足占有欲，而并不看重其实用价值？有时我想：现有的藏书我一辈子都读不完，为什么“坐拥书城意未足”，还要不断购书呢？买到什么时候为止？我的孩子如果不从事我的工作，以后会如何处置这些书？沪上“补白大王”的藏书，在其身后被子孙送进了旧书店。这也挺好。书又回归社会，服务人类了。巴金捐给北京某机关的藏书，媒体曾报道有一部分已流落到潘家园旧书摊。与其绕一个弯，还不如直接送进旧书店。津门藏书家周叔�先生，一边把大量的珍本、善本、孤本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一边在耄耋之年还逛书店、买新书。天津市图书馆前馆长黄钰生先生，七老八十了还去逛天津市第一届读者交换大会，并从我手里买走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周老、黄老都是真正懂书、爱书的人，懂得如何使书发挥最大的功效。生命不息，买书、读书不止。我们在世时让我们的藏书使我们的工作更顺利，更高效，生活更充实、更快乐，这就可以了。“身后是非谁管得”，我们百年之后，藏书就由它去吧。�
2006年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纪念日，中新置地、今晚传媒集团、百花文艺出版社三家联合举办“大户人家丛书”启动暨研讨会，凑巧的是，我又见到了《今晚报》社的王振良，这次不是作为买主和卖主，而是作为作者和编辑的见面，也可以说还是买主和卖主的会合，只不过位置颠倒了，他成了卖主，我成了买主。他要写的“大户”是山西乔家大院的乔致庸。中午聊天时，我对他提起我卖出去的书有几种又买了回来，可有几种再也见不到了。王振良说他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三四种书卖出去又加价买了回来。我们达成了共识：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卖书。自己要想找本书或借本书太不方便了。市图书馆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书都成了“珍本”，不外借。有自己需要的书还不如自己买一本用着顺手。�
在7月28日的研讨会上，我还见到了浙江宁波天一阁博物馆馆长虞浩旭先生。他要写的“大户”是天一阁的创建人、著名藏书家范钦。为范钦立传，没有比虞先生更合适的人选了。说起天一阁，读过几本书的人哪个不知？提到范钦，当代读者不能不想起余秋雨先生的名篇《风雨天一阁》，想起为了读书而嫁入范家却终生被禁止登上藏书楼郁郁而终的钱绣艺；想起潜入天一阁偷走了大量藏书的薛继渭；想起先藏于天一阁、后藏于涵芬楼、最终全部毁于日本侵略者炸弹的大批古籍……�
范钦的政绩已经没几个人记得了，但他创建天一阁的功绩将与世长存，永远被后人铭记。范钦生活的明朝嘉靖时期并不是“盛世”，这就愈发显得他的所作所为难能可贵，非他人所可企及。在几千年“很少有人文主义气息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否真正存在过盛世，我一直很怀疑。所谓的“康乾盛世”，到底是谁的盛世？是康熙、乾隆的盛世，还是广大知识分子、文人的盛世？如果是后者的盛世，那如何解释株连九族的文字狱、刨坟戮尸的秋后算账？盛世的国泰民安、君臣和谐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哪一个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呢？�
天一阁重藏轻用的规矩使天一阁的藏书流传了几百年，但其重视藏书的价值而忽视使用价值，重视藏书的文物价值而忽视藏书的文献价值或文本价值的传统挡住了绝大多数读书人。“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余秋雨）那说的是过去的事情。无论如何，“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阮元）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有缘到浙江游宁波去天一阁朝拜呢？
畅销书与垃圾食品�
“读史使人明智”是句老掉牙的古话，但至今仍未过时，眼下历史著作热卖就是个证明。当然，畅销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读者对书感兴趣，一种是观众对作者有热情，喜欢“蛋”的也有，喜欢“鸡”的更存在，两者都热衷为数也不少。对史书感兴趣，像追星一样地追捧历史读物的作者，这是好现象，也是好事情，总比大家都去泡酒吧，蹦迪、打游戏机好吧。�
史书畅销毕竟是好事，尽管只是通俗读物，也总比时政类演讲集或报告辑或讲话记有价值。在商品社会里还有那么多人肯花钱去买不能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史书，这多半不是因为读者突然对历史有了兴趣，而更主要地是因为作者猛然间成了明星（通常是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的介绍或炒作）。读者或观众更多地是追星而不是嗜书，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排长队等待作者签名，没有得到签名的遗憾莫名甚至号啕大哭，就是一个证明。说明不是作品的学术价值突然提高了，而是作者的观赏价值陡然飙升了。�
电视是大众媒介，需要适应大众的口味，而观众在看电视时，一闪而过的画面不会允许你有时间深入思考，所以，电视上出现的问题多半是浅显的，答案是通俗易懂、人人能理解的。电视适合苏秦、张仪这样口才好的人滔滔不绝、纵横捭阖，而不适合韩非这样的“口吃、善著书”的人期期艾艾。�
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十大“垃圾食品”：油炸类、腌制类、加工肉类（肉松、香肠等）、饼干类（不包括低温烘烤和全麦饼干）、汽水可乐类饮料、方便食品类（方便面、膨化食品等）、罐头类、话梅蜜饯果脯类、冷冻甜品类、烧烤类食品。所谓“垃圾食品”，一方面指除热量外无其他营养成分的食物，另一方面指提供超过人体需求并造成多余成分的食品。有些“垃圾食品”中含有香料、色素、调味剂等人工添加剂，使它们比健康食品还更具吸引力。（新华社长春11月19日电）现在畅销的有些历史读物正如“垃圾食品”，或者没什么营养，或者“营养”过剩（读者消受不了），可是由于有了电视、报纸等媒体炒作这样的“香料、色素、调味剂等人工添加剂”，读者或观众还是对这样的书及其作者趋之若鹜，正如有大量的人群偏爱贪食垃圾食品。�
别管是“水煮”，还是“品”三国，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垃圾食品”，读者接触的是“水煮”过或别人“品”过的东西，其中甚至还有他人的唾液（水煮鱼的油是反复使用的，这是公开的秘密）。要想尝到原汁原味的食品，最好还是去读《三国志》。当然，这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白乐天的诗妇孺皆能懂会诵，也证明了他的诗是那个层次上的作品，不会有深邃的思想。正如我们总是用坐在火炉上及与靓女谈情说爱来解释相对论，用1+1来解释哥德巴赫猜想，虽然明白易懂，但离真正的奥义不啻十万八千里。也好比我们的电影、电视不分级，全都是“老少皆宜”的“营养品”，生活中的丑恶黑暗及男欢女爱就被过滤了，离真相就有了相当的距离。爱因斯坦和哥德巴赫的原著不会畅销，可写他们的传记有可能畅销。虽然《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时间简史》等学术著作也曾畅销，但同目前动辄就是几十万册印数的畅销通俗读物比较，相去不可以道里计。而且，上述学术著作，能够咬紧牙关、硬着头皮读完全书的能有多少人呢？读完全书而又能基本理解的又能有多少人呢？可不管怎么说，读原著，追真相，是成年人的作为。如果你一辈子沉溺、满足于垃圾食品或畅销通俗读物，别人也无话可说，谁让你有此嗜好及品味呢？正如老而又老的老大帝国，腐朽得拒绝任何变革，或者像少而又少的长不大者，叼着奶头不松口，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出息呢？�
也许有人会问：像钱钟书《围城》这样的畅销书是否也是“垃圾食品”？而且钱先生本人不但善著述，而且辩才无碍、滔滔汩汩。那我们也反问一句：世界上有几个钱钟书，有几部《围城》？与他同时代的作家、比他早或晚的作家，有谁的作品至今还畅销呢？《围城》不仅是畅销书，而且是常销书，长效书。另一位大师鲁迅的著作，有多篇入选中学课本，但《羊城晚报》曾有过报道，并不特别受中学生的欢迎，说明与现代读者已经有了一定的距离。虽然我自己对两位大师的作品同样喜爱。畅销书不一定没价值，但通过炒作或吹嘘而促成的畅销书，总是让人联想到过度加工的垃圾食品。�
本栏目责任编辑 肖 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