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一个夏天，营口大洼县城一家小招待所里，县文化馆正举办一期工农兵业余文学创作培训班，二十二岁的孙胜从紧靠辽河边的西安农场赶来。这是他第三次参加这种培训班了。在那个凡事必搞群众运动的年月，文学创作也以群众性运动的形式开展着。主办单位往往用红头文件把散落在各处的业余作者召集上来，管吃管住，圈在一起写作。有些单位没有所谓作者，也要推荐文学爱好者参加――群众运动嘛，不能留死角。那时的孙胜爱读书，就被打入爱好者一类，令其参加。但他不知道自己算是哪盘菜，以为就是参加一次会议，稀里糊涂就来了，来了走不了，只得安心地候着。
这一次创作班与往常一样，除了样板戏创作原则，并没有什么课好讲，来了就写，闲了就侃。有不少是见过的老朋友，交流却是很重要的。此前第一次参加培训班的十余天里，迫于形势，孙胜磨出了一首七个字一行的四句民歌，此后就是听人家说，看人家带来的书，读人家写出的东西，也算开了眼界。创作班上的作者大多是县上有名的，他有意躲开人家，但他也无法静心下来写作，从根本上说他不太熟悉这门手艺。转眼一年后，他第二次到田庄台镇招待所参加县里举办的创作班，他挑了一间最冷但最僻静的屋子，只用了四天时间，写出了个一百四十多行的二人转脚本《支民商店》，以至于招来主办人的惊讶和青睐，还把曲艺专家找来对他的作品进行教正。曲艺专家只和他谈论一些作品之外的事儿，因为他种下的那个瓜已经熟透了。孙胜窃喜：这篇东西正好拿回去，给农场文艺队用。其时孙胜正在农场文艺队专门写演唱台本，本子能上台演出，工作就算出色了。事实上他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
就在这第三次创作班上，孙胜革命了，试探性地写起了小说。连续三篇小说，故事线条都很简单，篇幅也很短，应归纳进微型小说之列。当初他并不太懂小说，以为小说就是故事，但小说看得多了，还是故事，写作中就有意无意地加入了小说元素。在创作班结束的总结会上，主办人居然兴奋地宣布：在此班中我们惊喜地看到有人开始写小说了！在几乎全民诗歌运动的年月，一束新枝悄然探出头来。这段经历在他的散文《红蒲团》中有详尽的记述。
也许命里注定他得做小说，就在这个夏天，他掉进小说这个温柔的陷阱，从此不能自拔。
1978年，孙胜回到离别五年的故乡鞍山。那时的鞍山文坛同全国一样，盛行急于也便于表达人们精神解放的诗歌。孙胜写了一篇近万字的短篇小说《雾雨》，他把这篇小说投到一家期刊，很快被退了回来，编辑还热情地写了一大篇的退稿信。首先就提出了既有政治思想的方向性问题，还有不符中国国情的意识流的写作技法问题。这篇小说描写了一位年轻教师，在**中遭遇爱情和命运的转折，但也感受到人民对一个失落者的关爱，以至于在落实政策后他选择继续留在当年在困境中收留他的林场。小说隐含着一种忧伤的气氛，并见出作者语言和风格的清新。从小就不敢惹祸的孙胜在认真读过退稿信后，老老实实地将小说当文物一样收藏起来。在对自己做小说的能力充分置疑后，孙胜扔下小说开始着笔他称作分行的文章――诗。不料十年后，他不经意地拿出这篇小说给一位资深的编辑看，以证明自己开始写小说的年龄，倒让这位编辑吃惊不小：怎么没发？回答是当时让某编辑退了。这位编辑很是替他惋惜，一同分析其中原委：那个退稿的编辑也刚刚经过一场浩劫，他的伪职员的政治出身使他在后半生中如履薄冰，哪里敢发一篇稍有思想和色彩的小说？在这位编辑的鼓励下，孙胜又重操旧业，随后发表的《乡间一事》和《女厂长》等小说，显现出了他语言叙述的能力和故事构思的精巧。但在人性的挖掘上却躲躲闪闪，当年的那篇退稿是退错了，却在他心底留下了一个久久不能平复的疤痕。
同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一样，孙胜也经历过“三年灾害吃过糠、十年**下过乡、民兵训练扛过枪、内查外调跨过江”。从二十几岁起到现在做过十几种职业，工作曾经三五年换一个地方。但每一样工作他都做得很出色，每一段经历都在他的身心狠狠地割上一刀。让他刻骨铭心的莫过于当知青的时候，那五年他作过知青点的炊事员、小学校的代课教师，而农活一样没少干：修水利、挖土方、炒炸药（用硝酸氨化肥自制火药，爆破冻土）、修大坝、堵决口，后来又到农场的文艺队当创作员，在场办企业当采购员，随场部工作队下场院清查粮食……他已经融入当时的社会和人群。那五年的日日夜夜，他不敢回首。也正是那段岁月把他逼上了写作之路。这是一条重生之路，也是一条困苦之路。有时他会骂：我他妈的干什么不好，偏迷上这个破玩意！但更多的时候却很自得。痛苦和喜悦这对孪生魔鬼一直在困扰着他。
对于芦苇丛生、稻菽千顷的辽河畔，对于盐碱坑塘、低洼咸水的入海口，孙胜既恨且爱，因为他初出茅庐，命运就奠定在了这枯荣之间。离开那里以后，他既想回去又怕回去。有一年的一天夜晚，他从北京回来，车停在高坎站加油，他特意跑到路对面，在黑暗中向路基下的村庄眺望，灯火点点，渺如星辰，鼻子一酸，顿时大泪滂沱。那就是他插过队的地方，那就是曾经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地方，可那也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地方啊！
孙胜给笔者讲过很多这样或那样令他痛心的故事。早年有个表现知青生活的电视剧叫《今夜有暴风雪》，播放到最后一集时，望着远去的车轮从屏幕上消失，一直站在电视机前看的孙胜忍不住竟咧开嘴巴嚎啕大哭。被哭声惊醒的妻子无法面对面前的男人，听见哭声的邻居至今也不会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样天大的事情？那种经历已经渗入他的骨髓，经历的磨折使他的某根神经格外敏感。比如有一次，他帮助别人张罗一个出版物的展览，展览很成功，主办方请他吃了顿饭，丰盛的宴席却使挨过饿的他不敢举箸。主人们以为他是拘束，可他当天晚上回到家，无力地坐在地板上，像是跑了很远很远的路。妻子问他怎么啦？他长叹一声，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这顿饭太贵了，我无法承受！”……
知青的经历对孙胜来说，像一只无形的虫子，日夜啮咬着他的神经，让他不得安生。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对这段经历开始了仔细的打磨。他觉得只有小说才能把那种生活的那种感受表现出来。于是就有了《盐碱地》、《谁说爱过》、《爱悔绵长》、《小提琴》等一系列以荒唐岁月为背景、以知青生活为基点、以辽西风情为映衬、以历史现实为对应的中、长篇小说。每篇作品封笔后，笔者差不多都是第一读者，因为孙胜太信任笔者了，写完一篇，总是忙不迭地跑来让笔者先看一看。说真的，他的文笔还不够老道，但作品中或隐或现的质朴的底色、清新的韵味、深刻的思想、活泼的节奏，总让笔者为之一震。
孙胜的小说写得很苦，字里行间也充斥着凄楚的意味。他这一生怕都不会从那种经历和语境中解脱出来了。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笔者认为，如果说性格即命运，而经历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那么，对孙胜来说，那段经历也许是一生中最可宝贵的财富。
前些年，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孙武臣来鞍出席作协的一个会议，作为会务接待的孙胜与孙武臣有过几天零距离的接触。孙武臣得知了孙胜的经历，感慨说：你有这么多复杂的经历，应该写小说啊，也能写出很好的小说啊！第二天，孙武臣就向有关领导提出让孙胜到鲁迅文学院来“过一水”。有关领导当即表示尽力促成。可是却因为单位这样那样的阻碍，孙胜把这件事咽进了肚子里，只字未提。他曾经想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体验与补充生活，把那段经历完整地延续下去。这一想法得到了盘锦市作协领导的欢迎。他认为，对他的小说来说，经历是债，积攒的年头越多利息越重，晚了怕要还不完的。但此事仍旧因为这样那样的阻碍没有成行。
十五年前，孙胜又革了自己一次命，优柔寡断的他，居然一狠心停薪留职，去俄罗斯学习与游历。其间在去莫斯科时，他忙里偷闲跑了一趟图拉，钻进了雅斯纳雅・波浪纳山谷的森林，在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眠处凭吊了一回。可见他的志向自始至终还是一个小说。他记住了这位俄罗斯乃至世界的伟大作家的一句名言：“那些熟知人民并和人民生活在一起的作家是最有出息的。”在俄罗斯游历一年后回来，孙胜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远离太阳》。将近十万字时突然停笔，他又怀疑自己的能力了。假如写得平淡如水，倒不如暂时放下。在一种无法完成的状况下一旦写成，日后是无法重写的――他说。于是他以当年参加创作班的刻苦精神重新开始练笔……
了解孙胜的都知道他性格有些优柔寡断，本职工作处于文学圈子边缘，艺术心境也是里外徘徊。这就使得他对自己的写作能力、对作品思想的挖掘、题材的运用以及人物事件的把握缺乏足够的信心。即使我们都说他行，大有可为，他也还是转着童稚般纯朴的眼睛，认真地听了，好像是信了，但终于还是摇摇头。
明天就要到来，推开窗户，在刚刚探头的阳光问候下，正像三十年前那样，现在的孙胜似乎还是无法选择，在正业与副业之间幽灵般来回游荡。于是，我们还得继续听他愉快而伤感的唠叨：当初，我怎么就迷上这个破玩意了呢？……
命运注定他无法解脱！
（晨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鞍山市文联副**）
（本栏目责任编辑沙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