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围绕阿来“山珍三部”，分析“非在地”（中心城市）和“在地”（故乡）之间的多重对应关系。阿来的这三部中篇小说，直面当代社会现实，书写农牧民如何从“在地”的故乡走向城市，并密切地关注他们精神困惑及价值选择。“山珍三部”展示了阿来书写的关注点从家族/民族史转向普通的生命个体，从人与人的关系转向人与自然的关系。无疑，这是他写作的又一次升华。
关键词：阿来;“山珍三部”;在地;非在地;消费时代;人与自然
阿来的创作从诗歌开始，因长篇小说成名，却一直对中短篇小说情有独钟。也许是他的长篇小说太过耀眼，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中短篇小说在其创作历程中的意义。如果说，阿来的长篇小说着力描摹历史、人性、命运这样宏阔的命题，那么，他的中短篇小说则诉说着卑微个体的挣扎和精神向往。在这个意义上讲，阿来的中短篇小说并不是长篇小说的补充，而是生命意义上的转承抑或提升。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他借书写《尘埃落定》的余兴，把生活的感性残片重新拼接，写下了《月光下的银匠》和《行刑人尔依》两部中篇，这两篇富有传奇色彩的小传作为宏大历史的寓意积存，为探寻民族历史提供了多重的切入视角;2001年，写作停顿了两年的阿来，在异国回溯那段噩梦般的少年经历，写下了中篇《遥远的温泉》，并展开了关于野蛮与文明、城市与乡村的深邃反思;2003年，阿来改写了《格拉长大》作为“再次准备上路”之前的小小试笔，随后，把它和另外5个中篇、12个短篇进行组合，构成了被誉为“花瓣”式结构的《空山》。正如脚印所言：“阿来的中短篇小说，打磨得很精致，风格稳定，谈这类小说是很要有心智的。”①确实，阿来的中短篇小说更集中地表现他的才情，阿来总能为它们找到最恰当的书写形式，他的中短篇小说简短却不简单，很多时候它们是阿来生命的反刍，却因经过时间沉淀而分外耐看。
然而，阿来并没有停止生命探寻的脚步，在书写了“城市花草笔记”《成都物候记》和“非虚构”作品《瞻对》后，2015年，阿来重新出发，从“青藏高原上出产的，被今天的消费社会强烈需求的物产入手”②写下了《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三只虫草》下文简称《三》，《蘑菇圈》下文简称《蘑》，《河上柏影》下文简称《河》）这三个故事，合称为“山珍三部”。“山珍三部”依然围绕着边地村落展开，它们是21世纪“机村”（《空山》）生活的延续，同时也显示了阿来在人与自然关系探索上的掘进。我发现，社会身份的转换以及文化视域的进一步开阔，都使得阿来更加自觉而审慎地对待民族文化以及故乡藏地。他以自然之眼观物、以智性辩物、以感情悟物，直面衰颓的乡村现实，既不回避丑恶，也不渲染温情，而是把现实与梦想、憎恶与悲悯拧在一起，发掘自然生命的韧性与温度。
一直以来，阿来都是边地文明的守护者，他以谦卑的姿态聆听自然的声音，努力在作品中述说青藏高原的原真样态，即便如此，“我们今天的边疆文学或者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我们本地人自己对边疆地带的书写，很少按照它本来的样子。……我们在按照别人所想象的西藏或新疆来书写这些地方。结果是，书写越多，我们离本身的生活越远。我们的写作本来是在地的，但是成了对非在地的书写的模仿，成了‘中心城市的文学在天边的回响’。”③可以肯定，“在地”是阿来在文学意义上扩大的故鄉，它不仅是血缘范畴上的故乡而且是文化范畴上的故乡。更进一步地说，“在地”与“非在地”不仅仅是地域空间上边地乡村与中心城市之间的差异，它们还涉及落后与先进、现代与民族等多重问题。可是，“在地”与“非在地”之间并非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我们发现，阿来很少直接描摹“非在地”的城市，但它却作为辽远的存在，影响、规约着“在地”，进而改变着“在地”的思想观念以及人际关系。事实上，“在地”是阿来作品中文化碰撞交融的话语场，生命的焦虑、渴望与怅惘由此展开。阿来密切地关注时代变迁中，个体生命的精神困惑及价值选择，并从广阔的自然中汲取力量，积极构建新时代边地生活的人文景观。
一 故乡：“在地”与“非在地”
人的一生可以去很多的地方，可以回的地方却只有故乡。“故乡”之于阿来是一个纠缠不尽的话题，“与众不同的存在经验、民族身份、文化积淀和精神底蕴，尤其是阿来所占据的嘉绒地区的地理特征，他的藏族、回族混合的血缘”④以及由此诱发的人生经历与创痛，都对阿来的创作产生了气质性的影响。回首阿来的童年经历，工作组、地质队、老师（《百科全书》）等带来了“非在地”的文化辐射，促进了他的精神成长。然而，美好憧憬与严酷现实的相互撕扯，构成动态的张力，在催生了少年对远方渴望的同时也拉伸了他的痛苦。可以说，这段经历在阿来的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并屡屡出现在《旧年的血迹》（1986年）、《环山的雪光》（1987年）、《芙美，通向城市的道路》（1989年）等“成长主题”的作品之中。阿来毫不掩饰地用了“永远脱离”“永远离开”“逃离”“再也不要”这样的词语表达他逃离的企盼，在少年特有的焦灼与激烈中，离乡的意识不断被强化。虽然，他也对逃离有着诗意的想象：“天空激荡着巨大的回响/这个世界，如此阔大而自由/家在边缘，梦在中央”（诗歌《永远流浪》），但我们却不难从以梦为缰、自由流浪的憧憬之中，发掘出摆脱农籍、脱离穷苦的现实诉求。
从某种意义上讲，桑吉是阿来“成长主题”小说的延续，我们也不难发现阿来对他的偏爱。“海拔3300米。寄宿小学的钟声响了。桑吉从浅丘的顶部回望钟声响起的地方”，故事一开头阿来就用极简的笔墨把整个故事夯得结结实实，我们跟随着少年桑吉在冻土苏醒的味道、青草的味道中奔跑，这好像有点精神的返乡意思。然而，阿来却无意谱写浪漫的田园畅想曲，诗意的腾挪也并非意味着从现实困境中剥离。当权利、欲望等隐形的力量浸蚀了一度圣洁的雪域高原，人的贪欲也在这短暂的虫草季中苏醒。虽然挖虫草换钱可以暂时缓解家庭的困境，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乡村的衰败。阿来从少年的视角，沿着桑吉敏感的神经来体会复杂斑驳的人生世相。他将人物置于动态的历史现实之中，探寻其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及人生选择：面对禁牧的草原，表哥想跟过去一样放牧而不可得。我禁不住联想起《河》中“自己不动，风过时动”的谶语。无论想与不想，青藏高原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冲击，虽然学成归来的王泽周在对岷江柏的考证中建立了生命与自然的广阔联系，进而得到救赎;但失去了精神支撑，不学无术的表哥却注定在消费时代走投无路。相较而言，桑吉困惑解决则轻松得多，小说的结尾他以“这所学校办学以来的最好成绩”考上省城的重点中学，成功地走向远方。在暂时和解的表象之下，这个现在的中学生、未来的大学生，以后会是怎样，将又是一个问题。
事实上，我们很少将桑吉们的未来和阿来作品中屡次出现的官员形象联系起来。无论是一心只想升官、迷失在权利欲望之中的调研员、书记（《三》）;为保全自己，欺负了无辜的姑娘、推卸责任的刘主任（《蘑》）;还是玩弄权术、丧失人格的贡布丹增、多吉（《河》）……这些形象都是作为主人公的陪衬或是反面对照而出现。当然，阿来也描写了像胆巴（《蘑》）、达瑟的叔叔（《空山》）这样当上大官远离故乡的正直却又空洞的官员。在或调侃或坦诚的笔调中，我们似乎愿意遮蔽一个事实，那就是成为这些官员中的一员，是桑吉们故乡出走的结局之一，并且也许是世俗意义上最好结局。当然，这不是阿来认可的理想结局。
我们注意到，阿来对于远方“非在地”的渴望更多是在精神层面上，他一直在寻找“灵魂皈依的地方”。如果在远方找不到方向，那么，王泽周（《河》）从“离家越来越远”的大学回到故乡。饶有意味的是，《河》的书写自由而率性，小说的前五章都是序，只有最后一章是正文，甚至“序篇一”直接由数种植物志的摘抄构成。事实上，体式的特别并没有掩盖意蕴的深邃，反而增加了文本呈现的多种可能。《河》不仅是对“此在”故乡认知的现实深化，更是对故乡历史的解构。在阅读中我们不难发现，“柏树下的日常生活”“木匠故事”以及“花岗石丘和柏树的故事”共同构成了小说叙述的三条线索，其中王泽周对花岗石丘和柏树的历史探求无疑是书写的核心。在这个故事中，佛教游方僧人从西藏来到信奉自然神的“在地”山谷，并没有被接纳，僧人死时发出诅咒，使得巨石陨落，而统领村庄的酋长一家连同族人的记忆一起消失。细想起来，岷江柏扎根所在的花岗岩是“非在地”的游方僧人对“在地”诅咒的产物，这个“关于石头的故事而不是柏树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讲，柏树和花岗石丘是王泽周与故乡关系的隐喻，他（人与树）扎根于此，而扎根地（故乡与花岗石丘）却掺杂着“非在地”的因子，这构成了有关民族历史反讽的同时，也显示了历史的强大包容性。它意味着，在一千年前，“非在地”以有力的诅咒毁灭了不愿接受它的“在地”，幸存的人們“梦境被巨大的力量压碎了，……他们好像失去了记忆，并不记得他们面前应该耸立着一座城堡，而不该是一块山丘一样的巨大花岗石”⑤。在这里，失去梦境等同于遗失了关于“自我”的民族记忆，却没能阻挡生命的繁衍。可以说，这里是王泽周“从没有被书写过”“没有历史”的故乡的一次错位的回溯之旅，他没有找寻到故乡的过去，但却从当下的存在之中感受到生活的宽宥与生命的坚韧。
不管我们接受与否，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早已成为了切近的辽远。大量的农牧民带着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以及精神成长的渴望，从故乡的土地中剥离出来、走向城市。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在远方找到命运的出口，而“在地”的家园也在历史的阵痛中瓦解、变形，不再是原来的模样。阿来密切关注从“在地”通往“非在地”道路上，移民们的精神困惑及文化选择，在骨肉相连的生命面前，他既不掩饰苦楚，也不解释苦难，而是把生命以及灵魂向着故乡、向着大地打开。
二 消费时代：“我们”与“他们”
进入21世纪以来，历史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前推进。我们注意到，在《三》中，为了短暂的虫草季，桑吉逃学的错误行为得到了父亲的默许，并使母亲流下感动的泪水。尽管对稀有虫草疯狂采掘迎合了都市“贵的就是好的”病态养生观，但虫草的真实效用却有待商榷。不仅是虫草，连松茸、岷江柏也因为稀有而变成昂贵的商品。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我们”变成这个利益链的底端：桑吉的学费是卖虫草得来的钱，自然的守护者阿妈斯炯也用蘑菇换钱支持儿子，王泽周的父亲则指挥了岷江柏的再制造……不管是接纳还是反抗，“我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了破坏家园的帮凶，《蘑》中，因为寻找松茸的人太多，树林被踩得板结，再也长不出蘑菇;在“山珍三部”的收束之作《河》中，家乡的人们围观最后几棵岷江柏被砍伐，然后离开、“永远也不再回来”。这是消费时代对物质疯狂掠夺所带来的恶果，“我们”毁灭了千百年来的栖息地，在日益荒芜的土地上，袒露的不仅是过剩物质欲望还有散落在地的精神残片。更进一步讲，业已破碎的家园既无法收纳沉重的肉身，也无处安放下坠的灵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无物之阵”。
可以说，阿来从来都不是一个抱有狭隘民族观的作家，虽然“我们”与“他们”之间存在着民族与现代、古老与文明等多重问题，然而，这些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过去的“我们”依托于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对世界万物有着朴素理解;现在的“我们”受到了外界“他们”的影响，生存方式、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讲，如今的“我们”已经不再是原初的“我们”，甚至成为了“他们”。在过去，“我们”的机村能包容带孩子的单身女人斯炯;现在的“他们”却容不得“胎儿”蘑菇长大，而要迫不及待地挖走它。在阿妈斯炯看来，当前的“同村人”已经不再是血脉相连的乡亲，而成了村里的“其他人”。这是消费时代金钱所诱发的堕落，作者连用了六个“他们”，刻画了人心向着贪婪滑行的弧线。
在王泽周身上，我们不难发现“我们”与“他们”的某种特殊的排异与融合。因为汉藏混血的民族身份，他更加重视藏民族的文化与传统，但在血统纯正的藏族同胞眼里，他依然是“异乡”汉族人的后代;而在父亲故乡的人眼里，他也并非是那个汉族奶奶的孙子，而是“蛮地”的“蛮妇”所生儿子。这种排异性在他的父亲王木匠身上表现得更为典型，他是外乡逃荒来的汉族木匠，“不知名的村子”和一个并不洁净的女人收留了他，却没有接纳他。“虽然他就像这个村子里的人一样生活，一样劳作，吃一样的饭食，说一样的话语，但他依然是一个无根底的外来人。”⑥这里，父亲王木匠是更具符号指代意义，他的名字只存在遥远的乡书“明轩贤侄”的称呼中，不止村里人认为他是“无根底的外来人”，就连他的儿子也觉得他是“异乡人父亲”。这么多年来，他在生活的“在地”娶妻生子，却非常的隔膜;而占据他心灵中心、给他慰藉的却是远方“非在地”的故乡。更为可悲的是，“在地”固然疏离，而没有了母亲的故乡，他却再也回不去了，王木匠成为了一个无根漂浮的双重异乡人。当然，这也包含着一些现实层面的阻隔：他并非衣锦还乡，而是从更边远的乡村回到乡村。
消费时代改变了很多东西：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消费世纪既然是资本符号下整个加速了的生产力过程的历史结果，那么它也是彻底异化的世纪。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如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⑦当文化、血缘、人际关系不再构成为“在地”成员判断的核心，一个荒诞而又合理的结局是：这个生活习惯跟“我们”一样，却一直被隔绝在之外的汉族木匠，成为了“我们”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他当顾问、挣很多钱、完全被接纳。写到这里，我禁不住联想起了《蘑》里的吴掌柜，他从饿死人的故乡逃出来，路上一家人都死了，而“机村”却也不让他好好活下去，最后，他跳河自杀，“那个没有魂魄的尸体从下游几百米处冒上水面……往他家乡的方向去了”⑧，他以死亡为舟顺水漂流，至少，他回的是家乡的方向。而王木匠却再也回不去了，更准确地说消费大潮冲淡了人的乡土意识，故乡虽然清晰可触，他却已经失去了回归的欲望。
这是消费时代的隐喻，“我们”在“我们”的村子里变成了“他们”，而“他们”也在融入、甚至坚守着“我们”。更进一步地说，当“我们”的本心在物欲中迷失，“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已经变得含混而难以界定，似乎也失去了界定的必要。在这个问题上，阿来的叙述姿态是坦诚的，他直面切近的生活现实，立足于“我们”与“他们”之中，并始终保持清醒的理性，既不美化也不背离，只是忠于生命本来的样态，在极其自然的状态之中体察人性的丰富和生命的可能，行文中也夹杂着困惑与犹疑。
三 生命的纵深：“人”与“自然”的 同存共生
三十年前，而立之年的阿来写下了《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这首被他自己称为“文学宣言”的长诗，他在诗中写道：“而我父亲的儿子已经死亡/我的脸上充满了庄严的孤独——我乃群山与自己的歌者。”在这里，阿来初步确立了自己的书写立场，他以孤独行者的姿态抛却了人类群族中“父亲的儿子”的身份，把自己定位为“群山與自己的歌者”，并在雄奇自然与内在精神世界之间构建了一种对话关系。之后，阿来并没有急着出发，而是深入研究地方史，着力讲述着复数意义上“我们的”故事。对于阿来而言，辽阔的自然是他“精神一片荒芜”的青少年时代的伙伴和老师，也是他精神与肉体的原乡，但阿来却拒绝任何关于故乡大地的诗意伪饰，他带着庄严的责任感直面这片雄奇的大地，写下了浪漫激越的《尘埃落定》、博大浑厚的《空山》、华丽恢宏的《格萨尔王》以及厚重沉郁的《瞻对》。在结束了“使写作者抑郁”的《瞻对》创作之后，阿来“要自我治疗”，于是写了轻松、单纯的《三》，用简单明净的故事安抚消费大潮中躁动不安的人心。在阅读中我们不难发现，阿来由探求个体生命与家族/民族历史的关系，转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切，这种关切中包含着阿来独特的宗教意识。后来，这种意识在被誉为生命安魂曲的《云中记》中得以升华，进而转化为对人与灵魂之间关系地探寻。
谈起阿来写作与自然的关系，不得不提及另一部在其书写脉络之中极具力量和分量的作品——《空山》。在村落历史的急速演进之中，阿来意识到自然不仅是“借景抒怀”的工具，而且是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自然的衰败史也是村落的衰落史。空山是天火之后，被人的欲望之火毁灭的空山;是丰收之年，人们泯灭良知杀死猴子朋友的空山;是挖出了祖先的村庄却依然静寂的空山……即使如此，阿来依然从自然中寻求乡村的纵深和希望，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种希望中还夹杂着些许虚妄。后来，病中的阿来被花草鼓舞、切实地感受到人与自然同存共生的紧密关系，并写下《成都物候记》。相较而言，《成都物候记》是从花草物候中倾听四季，关照个体生命的“小确幸”;而“山珍三部”则是将生命物候上升到人类命运的“大”声音。
实际上，“山珍三部”是写给未来的乡村，“未来需要有一个纵深，而中国的乡村没有自己的纵深。这个纵深首先指的是一个有回旋余地的生存空间。中国大多数乡村没有这样的空间。另一个纵深当然是指心灵。”⑨阿来并没有回避乡村社会的沦落丑态，人们从自然中贪婪攫取来换取短暂的经济利益，导致自然资源的透支甚至衰竭。阿来从对人与人关系的关注中转过身来，走向了广袤的大地、绵延的群山以及无边的草原，研习自然进而认识自我，在自然的回旋中扩展生命的纵深。回顾阿来在20世纪90年代写过的几篇关于动物的小说：《红狐》《狩猎》《银环蛇》《野人》《鱼》（短篇）⑩等，故事多是以男性视角为中心，围绕男性猎人与猎物之间的博弈展开，对原始预兆和禁忌文化进行递嬗式的描摹，展示了藏民族沉积的“集体无意识”，其中也不乏对神秘氛围的营造和人性的拷问。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群蜂飞舞》这篇特别的佛教题材的小说，我们从中不难窥见阿来的文化方位与写作追求，他并不渲染宗教的伟大与神秘，而是重视“本心”，强调精神上的纯粹。这种对“本心”尊崇的朴素价值观延续到“山珍三部”之中。
准确地说，阿来是一位具有情怀的作家，在阿来看来，人首先要与自己和解，进而与世界和解。所以，桑吉最后原谅了校长，阿妈斯炯平和地看待与哥哥、儿子之间的“洛卓”（笔者注：藏语，前世没还清的债），王泽周要带儿子回一趟父亲的老家。他们以平等的姿态面对自然界的生命万物，听从本心来生活，用宽恕与悲悯叩击人性褶皱的隐秘，给予我们温暖与慰藉。
总的来说，“山珍三部”是阿来创作的又一次转承，它展示了阿来对自然万物认识的升华。从此，自然不再是故事叙述的背景，而成为写作的中心之一，这有些接近美国自然文学的路数。在他看来，自然不仅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厚度和宽度，而且能够使生命与更雄伟的存在对接。故而，桑吉是自然之子，他会为把虫草看成是30元钱还是一个生命而纠结;王泽周是自然的守护者，虽然这种守护是知识层面的“不为悲悼，而为正见”;阿妈斯炯是大地母亲，她会在饥馑年代，背水来浇灌蘑菇圈，在生命困厄之中，依然与鸟兽和谐共生，用心凝听“雾气凝聚”、生命萌发……就阿来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与其说是审视、进入，不如说是融入、回归，行文中蕴含着母语文化的哺育以及对自然真诚而深沉的爱意，他用质朴而纯真的语言为我们建构了一个“自然世界的乌托邦”。
“山珍三部”展示了阿来的书写进入了自在无碍的境界，他将倾听世界与心灵的自我审视结合起来，语言极具张力，读起来很顺畅，解读起来却不轻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价值判断的缺乏，相反，文本在丰富幽邃的生命细部中所展示的复杂生活世象，远远地超出了对与错，新与旧，甚至是人与物的边界。阿来的心向着天地万物展开，用质朴与纯净穿透伪善与丑陋，建构了一个自然而浩大的文学世界。桑吉观察虫草生长进而探寻自然的秘密，王泽周从岷江柏的故事中发掘民族历史，而阿妈斯炯坚定地守护着自然的蘑菇圈，进而守护着人类的生命圈。他们扎根于辽阔的青藏高原，这里不仅是地理上海拔的高原，也是生命的高原、精神的高原。
阿来智性而又沉静，他是一个有明确的文学观，并不断反思、提升自我的作家。很多时候，读他的小说更像是聆听生命的吟唱，行走在雄奇旷远的青藏高原上，连绵吟咏，朴拙宽厚。阿来对自然深怀敬畏，用沉潛的耐心倾听自然律动，用生命湿润的部分感知温暖和力量，对抗生命路途中的磨难和悲苦;在平淡节制的韵律之中展示厚重的情感与生命的纵深，既有着复杂的含混，又漫溢着人性的光辉。
注释：
①脚印：《十五年阿来》，《鸭绿江》（上半月版）2001年第4期。
②阿来：《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三只虫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③阿来：《边疆地带的书写意义》，《四川日报》2014年6月27日。
④张学昕：《阿来写作的“语自在”世界》，《阿来研究》2019年第1期。
⑤⑥阿来：《河上柏影》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105页，第64页。
⑦[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⑧阿来：《蘑菇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
⑨阿来：《有关〈空山〉的三个问题》，《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2期。
⑩阿来写过两篇题为《鱼》的作品，中篇《鱼》发表于《现代作家》1989年第10期，书写了一个家族的破败史，诉说了特定时代中隐秘的爱情和命运。短篇《鱼》发表于《花城》2000年第6期，后收入散文集《就这样日益丰盈》，通过狩猎中钓鱼所带来的心理不适，书写了沉积在藏民族心理深处的集体无意识。
（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规划项目社科研究基地专项课题“当代草原文学作家的身份建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7ZJD007;内蒙古民族大学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大众传媒视域下的草原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NMDGP17112）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