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及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对美国霸权体系造成严重冲击。为此，美国理论家近年提出全球公域论，将环境资源的全球公域概念加以引申，使其内涵从全球公地、人类共同财产、人类共同遗产拓展到人类共同关切事项，外延从国际法延伸到国际安全与全球治理领域，试图将“全球公域”打造为国际秩序新概念，既要达到让新兴国家分担国际责任又不容许其分享全球领导权的目的，在削减费用的同时又能维护好美国的核心利益和领导地位，实现美国霸权从“霸权稳定性”到“霸权可持续性”的转型，追求“巧霸权”。形成中的全球公域理论与美国全球公域战略对国际体系将带来一系列挑战，值得我高度关注。
关键词：全球公域；巧霸权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2-0049-06
一、全球公域概念及其嬗变
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概念是从资源的共同管理、共同利用的观念逐渐演化而来的。这一概念起初着眼于自然维度：环境（全球公地）、资源（人类共同财产），法律维度：国际法（人类共同遗产），近年越来越多转向安全维度：国际安全（人类共同关切事项）。全球公域概念的演变，与超越主权的人类公共问题凸显，密切相关。令人忧虑的是，美国近年来大力打造全球公域理论，已经远离全球公域三大原初概念——全球公地、人类共同财产、人类共同遗产，日益以“人类共同关切”面目蜕变为新的霸权理论。按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说法，全球公域是“不为任何一个国家所支配而所有国家的安全与繁荣所依赖的领域或区域”，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
美国学者波森（Barry R.Posen）是这一转变的领军理论家。他认为，美国享有对全球公域包括公海、领空和太空的控制权。控制公域帮助美国通过限制他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互助等方式来削弱对手。对全球公域的控制是美国政治的军事基础，是冷战后美国霸权政策的助推器，用军事能力维持控制全球公域是美国的强项。全球公域的代言人丹马克（Abraham Denmark）称，海权论之父马汉或许是第一个提出“全球公域”这个术语的战略家。他把全球海洋命名为“一条广阔的高速公路，一个宽广的公域”。
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概念来源于全球商业（global commerce）。不同于英国对全球公域界定为重视商业的全球化网络，美国定义侧重军事安全。在英国，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研究宗旨的英国全球公域研究所（Global Commons Institute）是全球公域的领导性研究机构，而美国是具有浓厚军方背景的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综合起来说，美国战略家提出的当前全球公域安全问题主要有四大类：
第一类是海上安全问题。90%以上的全球贸易经由海洋。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关系全球贸易正常运行。六个海上通道——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曼德海峡，是全球海上公域安全的核心。
第二类是外太空安全问题。目前在太空中翱翔的飞行物，大于10厘米的有1万9千个，小于10厘米的有150万之多。拿卫星导航系统为例，目前存在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GPS）、欧洲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俄罗斯的Glonass系统及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竞争。如能开发其互补性，展开聪明合作，将有利于维护太空安全，避免太空军事化。
第三类是网络安全问题。全世界的政府、军队、公司都依赖网络空间进行沟通、交流、定位。2008年网络服务创造2570亿美元产业。纽约市每天的金融贸易转移高达4万亿美元，超出美国GDP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来自政府或非政府的各种黑客攻击，日益成为各国军事与民用网络安全的头痛问题。为避免网络战，急需制订网络安全规范和相应国际法。
第四类是航空安全问题。目前，世界上每天约10万个各类航空器在空中运行，民用航空每年搭载22亿乘客，承担35%的制成品国际贸易值。冰岛火山灰事件表明，自然灾害日益威胁到航空通道安全。
显然，这些问题都是美国关心的优先方向，并非真正的“全球公域”，并未包括我们更认同的全球生态环境系统等，更未企及“公有”（of a11）、“公治”（by a11）、“公享”（for a11）的境界。
针对不同类型的全球公域问题，美国设想的维护全球公域安全的目标依次有四层次：首先是确保有效进入（access）全球公域，如航空及外太空不被敌对势力所干扰。其次是保护（protection）全球公域安全，如保护网络安全。再次是提升（promotion）全球公域稳定性，尤其是重要国际海域和公海安全。最后是主导（dominant）或控制（control）全球公域，这一点很难做到。美国有学者公开表示，维护公域安全是一种神话。维持全球公域的开放和稳定将成为现实目标。
概括起来，美式全球公域概念实现了以下三级跳：
——区域到领域：格劳修斯一马汉全球公域观侧重于公地、公海，局限于区域。现在发展到领域，已突破传统国际法范畴。全球公域论也超越了地缘政治理论。
——有形到无形：新美国安全中心将网络等无形领域纳入全球公域范畴，拓展了传统全球公域外延，曾引发国际争议。但随着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网络安全已被列为全球公域典型安全问题。
——狭义到广义：全球公域的鼓吹者丹马克将狭义的全球公域拓展到全球治理的广义范畴，从而印证了全球公域概念再次流行是为美国霸权转型、打造新霸权服务的。
全球公域理论超越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国际安全理论。然而，中国学者对全球公域的分析，较局限于环境资源和法律分析。中国国际公法领域的研究者从全球环境退化的遏止以及建立追究国家和其他国际法主体的环境责任的制度构建问题对全球公域概念进行了讨论。
本文着重分析形成中的美国全球公域理论与战略及其带来的对国际关系、中国外交的挑战，认为全球公域问题有其“公”的一面——全球化发展带来的问题与领域跨越国界，也有其“私”的异化倾向——美国借全球公域加速对全球化的建章立制，实施霸权转型，打造巧霸权。美国的理论创新与战略转型，激励我更新观念、创新理论、实施战略思维转型。我应在美国内全球公域概念尚处于摸索和争论阶段，大力倡导全球公域的包容性发展原则，增强战略主动性，适时提出我包容性全球公域观。 二、全球公域问题带来的挑战
全球公域安全问题的提出和日益受重视，有时代发展的必然性。与此同时，全球公域也带来不少相关问题：
法律问题《芝加哥公约》序言和第1条规定，“各缔约国承认每一国家对其领土之上的空域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美国界定的全球公域试图将空域纳入全球公域范畴，对传统国际法体系提出严重挑战。不仅如此，传统国际法体系对全球公域问题存在诸多空白，为美国加紧制订新的国际行为规范提供机会。
外交问题全球公域问题引发的国际外交博弈不仅体现在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还体现在新兴国家内部。西方观察家甚至断言：“新兴强国具有一些共同的抱负和冲动，尤其是挑战西方对全球公域的主宰。然而，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往往比它们与西方之间的矛盾更深。”
安全问题全球公域问题反过来为开启国际合作、全球治理，提供了安全上的紧迫性。不同于地缘政治的概念，全球公域不涉及陆地，不属于一国主权内事务。因此，全球公域安全没有有形敌人和固定对手。应对全球公域挑战需要广泛的非军事工具，包括政治、外交手段，同时须和商业、工业与法律利益攸关方拓展合作。
从现实而言，形成中的全球公域理论对现有国际体系带来诸多挑战：
1.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
现行国际体系是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后塑造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全球公域问题强调超越国家层面，为人类共同关切事务，使得传统国际体系的基石——民族国家，必须与非国家行为体一道，去竞争全球公域的话语权、治理权。
2.以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安全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所以运行至今，主要是保留了国家间行为准则——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以体现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如今，全球公域问题超越民族国家范畴，应对也就超越了不干涉内政的限制。全球公域问题凸显客观上提供了必要时干涉内政以实施全球治理的要求，但也有可能成为大国打着人类共同关切旗号对他国内政进行干涉的借口。全球公域论可能发展为全球版本的“保护的责任”论。
3.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
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难以适应网络化、虚拟化的经济运行需要。全球公域问题，比如互联网经济，对基于双边经贸关系为核心的全球分工体系造成严重冲击。共同安全、共同命运取代互利共赢，成为新体系的核心价值观。
4.以和而不同为原则的国际价值体系
尊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也是传统国际体系运行的法则之一。全球公域问题凸显，一方面在呼吁超越国家层面的发展模式、制度选择以及价值观念，塑造人类共同价值；另一方面也可能为强势话语国家所滥用，以达到将自己价值包装为普世价值的目的。
5.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国际法体系
全球公域概念强调超越传统陆地、领海、领空范畴，反对排他性主权，这将对以传统国家主权为核心的国际法体系造成冲击。美国借助全球公域问题抓紧对全球化建章立制，在互联网、公海、太空等问题上试图规避传统国际法或制订新的国家规范，已经引发新的国际软冲突。
6.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
理论上讲，联合国是维护全球公域的最合法、最权威平台。但实际情形是，联合国是一个很好的谈判场所，而非解决问题的有效舞台。这便助长了美国通过北约或“志愿联盟”应对全球公域挑战的冲动，对传统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构成挑战。
从理论而言，美式全球公域论也存在诸多软肋：首先是有利于强者、先发国家。其次是目标一手段矛盾：目标是全球的，手段是国家的。联合国最有资格制订全球公域规则，但往往被美国架空。第三是无法监督。军事色彩浓厚，背离全球公域的原始涵义，不代表真正的全球公域方向。第四是国内价值的国际化。打着“公”的旗号谋“私”利。典型的是，互联网自由成为政权更迭的重要手段。
针对上述理论与实践挑战，研究全球公域理论具有以下几方面重要意义：
一是探讨全球公域理论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外交理论，尤其是国际安全理论、国际法理论的新挑战，丰富和发展全球化理论。
二是研究美国霸权理论转型与联盟战略走向。美国学者丹马克主张，应对中国崛起，欧美应在全球公域合作；印度是应对全球公域挑战的盟友。这一设想，得到了印度学者莫汉（C.Raja Mohan）的呼应。在美国访问时，莫汉提出将崛起的印度作为美国塑造全球公域的伙伴，并从印度洋、太平洋海上全球公域首先启动。这些动向值得高度关注。
三是妥善应对中国全球公域威胁论。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员方艾文（Evan Feigenbaum）等美国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日益增强，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区域的博弈可能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国有能力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公域构成挑战。尤其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将南海视为所谓“全球公域”，妄称中国的主权宣示威胁到该“全球公域”的通过权和航行自由，俨然将美国标榜为“全球公域”的捍卫者。
三、美国的全球公域战略及其意图
美国宣扬“海洋、天空、太空及网络等全球公域对所有国家开放”的原则，作为对亚太地区安全承诺的指导原则，近年已持续引发震荡。中国似乎成为全球公域战略的目标。
美国近年提出“全球公域”概念，并以此提出国家安全新战略理念，具有多方面的战略考量：
其一，为增进美国霸权合法性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全球化和新兴国家的崛起，使得基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主导国际秩序的“霸权稳定论”，难以为继。美国近年的关切是从“霸权稳定性”到“霸权可持续性”转型，于是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将新兴国家赋予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责任。更为紧迫的是，在债务负担日益严峻而挑战日益多元的情形下，如何确保新形势下美国的领导权？“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试图回答这个根本问题。它以“共同全球产品”（common global good）取代“公共产品”（public goods），丰富了国际机制理论。这相比“公共产品”而言更具有迷惑性，既要达到让新兴国家分担国际责任又不容许其分享全球领导权的目的，在削减费用的同时又能维护好美国的核心利益和领导地位，实现“巧霸权”。 其二，为全球化建章立制服务。近年来，美国加紧以国际法空白或灰色地带建章立制。空海一体战、太空高地、网络行为准则是典型例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12海里主权、200海里资源开发权，而12—200海里之间属于经济专属区（EEZ），外国军舰有无害通过权。由于美国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且感到无害通过权对美国航空母舰的束缚，全球公域理论于是提出海上公域的开放原则，要求经济专属区的自由航行。美国近年就是在南海问题这样混淆是非的。
其三，为对外干涉寻找借口。现有国际体系，尤其是国际法，都是国际层面的。但全球问题和挑战超越国际层面，越来越多以全球层面出现。这样，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为美国制定新的全球规则和对外干涉找到了时代借口。比如，美国混淆南海主权争端与公海航行自由，制造中国“全球公域威胁论”，为干预南海问题寻找合法性。继白宫公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后，五角大楼正加紧修订其军事规则手册，确定网络袭击有可能是战争行为，使指挥官有权选择对得到外国敌对势力支持的黑客实施报复性军事打击。这就改写了目前联合国宪章里规定的自卫权，对国际法具有深远的影响。
其四，为军事安全转型寻找新的动力。从防御层面讲，美国的军事后勤、指挥、控制系统，及远程力量投送能力，日益依赖全球公域安全。以全球公域理念为指导，美国计划削减军事开支以解决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重点投资海洋、空中、网络技术，应对“非对称性”及“反介入”军事威胁，倡导“空海一体战”，实现所谓“减脂肪、增肌肉”的理念。从进攻层面讲，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是为争夺战略制高点，着眼于未来国际竞争。全球公域控制是美国全球地位的保证，帮助美国通过限制其他国家经济、军事、政治的权力来削弱其对手，允许美国即使拥有很少的军事存在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动战争。同时，全球公域问题凸显，为美国军民结合技术的创新提出了时代要求，也必将刺激新的战略支柱产业发展。
其五，为美国的安全同盟体系寻找新的使命。美国认为，全球公域问题已凸显为跨大西洋同盟的重要问题，于是加紧以全球公域战略新概念塑造北约新使命，认为北约有28个成员国，另与50-60个国家保持良好合作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安全组织，北约在全球公域问题上责无旁贷。由于北约成员国分歧，国务院顾忌国际社会的反对，最终阻止了国防部设想的北约战略新概念中以提高全球公域稳定性、维护对全球公域的通畅，作为北约新使命的设想。然而，美欧在全球公域以及国际干预问题存在诸多共识，差异在于全球公域的目标是控制还是分享。美国不会放弃将北约打造为“全球公域”的捍卫者，甚至提出将中国纳入全球公域的新接触政策以重振跨大西洋联盟。在亚太地区，传统美国的双边军事安全体系日益捉襟见肘，多边安全机制建设愈益迫切。美国一再重申，维护区域安全并不能单靠一个国家，而是所有利益相关国的共同责任。因此，美国也着重于在亚太区域内协助友邦提升能力，并加强各项多边合作机制与组织，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适应了这种转型，强调为应对全球公域问题挑战，以新的伙伴同盟弥补冷战时期形成的霸权联盟体系不足。这样，全球公域论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理论基础。
其六，为威慑潜在对手，整合新兴力量提供新的实验场。全球公域概念，既有美国寻找新威胁的意图，也有寻找新的国际合作伙伴的动因。比如，美国一方面将俄罗斯、中国、伊朗的黑客威胁，中国导弹打卫星计划说成是对全球公域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正如打击索马里海盗行动显示的，美国也认识到，应对来自国家或非国家的全球公域安全威胁，非美国一家能为之，与新兴大国及关键国家的合作日益必要。全球公域概念服务于美国包容新兴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新接触政策”。俘获“支点国家”（pivotal actor），成为美国应对全球公域挑战的重要策略。
四、中国的对策
对美式全球公域论及全球公域战略，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待，系统分析全球公域理论产生的历史合理性与逻辑合法性，同时揭穿全球公域战略如何打着“国际公意”旗号升级为全球版本的“保护的责任”，给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产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传统中国遵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原则。在美国，往往是“军事未动，概念先行；外交未动，理论先行”。2011年9月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依此分析，全球公域概念的提出，凸显安全事务从地域向领域拓展，有其时代合理性基础。我宜善加利用，规避其风险。
首先是不要盲目抵制。尽管全球公域，可能对现有的国家主权观构成挑战，破坏现有国际法合作基础，并且显然有利于有能力涉入、利用全球公域的强者，但其毕竟反映出美国霸权无法主导世界的现实。美国也承认只能分享而无法主导全球公域，这为中美合作开启了全新的空间。
其次是加强中俄、中欧协作，揭穿美国军事全球化图谋。利用美欧在全球公域问题上的分歧，通过法制、外交手段，捍卫我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公域上的合法权益。
再次是借壳生蛋，为我所用。全球公域日益为中国等新兴国家所关切，但利益先行、能力未跟上；实践先行、理论未跟上，一直是我们的矛盾。全球公域观，激励我更新观念、创新理论、实施战略思维转型。我应在美国内全球公域概念尚处于摸索和争论阶段，大力倡导全球公域的包容性发展原则，增强战略主动性，适时提出基于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公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