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变得非常心慌，我觉得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很不安全。这本书的名字叫《真相与谎言——纪录片揭秘的世界》。它的第一部分的名字是《疯狂的代价》，里面就有关于全球变暖、次贷危机、食品安全以及商业垄断。作者依次分析了四部纪录片，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可以称之为“恐怖”的世界图景，在这个世界里，旧金山、纽约、东京、伦敦、威尼斯、悉尼、加尔各答、上海等沿海大城市将全部消失于海底；被次贷危机赶出家门的兰迪先生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有人要拿枪杀人了”；为什么转基因的食品会让糖尿病席卷全球；垄断资本控制一切，七千人的小镇被沃尔玛摧枯拉朽，资本呀资本，一个字——牛！这绝对是我不认识的世界，但，这就是我们呼吸、行走、吃饭、睡觉的世界。这个世界所以陌生，是因为它给我的感觉是不安全。
这本书的原名叫《纪录片的救赎》，这句话也许是作者的心声，所谓救赎之后是拯救，仅凭此，可以窥见作者的理想主义情怀。在我，自己所拍的纪录片拯救不了任何人，帮不了被拍摄对象，更谈不上“反哺”被拍摄对象，我做不了其他事，拍片对我只是一种惯性。但，本书的作者禹成明不是，让我们来看剩下的部分。
第二部分，从南京大屠杀到屠杀犹太人，再到屠杀海豚，这一切都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自称所谓“优秀的种族”的人所为——德国人和日本人。当然还有本部分没有提到的：“**”和“三年自然灾害”斗死、饿死的冤魂。谎言与真相相伴随，我们如何找到“发现真相”的方法？你可以说作者有古典主义思想，因为他相信救赎、相信真相。
我花了两天时间把禹成明的这本《真相与谎言》看完。读其书想其人，我在问，这本有关纪录片的书背后有多少情怀，于是，很多从前的时光浮现在眼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老家铜陵电视台工作，偶然机会，在电视上看到一部名叫《远在北京的家》的纪录片，顿觉清新之气扑面，我觉得那是我要学的东西。中国新纪录片运动那时正处在滥觞期，而《远在北京的家》是这个阶段被忽略的代表作。后来知道《远在北京的家》就是禹成明和陈晓卿联合导演的作品，内心对二位皖籍的老师兼老哥敬重不已。
那时，除了传统的短新闻的“联播”和长新闻的“专题”，电视台开始组建“外宣”部门，这是专门拍纪录片的“国际部”或“海外中心”。“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外宣部门实际是在当时的开放背景下，纪录片被选择作为“用国际通行语言说中国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纪录片与政治的这次合谋，为中国纪录片的发生发展提供了体制内的温床。随后，以“东方时空”为标志的CCTV纪实类节目的确立，改变了中国电视的刻板语态。彼时，在台里，纪录片这行当是最受尊重的大腕行当。但，“用国际通行语言说中国事”，纪录片被抽离成纯粹的技术了，它只能是作为工具的“语言”，与立场、价值以及艺术形式的可能性（真正的语言）从一开始就是分离的，尽管一些体制内的导演在自觉与不自觉的情况下进行了部分“偷渡”。这是当年体制内纪录片的盛，但也埋藏了后来体制内纪录片的衰。
禹成明一九九八年离开安徽电视台来到深圳，安徽台的同事叫他小禹。一九九九年，我在他的召唤下调到深圳电视台。大家开始叫他老禹。老禹为人仗义低调，是体制内难得的有人性的人，我们都很认他，在他周围很快形成一批干业务的铁杆兄弟，我们都以“鬼”相称，什么“汪鬼”、“何鬼”、“魏鬼”、“田鬼”。拼命干活和偶尔小酒之外，我们最大的乐趣是到一个叫“排骨”的小贩那里去淘碟。“排骨”卖碟的地方在华强北的“美国村”，顺着一条挂在墙边的铁悬梯叮咚作响地爬上去，好像到了电影上的老旺角。“排骨”牛逼哄哄地给我们推销大师，后来他被抓，我还跟蒋志一起跟管事的领导疏通了一番，这是题外话。真要感谢全国各地贩卖文艺片盗版碟的兄弟，广州的“左岸”、北京的“蓝羊书坊”、上海的“2046”，还有深圳的“排骨”、合肥的“小黎”，他们是我们的电影教授。老禹手里有了这些碟，他没有像我只是放在架子上，他把它们变成眼前这本三百页的书。
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是它背后的情怀，一些不无紧要的段落透露着信息，它既有直追纪录片鸿篇巨制的视野与雄心，也有纪录片人“新媒体时代”的无奈叹息。皖人做纪录片多在体制中，前凤凰副台长刘春，现央视纪录片频道掌门人刘文、陈晓卿，安徽广电总台的业务总领军禹成明，也就是本书作者，虽多为新闻官，但出语还算靠谱，也爱说人话，这是这批皖人洗刷不掉的文人情结。
体制内的中国纪录片的黄金时代，从一九九三年“东方时空”创办到二○○三年“频道制”商业化为止，大约红火了十年。二○○三年，我充满纠结。我预计用十年拍摄的故乡题材《渡口编年》已经拍摄了五年，我越来越意识到那不是电视台要的东西，而恰恰是我认定的价值所在。有时候很羡慕体制外的纪录片导演们，比如人称“老吴”的吴文光，拍片子完全是随心所欲，一会儿“流浪”，一会儿“江湖”，还搞日记之类的文体实验，厌倦了拍片，就换口味玩生活剧场，实在是自在得了得。但我知道，投奔体制外的自由世界，也可能变成一条自己刨食有上顿无下顿的“野狗”。那时，每天看着很沉稳地指挥大伙干活的老禹，我在问，这个纪录片“老青年”心里有没有和我一样的纠结呢？
现在，我终于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答案。禹成明写道：“进入新世纪后，电视好像也变了，制片人制、频道制、制播分离、总台、集团化，名称越来越多，越叫越大。膨胀的电视结构，开办了数不清的频道。电视人见面后谈论的话题变了，收视率代替了节目选题，拍摄方式换成了广告创收，在一些滔滔不绝的‘后媒体时代的娱乐英雄’面前，他们好像格外渺小，只能选择沉默。最后，纪录片‘匹夫’们逃的逃、散的散，坚守者寥寥。”看到这段话，让我想到了《水浒传》，这种“故交半零落，夕阳山外山”的情怀，既是一声叹息，更是一种难得的清醒。
在这本视野巨大的纪录片研究著作里，纪录着老禹面对当代国际纪录片的思考，特别是对美国纪录片的影响力的关注，历史、环境、战争、金融等等，以及这一切背后的人性：疯狂、孤独与贪婪。在看完这本大题材纪录片书之后，我期待着老禹能出一本小题材纪录片的书，我指的是这些年“野兽凶猛”的体制外纪录片。我当然知道，在纪录片这摊“毒水”中搅和了这么多年的纪录片“老青年”老禹，更愿意回到纪录片的“手艺”中来。回想中国纪录片在体制内十年的兴与衰，我仿佛看到了很多历史场景的重现，它和体制的舞蹈以及它被体制的抽离，放大了说，它就是一场“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革命与起义不能真正推动历史进步，也许体制内的曾国藩和李鸿章们是务实地推动历史的功臣，但走出轮回，每个个体开始的思考与行动是希望所在，让我们拱卒吧。
（《真相与谎言——纪录片揭秘的世界》，禹成明著，安徽人民出版社二○一二年版，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