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孩子们没有留下什么，只有一个"信"字。--小渊惠三 我的丈夫小渊惠三，今年4月1日晚突发脑血栓病倒，经救治无效于5月14日谢世，在医院一共住了43天。我一直陪护在他的身边，病房中的日日夜夜，全都历历在目。
我要起来，我要起来！这是丈夫最后反复说的话
4月1日下午，星期六，丈夫与小泽一郎君会谈完毕，回到首相官邸已经很晚了。我、女佣、青年秘书陪他一同吃晚饭。吃饭中间他喝了一杯酒，吃毕饭后说："今天的饭真好吃。"给我的印象是，他对这顿日本式饭菜很满意。晚饭结束大约是10时左右，像往常一样，他走进了客厅。丈夫有一个习惯，晚上回到官邸，愿意一个人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或看录像，对他来说，这是难得的放松一下的宝贵时间，我不愿意打搅他。
忽然，我听到秘书异样的喊声，立即跑进客厅，见丈夫左半身有些麻木，但还能清楚地说："我要喝水。""我要上厕所。"秘书马上用电话通知秘书长古川隆俊和主治医生久冈英彦，请他们立即到官邸来。
因为我的父亲和小渊的父亲都是因脑血管病过世的，我的印象是，让病人安静地躺着最好；其实，除我之外，官邸里只有年过7旬的女佣和青年秘书，究竟怎样处理病人才好，都没有准主意。
久冈进行了初步检查，即给丈夫输液。过去丈夫过于疲劳时，都是把久冈先生请来输一些营养剂。久冈建议送首相到医院检查，说："根据现在的病情，到医院检查一下就回来，不是更好吗？"于是，我没有换衣服，只穿着便鞋，和秘书搀扶着丈夫登上久冈先生的汽车。说来真让人不可思议，首相官邸除了警卫人员使用的专车外，居然没有别的车子送丈夫，而且警卫专车的司机也不在。警卫首相官邸的有几十名警察，附近麴町警察署还配备了几十个人，都是防备首相官邸发生什么紧急情况的；官邸内也没有药箱、冰枕等应急用品。
从客厅到汽车跟前，丈夫能够扶着秘书的肩膀走动。我们把他平放在汽车后座上，他说："我讨厌躺着。"又挣扎起来，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到达顺天堂医院大约是2日凌晨1时左右，当即用推床把他送进检查室做了核磁共振检查。医院的医生告诉我："首相最多要住一个月医院，康复后仍然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于是我们住进医院大楼14楼里外两间的特护病房。4月20日是星期天，大女儿晓子和儿子刚闻讯来到医院，爸爸还能认出他们，说："啊！你们也来啦。"因为要住院一个月，我趁孩子们在爸爸身旁，在下午3时回到官邸，取了些换洗的衣服和日常用品。
2日白天，丈夫的病情没有什么变化。大约是下午7点多钟，青木干雄官房长官到医院探视。我在外间听取医生和护士关于病情和治疗方案的介绍，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可是，青木先生离开以后，情绪一直稳定的丈夫脸色突变，病情加重，医生即决定做CT扫描。从检查室回到特护病房，丈夫显得很焦躁，不停地说，我要起来！我要起来！医生劝他安静，我也拼命安慰他："他爸，安静点，再睡一会吧！"此后，丈夫即进入昏睡状态，直到停止呼吸，再没有睁开眼睛，没有说过一句话。
把樱花照片挂在输液管上
做过CT之后，医生对我说："为了进行综合治疗，首相住到集中治疗室比较方便。"于是又把丈夫送进在7层的集中治疗室。我想，那时他们大概已经确诊为脑血栓了吧。
丈夫病情恶化，我首先想到的是通知在英国留学的二女儿优子回国。优子是我们最小的孩子，爸爸特别钟爱她，在我家的像册里可以看到，紧挨着爸爸照像的往往是优子。
优子4月4日从伦敦赶回东京，开始了我们母女轮流照顾爸爸的日子。晚上或休息日，丈夫的病棍前又多了一个岗。当画家的晓子常常抽空到医院帮我干些事情。所以在丈夫的枕头旁边，一天24小时都有家里人陪护。握着他的手啦，给他梳梳头啦，或者说些"今天天气很好"、"爸爸起来呀"之类的话。医生说，耳朵是最后失去功能的器官，我们就把微型CD机放在他的床头，放一些他喜欢的音乐，如柴可夫斯基、莫扎特的古典乐曲，或者放冲绳民谣。放冲绳民谣时还喊他："爸爸，冲绳首脑会议就要举行啦，快起来呀！"不管我们说什么，做什么，他一概不予回答，自顾自安稳地睡着。
入院之初，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我告诉他："他爸，樱花已经开了呀！"有一天，护士拿来一张新拍照的樱花照片，挂在输液的塑料管上，说："首相，樱花开啦。"看着这张照片，我心里很高兴，去年的现在，我曾陪同丈夫参加了在新宿御苑举行的樱花观赏会。
我仍然住在14层的特护病房。晚上一两点钟，当我困得支持不住时，就到14层去睡觉，然而，不论睡得多么晚，凌晨5时前一定能够醒来，虽然睡眠不足，但我不敢服用安眠药，怕的是丈夫那边有什么紧急情况。吃的饭是秘书买的盒饭，以及来探视的人送的水果、罐头之类。我已经丧失了日期和时间的概念。
医生和护士们经常安慰我：首相太疲劳了，休息一段时间就会醒过来的。我相信他们的话。丈夫虽然沉睡不醒，可脸色红润，呼吸均匀，脉搏正常。我的确认为，他只不过是因为长期疲劳过度，需要好好地睡一觉而已。
丈夫太忙碌了。他曾说过："若是当了首相就得离婚。"说这话时他正担任外相，家就如同旅店。在他担任首相的一年零八个月中，体重下降了6公斤。今年以来，他的衬衫已经宽松得不能穿了，不得不另做新的。
实际上，在他担任首相之前，他的日程就安排得满满的，根本没有喘息时间。1998年7月，他作为外相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参加巴西建国19周年庆典。在5天1夜的行程中，从东京到巴西的圣保罗，途经纽约往返，除参加巴西政府举行的各种庆祝活动外，还要处理联合国的事务，参加日本移民船"樱花号"初次到达桑托斯的移民铜像揭幕仪式。往往是晚上坐飞机赶路，白天参加活动。
回国后丈夫又忙于参议院选举，终日在全国奔走。由于自民党在选举中惨败，桥本龙太郎总裁引咎辞职，丈夫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吧。8月份搬进首相官邸，经济复苏，朝鲜飞弹，内政外交，耗费了大量精力。白天忙了一天，晚上从来不脱衬衫睡觉，因为不知道突然会发生什么事情。尽管如此，他从没有告诉过我身体不适。记得他只说过：运动不足，要少吃糖，而且带上计步器，开始注意每天的运动量。
在医院度过结婚33周年纪念日
4月12日是我们结婚33周年纪念日，可这个纪念日却是在集中治疗室度过的。我在他枕头边说："他爸，今天是我们第33个结婚纪念日，睁开眼吧。"我这样说了几遍，他仍然未有任何反应。医生大概看着我可怜，给我送来了花束，以示祝贺。
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我能想起来的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在暑假期间带着孩子们到附近海外去玩。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家庭，每到周末和星期天，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应酬，我必须陪着丈夫出席，孩子们由佣人照管。因此凡是全家一块出外玩耍的日子，我都能清楚的记得。
若是到了选举的时候，我们更无法与孩子们团聚。每天早晨，我们夫妇早早出发，到群马县进行竞选活动。众议院选举，一般是在十一、二月份的寒冷季节，群马地区气温很低，到了黄昏时分，手冻僵了，连鞋带都系不上。我们到达一个村子，先从道路左边走过去，挨门挨户，呼吁投小渊一票，然后再从道路右侧返回来。一天要走两三个村子，皮鞋上落满了尘土，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然。某个村子也许只有一票，但这一票也得努力去争取。有时奔波了一天，本想赶回东京和孩子们团聚，可是有通知说，必须参加第二天早上几个公司的早会，就只好住在群马。孩子们两岁以后就忘了父母亲的模样了。
丈夫担任外相和首相期间，我陪着他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印象最深的是柏林勃兰登堡门和蒙古天空的双虹。在访问柏林时，我们下榻的饭店在勃兰登堡门附近，清晨拉开窗帘，只见积满白雪的勃兰登堡门，左边挂着德国国旗，右边挂着日本国旗，风景漂亮极了。丈夫念大学的时候，曾经浪迹世界各地。据他说，在勃兰登堡门一带打工时，帮助人家运输摄影器材，每天挣一美元，今天因为自己造访而把日本国旗挂在勃兰登堡门上，令他感慨不已。
蒙古是丈夫憧憬的地方，丈夫告诉我，我们访问蒙古时正是这个干旱的国家多雨的季节。我们的飞机着陆时，已近黄昏。我向天空一望，呀，在一望无际的蒙古原野上空，有一条硕大的彩虹，而且彩虹上面，还有一个更大的彩虹。丈夫说："像这般美好的景致我还是头一次看到。"
不给大家添麻烦
5月13日，丈夫的血压开始下降。虽然下降得很慢，但确实是在一点一点地下降。这时脉搏跳动仍然正常。孩子们打趣地说："这脉搏就和爸爸的性格一样，规规矩矩，一丝不苟。"我们心里都明白，蜡烛之焰正趋向熄灭。5月14日下午4时7分，他的心脏不慌不忙地停止了跳动，享年62岁。26岁投身政界，62岁因生命结束离开政坛，这也算是一种配合吧。给亡夫穿衣服的时候，护士问我："他穿什么衣服好呢？"我说："请给他穿上他本人最喜欢的有家徽的深蓝色和式绸子礼服。"亡夫出生于群马县一个制丝厂主的家庭，从小是用绸子包裹着长大的，所以他喜欢穿丝制衣服。
亡夫的父亲小渊光平先生，早年开了一家制丝厂，但其志向是当一名政治家。他每天通过收音机学习英语，坚持用英文写日记。因为既无地盘又无充足的资金，竞选时靠的是日夜奔走，制丝厂便交给妻子管理。他6次出马只有2次成功。那年3月，他最后一次竞选成功，三天后即患脑血栓住进顺天堂医院，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被竞选搞得狼狈不堪的婆母松了一口气，说："这一下可不要因为竞选而忙碌了。"光平先生去世时，夫君正在早稻田大学读文学硕士。大概为了继承父亲的遗愿，26岁的他立志从政，在群马地区竞选成功，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国会议员。
今年以来，亡夫常常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嘱咐，放在书房的书桌上。因为我们经常乘飞机出国，万一发生意外，这便是留给孩子们的遗嘱。现在回想起来，也许他有什么预感。
5月15日，亡夫去世的第二天，我打开他书房桌子上的抽屉，发现了一个字条：葬礼从简，劳动大家一次即可，不要给大家添麻烦。处在这样一个立场上，亡夫的家庭葬礼、国葬及党葬，都办得比较简朴。
我给孩子们没有留下什么，只有一个"信"字
在5月16日的家庭葬礼上，孩子们向爸爸致词说："我们不会忘记，爸爸有时书写信字时对我们的教导。记得不久前，爸爸用毛笔写了一个大大的信字，并说，我以信为终生行为的准则，希望在我的葬礼上，你们用信字给我致词。想不到这一刻竟如此迅速地到来了，我们深感遗憾。"亡夫也不止一次地给我说："我给孩子们没有留下什么，只有一个信字。"
我们一共有3个孩子，两女一男。但早出晚归的父亲与子女难得见面。他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给孩子们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家庭，所以他对孩子们表现出一个父亲所能给予的最大慈爱，从来没出有严厉地斥责过孩子。孩子们长大以后，他不断地给他们提出忠告，他给孩子们说的话，就写成字条，用夹子夹在冰箱上。他同孩子们见面很少，却从未间断过与孩子们的交流。
孩子们当然也很爱他的爸爸。但他们谁也没有全部继承爸爸的特点，似乎各继承了三分之一。儿子刚继承了爸爸按部就班、严肃认真的性格，但对政治没有兴趣。他从小就喜欢飞机，现在在全日本航空公司干得很起劲。原来在大阪工作，3月31日刚调回东京，第二天他爸爸就病倒了。大女儿晓子继承了爸爸喜欢绘画的才能，现在是一个画家。只有小女儿优子继承了爸爸政治家的素质。亡夫曾说过："日本出现撒切尔夫人那样的政治家的时代就会到来。"也许他把希望寄托在优子身上吧。可他也说过相反的话："政治这件事，对女人一点儿也不合适。"但优子早有从政之意，这便是她辞去东京广播公司的职务，给爸爸当秘书并到英国留学的缘由。
对于优子出马，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感到她过于年轻；另一方面也感到时代不同了，在日本女性时代已经来临，政界需要吹进清新、年轻的空气，却又寄希望于优子。因为这种矛盾的心情，当优子出发到群马县进行竞选时，我把她送到大门口，竟然说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倒是她对我说："妈妈，顽强！奋斗！"
谢天谢地！在群马选民的支持下，优子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和他爸爸一样，26岁，成为日本最年轻的国会议员。
（译自日本《文艺春秋》2000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