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横滨的一条路上，左兵和加代一前一后地结伴回家，左兵高高瘦瘦的个子，晃晃悠悠地走，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气质。加代虽然穿着学校的制服，却依然是微微地弓着背，像那个时代典型的日本少女，踩着小碎步。要过那道桥的时候，他会扶她一把，两人并肩走上十几步，然后下了桥，再一前一后地走。互相不说话，然而走得安然。
市场附近的那条街的街角，有一株很高的八重樱。走到树下，他站一站，等她赶上来，二人客客气气地说：“再见。”然后他向右拐，进入一条青石巷，回家。她则继续往前走，二十几步远就是她家的米店。
左兵的父亲郑孝仁是在中日两地经商的广东人，母亲由纪子是父亲在日本买下的外室。
因为是个中国人，他没少受同学的欺侮，但是他不怕。他虽然瘦，然而受欺负时，也会发疯似的还击，渐渐地也有了名气。那一次，加代在校门口迎住他，说：“放学后我们一起走好吗?我一个人走僻静的路，有些怕，拜托了。”左兵一口就答应下来。
每天清早，左兵走到巷口，就会看见加代在樱树下等着，见了他，微微一笑，弯一弯腰，就跟在他的后面走。日久成了习惯，左兵喜欢下雨天，下雨天加代穿木屐，噼噼啪啪在身后走着，很有韵律。雨大了，加代还会半踮着脚，在侧后方举着伞，给他遮一下。左兵喜欢她半羞半喜的样子。
那一年的圣诞节，学校组织晚祷，允许大家穿校服以外的正式服装。左兵一出巷子，眼前一亮：樱树下的加代穿了一件白底织淡淡樱花的和服，红底织银的襁褓，还撑着一把红色油纸伞。左兵第一次意识到加代有多美，不知怎的就心慌意乱起来，有一种马上逃掉的冲动。
1936年底，大批华人开始返国。在拥向码头的人潮中，左兵紧随着父亲的管家，觉得自己是一滴水。船快开的时候，加代突然呜呜咽咽地出现在舱门前。她“扑通”一声跪在左兵面前，只会说一句话：“可是，郑君，我喜欢你啊……”一时间，左兵的心中一片茫然，好像雨中加代的木屐一下子踏在了脑子里，每一下都无限悲凄地重复着：“可是，郑君，我喜欢你啊……”
一直到多年以后，左兵才意识到加代说出这句话要有何等的勇气。
然后便是49个年头。左兵在中国和同时代的人们经历着差不多的悲欢，磕磕绊绊却也没什么值得抱怨。他的记忆中偶尔会出现一种声音，但是想不起来是什么声音。他老了。
1985年，他因一些产权问题回了一次日本。中学时代的老同学去饭店看他，走时留给他一张加代的名片。于是他明白了萦回在脑际的原来是加代的声音。他拨了加代的电话，凭着一种冲动，这冲动已经多年不见了。
没有惊叫、眼泪、叹息、懊悔和掩饰，平平淡淡，他约她出来喝茶，说：“我回来了，茶社见好么?”――好像他不过昨天才离开。她说：“好的，但不必喝茶了吧，我实在不愿毁了我在你心中的形象。你在樱树下等我，我会从你身旁走过，请别认出我……”他答应了。他们――两个近古稀的老人，在电话中平静地相约：“再见，来生再相认，来生吧。”
正是樱花凋落的季节，横滨一株古老的八重樱下，站着一位老人。他穿着租来的黑色结婚礼服，抱着一大束如血的玫瑰，49朵。距那个刻骨铭心的时刻，已有49年。老人站在如雨飘落的樱花中。向每一个路过的老妇人分发他的红玫瑰，同时微笑着说“谢谢”。49朵。总有一朵是属于她的吧，不管她现在是消瘦还是富态，不管她现在是儿孙成行还是独自寂寞，不管她泪眼模糊还是笑意盈盈，此生此世，总会有一朵是属于她的吧。老人遵守约定，不去辨认，只是专心致志地分发着玫瑰。他知道她会从他身边走过。她会认出他。她会取走一朵迟到了半个世纪的花，而来生，他们会凭此相认，一定。
(摘自《家庭周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