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时中国的金融制度和市场能够设计一个本土资本投资本土铁路的机制，辛亥革命也许会有不同的路径，历史就有不同的结果。 中国金融博物馆完整保存了一张1911年5月20日发行的债券，面值20英镑，年息5厘，九五折实付，期限40年。就是这张沉浸了历史密码的旧债券，告诉了我们金融与辛亥革命的直接关联。毫不夸张地讲，这张债券直接引发了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
债券签名的手迹出于盛宣怀。盛宣怀23岁得湖广总督李鸿章器重，先后担任过天津河间兵备道、招商局督办、直隶津海关道兼直隶津海关监督、铁路公司督办等多处要职。被誉为“中国第一商父”的他，以其独特的沟通能力和经营手段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和洋务运动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
19世纪末，许多国家将修建铁路作为推动经济建设的国家政策。1889年，在清政府新政期间，朝野上下认识到铁路对于国家振兴的重要性。于是，清政府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向比利时、英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国借款修筑不同路段的铁路。作为回报，清政府开放铁路修筑权、管理权以及收益权，各国列强也因此控制了中国许多交通枢纽，这使得国家权益严重流失。
在民间资本的压力下，清政府又颁布新策允许民间集股参与修路，民间人士热情高涨，各省相继设立铁路公司，由此出现了一股民间铁路建设的高潮。然而，民办铁路也存在诸多问题，资金短缺、管理不善以及贪污亏空等使得其困难重重。
盛宣怀始终认为铁路是国家的支柱产业，必须由政府出面筹款建设。加上清政府财务困难，需要不断向外国借款，而铁路几乎是大清在海关和港口权益之外惟一可以为外国接受的抵押权益。于是，时任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提议将川汉、粤汉铁路的股票改换为官办股票，有不愿换票者给还股本或发还六成，其余四成发无息股票；川省铁路股实用款项，给国家保利股票，余款或附股或兴办实业，不得由股东收回。这事实上就是用官订价格强制将民营铁路国有化。
同时，盛宣怀又在北京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又称湖广铁路债券），借款600万英镑，由四国均分承担，年息5厘，九五折实付，期限40年，以两湖厘金及盐厘税捐作抵押，聘用英国、德国、美国总工程师各一名，分别修造湖南湖北粤汉铁路及鄂境川汉铁路。至此，川汉铁路、粤汉铁路等本来属于民办的铁路，收归国有，将铁路收益权抵押给外国人。
清政府的这一草率和霸道行径，遭到民间资本的强烈反对，各省成立保路同志会，以“破约保路，维护完全商办”为宗旨，抗议清政府出卖路权，后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保卫路权运动。川路公司曾违规炒股亏损三百万两白银，地方官员也试图浑水摸鱼让朝廷承担损失，故而激化矛盾，使得四川成为保路运动发展最为迅速、激烈的地区。
四川谘议局致函四川总督，要求转奏朝廷暂缓接收川汉铁路。不久，川路股东4000余人在成都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派人赴各地讲演，并选代表赴京请愿，力争废除借款合同。但是，清廷非但不顺应舆论和民情，反而指责保路运动领导人滋生事端，将赴京请愿的代表解押回川，并命川督赵尔丰兼程赴川。赵尔丰囚禁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等人。保路同志会近万人到督署衙门要求放人，赵尔丰竟下令开枪，制造了“成都血案”。由此，保路运动发展成为各地群众的武装反抗，同盟会乘机组织同志军在各县发动反清起义，把保路运动推向高潮。赵尔丰向朝廷告急，朝廷派湖北新军入川协助镇压，造成武汉地区兵力空虚。
筹划已久的革命党人乘机起义，武昌得手，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助产士，辛亥革命启动并大获成功。
（摘自《创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