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曾有一位美国记者，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在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走街串巷，拍摄了一组共50多张上海小市民的照片。这组后来在美国结集出版的照片，无论背景是在超市、菜场，还是在弄堂口报栏、路边麻将桌，主人公不分男女老幼，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穿着宽宽松松、颜色柔和的睡衣、睡裤。
“睡衣派对”特殊风景
供职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青年摄影师贾斯汀・格瑞哥利亚(Justin Guariglia)为他的作品感到自豪，他说：“这是上海的一种时尚，它给予这个城市一种性格，是中国越来越稀缺的表情。”
《纽约客》杂志也对这些收入《行星上海》(PIanet Shanghai)一书的照片赞不绝口，认为它展示了国际大都会上海的一道特别风景线。《纽约时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人们的睡衣光鲜甚至可穿着上街，显示中国人果真更为富裕了”、“它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符号――这个城市已经发展到某一特定时期，就像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和台湾，也有很多人穿睡衣出门”。美联社甚至赋予穿睡衣上街的海派文化现象一个充满诗意的名词――“睡衣派对”。
市府叫停争议升级
然而，即将在上海举行的“世博会”，可能让风行几十年的上海“睡衣派对”戛然而止。去年起上海市政府以不符合国际礼仪为由，喊出“睡衣睡裤不出门，做个世博文明人”的口号，派出数以千计的志愿者，劝阻市民穿睡衣、睡裤出门。
上海，这个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引领中国时尚潮流，改革开放之初又以上海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等“三大件”让全国无数“乡下人”大开眼界的大都市，其睡衣文化在过去几十年不仅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开来，如今甚至还因为要举办世博，面临被“围剿”的命运，是有其原因的。
睡衣，顾名思义就是睡觉穿的衣服，假若你换上睡衣，那就等于告诉别人，你马上就要上床睡觉了。换上睡衣后却到外面到处乱跑，就像倒骑毛驴一样，让人觉得难以理解。
睡衣上街其来有自
但在许多上海市民的眼中，睡衣的概念并非如此。正如家住黄浦区的市民沈亮说：“我们已经养成了穿睡衣出门的习惯，但我们从来都不会穿着它上床。”一语道出真谛――他们睡觉穿的不是睡衣、睡裤，而是汗衫、内衣和内裤，反倒是起床才穿“睡”衣、“睡”裤的。睡衣裤的功用似乎早就被扩大，与其叫它睡衣，不如叫它“款式像睡衣的休闲服”。
上海市居住出奇拥挤，人均居住面积不过五六平方米，一大家子挤在一间卧室中，根本没地方换衣服，上街时图省事索性不换掉居家的睡衣。尤其在石库门、小弄堂里，公共空间和私有空间的界线本来就不明显，家庭主妇们要设法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慢慢地，家门外的巷道也就成了自家“前院”的一部分，而穿着所谓“睡衣”在那些地方活动，与左邻右舍谈天说地，不仅并不让他们感到尴尬，还让他们觉得舒坦。不知不觉中，这个范围更扩大到超市、菜场甚至地铁，成为上海特有的现象。
公开穿着身份象征
有人考证，睡衣在上海流行，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那时候在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中，睡衣是舞女的风情和富人的标签。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普通市民穿睡衣上街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10多年前，穿着睡衣逛外滩的上海人更成了中外游客眼中一道特别的风景。
如今在公众场合穿睡衣，似已成为证明身份的软标志，不管他(她)手里拎的是豆芽菜还是假LV包，所穿的是藕荷色丝绸睡衣或者卡通款棉布睡裙，至少可证明“阿拉”是本地人，家就距离有上海“第五大道”之称的南京路繁华区不远，如同宣布“我是一个有档次的、可靠的上海人”。
北京经验可以借鉴
这让人不禁联想2008年奥运会举行前北京取缔“膀爷”现象的经验。在炎热的夏天，北京胡同里的大爷们都喜欢光着上身走在大街上，或光着膀子扎堆乘凉，或是在饭店用餐时候，三五个好友酒过三巡之后，衣服一脱，大呼小叫，猜拳痛饮，旁若无人。这些人被人们称为“膀爷”，曾有西方媒体以“夏日北京，肉光一片”的标题描述北京的这道独有的“风景”。
北京申奥成功后，北京人将“膀爷”列为影响中国人和中国国家形象的12种陋习之一而加以去除。北京当年取缔“膀爷”，阻力并不比上海小，但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膀爷们”最终还是乖乖地在2008年夏天穿上了衣服，让那些设法到北京胡同里去捕捉“膀爷”镜头的人，扑了个空。而且媒体第二年夏天进行的调查发现，不穿衣服的“膀爷”也显著减少了。北京的经验似乎值得上海借鉴。
有人提供上海市当局一个“高招”，即给上海郊区那些“乡下人”都发两件睡衣，当市区居民发现“乡下人”都穿着睡衣出门以后，“城里人”为不被人混同为乡下人，自然不用劝也不会穿睡衣上街了。
(编辑 唐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