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江青，已从政治的幕后走向了前台，迅速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这年5月的一天，她突然令戚本禹通知在北京的许广平，要许立即到上海。透过这次召见，江青的那种居高临下、不可一世，那种对许广平的轻视和不屑，尽显无遗。其一，根本不考虑对方的接受程度，令通知者不告诉去上海干啥，也不准打听，只说“到了那里就会知道”，一副神秘莫测的大人物做派。也不容对方商量，接到通知后须立即动身。只是为了有个照应，许广平才让周海婴同行。其二，根本不顾及对方的尊严和权利。母子到了上海后，形同软禁，“不要下楼、外出、打电话”，吃饭有人按时送到房间，每餐都只能在房间里吃。江青的接见也有点恐怖，上海锦江饭店的小礼堂里，许先生母子被领了进去，领者随即告退。“忽见这空旷的帘密封着的大房间里端坐着一个人，她就是江青”，足见江青的高高在上。江青急着让许广平来上海做什么呢?原来她是所谓的要替鲁迅“中冤”，让许先生把30年代鲁迅的冤屈吐一吐。“你回房间去好好想一想，不要害怕，有什么冤屈都写下来”。江青此语令许广平和周海婴都大吃一惊，但二人又不便多问，只能遵命。接着两天许先生于惶恐中写出了一份“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江青语)的鲁迅“受冤”材料，写好后母于随即又被秘密地送回了北京。(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
江青为什么让许广平写鲁迅“受冤”，周海婴在书中未作交代，只有存疑。但这事让人有很大的想象空间。此时中国一场浩劫即将开始，而江青却打着她自己的算盘。30年代她在上海闹出了许多丑闻，而知道她底细的文艺界人士又大多健在，她要借“文革”灭口或销毁证据。她是不是想借许广平收集些“炮弹”，打着为鲁迅“申冤”的名义，从而把当初的对手包括同事都收拾掉呢?以江青的促狭短浅和睚眦必报，我以为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不过，我想讲的并不是这个，而是江青对许广平的态度。
江青如此俯视许广平，而许却并非我等寻常百姓。当时她是全国人大常委、全国妇联副主席。更令人不得不正视的是，她是鲁迅先生的夫人，而伟大领袖在“文革”中又极为推崇鲁迅。因为这个原因，“文革”期间，从孔子、孟子到胡适、郭沫若，古往今来整个中围的文人几乎全被打倒或受到批判，唯独鲁迅先生是个例外，仍然光芒万丈(“四人帮”对他的利用和神化应另当别论)。鲁迅的光辉，不可能不折射到健在的夫人身上。加之许先生在鲁迅生前不管从生活上，还是工作上，还是先生逝后书稿的保存和整理上，都作出了别人不可替代的贡献甚至牺牲。因此，她也赢得了国内和国际友好人士的广泛尊敬。许广平先生的地位和声望是崇高和巨大的，是别人无法取代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响当当的名人名流、知识分子，到了江青眼里，也算不了什么，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那么，江青凭得是什么呢?当然，她是当时的第一夫人。此衔也足以令人敬畏，但靠此绝对达不到藐视一切的程度，促使她蔑视许先生乃至横行霸道的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其日益隆起的权势。权势，权势，它将多少真善美，多少学问和知识，多少高贵和斯文，都无情地踩在了脚下。看，这种呼来喝去的“接见”，暴露的是一种生了心理，根本没有考虑过知识分子的尊严与感受。
又想到了巴金与胡耀邦的一件事。1981年10月13日，刚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并宴请了刚从法国归来的77岁的巴金老人，席间两人谈到了当时对某一作品的批判。巴金说：“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那些有才能、多产的中青年作家。”在场的一位摄影记者后来回忆这一情景，感慨万端，“按过去多年来的习惯，不管你是多么有名的文艺家，在倾听高级领导人说话的时候，你只能唯唯诺诺，而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上海人大月刊》2006年第1期)摄影师显然感动了巴金的敢言和胡耀邦的开明，然而，我却从中读出了莫大的悲哀。可见权力令“文艺家”折腰，而且是横扫性的折腰――“不管你是多么有名的文艺家”――已成了一种“惯性”，并非仅发生在江青一个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