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胡适和鲁迅并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伟人，大约不会有多少人发出疑问。不同的是，胡适主要是一位博雅中庸的学界翘楚，鲁迅则更多的是一位文化斗士。 但是，近读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新著《读史阅世六十年》，却多少改变了我对胡适先生的一贯看法，知道了胡先生还有不怎么高大的另一面，借用何先生的话说，就是胡是一个“目空一切，粗犷不拘，恣意戏谑，大失公允”的褊狭之人。
为言之可信计，我先略述一下何炳棣先生的简历。何氏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5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1966年后分别获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后又被选为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他长期研撰中国史，《明清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是20世纪人文社科方面惟一一部华人著作”；《明清社会史论》，“被美国学术联合会选为历史方面最佳部书之一，”；《东方的摇篮》，系统地驳斥了西方盛行的旧大陆文化起源于西南亚两河流域之说，其立论已被中国近30年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何炳棣和胡适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友，胡读的是哲学博士，何读的是史学博士，只不过不在同一时期。所以交往也就较为密切。何先生是在台湾胡适家中住宿(一周)过的两个人之一。有了这些渊源，何先生在书中所述胡适的言行，也就不会是空穴来风。
何、胡两先生的首次长谈，是在1946年3月初。何说他“最大的一招是故意引他老人家发笑”，笑料是1932年在南开中学放暑假，不少同学聚在范孙楼前议论，穿着白T恤、骑在一辆几乎不动的自行车上的胡适的儿子，国文竟不及格。胡一听果然大笑，用英文对在场的一位教授说：“你听，这是多有趣的故事――中国20世纪文艺复兴之父的儿子居然国(中)文不及格!”
胡自称“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虽系调侃，但明显地带着自我标榜。
何炳棣精英语，这在庚款留学同寅中无人不知。他所翻译的宋代词家柳永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曾在西方师友中广为流传。正因为有此译工，他也就敢于把毛泽东先生的《沁园春》二首(“长沙”和“雪”)译出，发表在加州的《皇后[大学]季刊》夏季号上。何让胡看他的译作(胡事先已看到)，本是要胡先生对他的译文水平给予评点，而胡出口便说：
“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不无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中国文学史的班呢!”至于毛词本身，他的评价只有一句话：“毛那两首词里有些句子还不配称为薛蟠体呢。”
《红楼梦》里的薛蟠写的是什么臭诗举世皆知，胡先生把毛词贬到连薛蟠的诗都不如，此等高论岂敢恭维!何况，何先生若非由衷地喜爱毛词，也决不会主动译成英文传播到外国。胡的信口雌黄无疑大大伤害了何的自尊。何当下指出：“毛词修辞、气魄、意境实不无可取之处。”不料胡却力持己见。何见状，已不便再正面申辩，便转而说：“您和黎锦熙、邓广铭合写的《齐白石年谱》，说齐诗好就好在他的薛蟠体，为什么对毛用双重标准来挑剔指摘呢?”这一来，胡被问得无言以对了。稍后，胡才转而用英语说：“但是，我必须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家。”这时何立即反诘道：“既然中国20世纪文艺复兴之父都承认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怎么会是一位特别糟糕的诗(词)人呢?”说罢，二人同时哈哈大笑，握手结束了这次小小的争执。
我是断然不相信胡适先生真就轻看了毛泽东那两首《沁园春》，果然是这样，那他头上的那方“博士”帽就真叫白顶了。我以为他对毛有的只是成见和蓄积日久的怨怒。问题是，身为一代学界领袖，又是私下里同友人谈诗(不是议政)，犯得着这般小肚鸡肠吗?也不怕何君小看了你这位大家?
何先生对胡适“表现”的大失所望不言而喻。事隔几十年后他还能原原本本地把这件事记录在书中，足见对他的刺激之深。由此我不禁联想起一本书上说，清华教授邓之诚(文如)屡屡在课堂上对学生重复的一席话：“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胡说的。”两相印证，可见胡适先生的惯于胡说由来已久。
尽管如此，如仅备毛词一例，我对胡先生还是可以宽谅的。原因很简单：准许你毛泽东把人家一家老小赶到海岛上去，难道就不准人家贬损你几句?何况人家(看在何先生的面子上)还奉送给你一个“有力的散文家”呢!事情要是这么简单，也就拉倒了，偏是胡先生“作科犯案”不只这么一宗，他竟对一向与政治无涉纯粹是读书做学问的陈寅恪也不给一点面子，这就有失君子之风了。
陈寅恪是什么人物?那是堪与梁任公(启超)、王国维比肩的国学大家，是精通十几门外国语和少数民族语的语言天才，是当代史学研究的奠基人，是于史学、语言学之外博通考据、文化、古典文学众多学科的“国宝”级人物哪。但在何、胡两先生的一次交谈中谈到陈寅恪，胡先生对陈的评价只是：
“陈寅恪就是记性好。”
精辟。仅三个字就把陈寅恪摆平了。
胡先生忘了，陈寅恪原是何炳棣在清华就读时最崇拜的恩师，何对陈先生不仅知根知底，甚至于心追神往，胡先生如此出言不逊，何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但何先生听了没反驳。直等到写这本书写到“专忆”胡的一节时，他才愤愤然写道：“陈国学根基深厚，亚欧古代语之具阅读能力，中古史实制度考据之精辟，诗文与社会史相互阐发之清新深广，世罕其匹，自有公论，胡以‘记性好’三字轻轻点过，足见内心是如何自负，如何不承认当代学人有比他更高之处。”
看看!胡适先生存心贬低他人结果贬低的反是自己，把他自己在学识上的不及人暴露无遗。
胡适对于陈寅恪还算是客气的，对北大教授马寅初说的话才叫个损：
“马寅初每天晚上一个冷水澡，没有女人是过不了日子的。”
这话自是语出戏谑，但当着何炳棣、何廉两对夫妻及胡夫人江冬秀的面说出这等不敬的话，还是弄得大家面面相觑，无以言对。
对于胡适的狂傲寡德，学界广有论议，仅何著中提到的就有邓之诚、唐达刚等多位。何氏本人对胡的评语是：“我对胡先生的景仰之处决不是他的史学，而是他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独特地位。”说白了，无非是他在“五四”时倡导白话文的振臂一呼。这“一呼”无疑十分了得，但那更多的是属于“革命”，而不是学术，在学术上胡先生的道行如何，各人的心里都有数。
胡先生1962年遽归道山。此前一年多，他和何先生有一次“其言也善”的谈话。他说：“今天非要向你讲实话不可：你必须了解，我在康奈尔两年是念农科的，后两年才改丈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学也只有两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
有了这几句“实话”，我们也就找到了胡先生以往所言的注脚了。胡先生想不到，正是他讲的这几句实话，才像是一位大师的话，让何先生“深深感到胡先生这人物比我平素所想像的还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