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我一出生就经历了迁徙。父母在１９４９年从中国大陆来到中国香港。他们是阅读《红楼梦》和五四新文学的文艺青年。行囊里没带什么金钱，却搁上许多书本。外祖父摹仿古代的读书人，在失意的时候归隐田园，在港岛南端一个叫黄竹坑的地方找了一块地种菜养鸡，采摘白菜于东篱之下，不怎么悠然地面对一个不起眼的南�山。
乡居的一幢小屋里堆满了书本，从古典诗词小说到现代文艺，从鲁迅到张爱玲、旧俄小说，从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到朱湘翻译的《番石榴集》，除了文学经典还有不少通俗言情之作。在没人理会的情况下，小孩子自己胡乱看书，然后在寂寞中自己在脑袋里胡乱编改故事消遣日子。外祖父长于古典诗词，喜欢讲名联妙对，以及上一辈广东才子炫弄文字的机智，早逝的父亲曾经硬啃艰涩的政治文艺理论，但对小孩子来说，最亲切的还是母亲与阿姨在家中串胶花、贴火柴盒以及织珠带时，互相比赛背诵古诗词散文的粤音，还有就是阅读阿姨她们消闲的言情通俗小说。
从乡下搬到城中继续升学，对城市觉得广大新奇，爱好的文艺却未能在现实中找到对照。因为爱好阅读，反潮流地进入中文中学，却遇到北京来的国文老师，觉实验性的中文不符规范，要添上四字成语，令文字更老练流畅，因为不愿意这样做，结果每次作文都拿了丙减。反而是从英文老师那儿得到不少鼓励，又借来现代小说细读，所以升上大学就转去英文系。进去以后，又觉得课程跟自己想的不同，不是教乔叟就是米尔顿，或是传教的老太太教美国文学，自己只好逃课去看电影，从书摊上捡外文新书杂志寻找不同的文学作品，满足自己朦胧的需要。
五六十年代在香港长大，我们受惠于当时从中国大陆移居到香港的种种文化人，既有哲学家、教师、电影从业人、艺术家，更有不少是报人和作家。党派立场或许各有不同，他们却或多或少在中国以外，承传古典和现代的中文文化。殖民地的教育制度和课程安排是保守的，但社会上民间无数报刊，却从不同角度提供了不少对过去历史文化的认识。５０年代既有儒家的智者、来自上海和广东的电影人和文人，亦有对教育和办报热心的有心人，面对香港社会的限制，商业的环境，兼顾雅俗，做出不同的调整，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更深认识。即以新文学来说，中学大学课程里一直并不注重，但旧书店里书籍齐全，民间编书甚至翻印罕见版本的风气普遍。曹聚仁、李辉英、司马长风、徐吁、金圣叹诸位或修写文学史，或忆文坛既往。报端专栏，杂志专号都为新一代读者对新文学补课。少数有眼光的作者，如从上海来港的刘以鬯在小说《酒徒》（１９６２）中，马朗在他编的《文艺新潮》（１９５６）杂志上，更难得地介绍了“五四”主流之外的传统。
在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学习写作的时候，在大陆是文革年代，文艺主张对香港也有很大的影响。当时香港也有回归的作者要举起批判写实主义大旗，我自己散漫惯了，不愿意就此归队，反而想看世界不同地方的新尝试。香港作为一个海港城市的方便，有很多外文书籍杂志流入中环和尖沙嘴报摊，我通过捡到的书刊去订地下杂志、偏远书刊，又通过翻译去学习写作，译出了法国新小说，美国地下文学，拉丁美洲小说，都在中国台湾出版。１９７２年我与几位朋友合办了《四季》杂志，或可代表当时的文艺理想：创刊号除了创作以外，我们有一个穆时英的专辑，一个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专辑，一个电影导演贝托鲁奇的专辑，翻译了他的剧本《革命之前》，还有一个书评专辑，评介了外文的新书，还有台湾新作者七等生、黄春明、施叔青等的新作。当时的文艺理想仍然是继承五四文学中创作、翻译、评论、电影并重的传统，但译介讨论的却是五四主流以外的传统，是当时其他中文地区不方便介绍或还不愿意承认的作家。
我在７０年代初对拉丁美洲文学的兴趣，是出于对当时香港文艺气氛的抗拒，当时一个极端是政治主导文艺，另一个极端就是现代诗扭曲文字的纯粹内在探索，而拉丁美洲文学好像代表了一种比较开放而丰富的尝试，既可以书写内心的欲望与梦想，也可以书写家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我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养龙人师门》（１９７９）也吸收了一些魔幻写法，来写香港的荒谬现实，后来在中篇《剪纸》里还继续发展这种探索。《岛和大陆》部分作品写于我８０年代初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当时中国大陆经历了“文革”正值开放之初，我们在海外念书，也有机会与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同学共处，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对彼此的经历有更多体会；也遇到在美国长大的华人，她们又有不同的故事。到１９８４年回到香港，正值中英草签，议定香港回归的时刻。在一般的焦虑不安中我也想思考是否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看文化上的同源和差异。《岛和大陆》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气氛底下写出来的。想写岛与大陆的种种关连，这大陆也包括新大陆（北美）和古老的中国大陆。传统的种种文化属性经历了不少的流变，在近代的历史转折中也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新异故事，不同的背景衍生了不同的感情结构。我尝试来回看岛和大陆，觉得不一定是二元对立，也是岛中有大陆，大陆中有岛。我想写人物日常的感情，不大想写戏剧情节，加以自己喜欢诗，所以倾向对文化小说和抒情小说的尝试感兴趣。过去总以抒情小说是写个人的感情为主，我想在不忽略个人私己的感情之中，是否也可以扩阔带出一些其他人事习俗的思考呢？
差不多同时动笔的长篇《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通过一段旅程，写几个年轻人从海外回到中国香港的回程，同样对戏剧情节着墨较淡，对文化的相遇和商议感兴趣，尝试实验一种能包容更多东西的开放的叙事结构。
在这之后，１９９０年我对东欧发生的变化很想理解多一点，所以有东欧之行，回来后把写成的短篇跟之前在香港写的短篇结集成《布拉格的明信片》（１９９０）。里面有些作品写到不同文化间的对照与沟通，也写到了不同的媒介，如书信、明信片、电话、传真、电邮等。这集子中有些短篇篇幅都非常短，也有不少是发表在通俗刊物上的，我并不想掩饰这事实，反而想凸显流行文化跟文学的种种暧昧关系。但有些批评家并不谅解，这小说比较毁誉参半，有青年作者批判这种游戏，应要向鲁迅学习，又有评论家认为“不道德”，又不知怎的又得了一个双年奖，过了一段时间就没人理会了。
现在我正在写《后殖民食物与爱情》的系列小说，快要完成了。在海外写作，给了我很好的距离。我在香港不算主流，也不完全是边缘。东西不容易发表，因为报刊文艺版篇幅愈来愈少了。但写出来也有人看。评论不多。香港较少好的评论，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写什么还是有自由，大家对其他东西更感兴趣就是了。在海外常为香港辩护，回去又老生气，不断批评，与人吵架。想来真不是办法，还是专心写故事的好。不想写大的政治题材，想写人的自然心态：比方他们怎样进食，怎样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