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到民国，从民初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历时短短几年，但妇女的状态却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妇女杂志》的创刊这一个案中得到全面的体现。这份由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刊物创刊于1915年初，一直到1932年因商务印书馆遭战火劫难而停刊，历时十七年。我按照已有的研究成果，将其首任主编王蕴章所执编的1915至1920年六年间称作为《妇女杂志》的初期，对这一时期的《妇女杂志》进行一次较为深入的讨论。在这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妇女杂志》不仅建立起自己独一无二的品格，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拓荒工作。
《妇女杂志》创刊伊始，正是中国社会处于最为黑暗、却又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新旧交替的时代，此时，中国女权启蒙已走过了将近二十个年头(假设将康梁等人提出“废缠足、兴女学”的口号作为其开端的话)，然而几乎所有重要的妇女刊物都如过眼烟云般地“短命”，其时创刊于晚清民初的仅存《妇女时报》一份(1912年，由包天笑、陈冷血轮流编辑)。1912年间随着妇女参政运动的掀起而出现的许多鼓吹女子参政的刊物纷纷销声匿迹，1914年间面世的《香艳杂志》、《女子世界》、《眉语》等打着妇女或妇女文学名义的期刊，其实多为旧式文人所办的“软性”消遣娱乐刊物。①与《妇女杂志》同年同月创刊的《中华妇女界》杂志，在办刊风格上也与其相近――是一份集知识性、趣味性、消遣性于一刊的妇女和家庭刊物，但却于一年以后(1916年6月)停刊。
早已有学者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一种单纯不变，组织严密的运动，而是许多思想纷歧的活动汇合而成，可是期间并非没有主流。”②虽然《妇女杂志》的创刊时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始为同一年，③而且它在1915―1920年期间也确实在妇女问题方面做了许多启蒙性工作，它所表达的意愿和目标也确实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多重景观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又不是这一运动的主流，甚至在当时的激进人士和一些后人眼中它是这一运动的对立面。
一，独立的品格
《妇女杂志》在一种孤寂萧瑟的状态中对中国女权启蒙承担起了一种承前启后的道义和责任，我之所以称其为“孤寂萧瑟”主要是指它诞生的时代氛围，但更多的则是依据它的办刊方针，如今看来，在晚清以来的女性杂志中它的倾向和立场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不同于以往和当时的所有关于妇女的刊物――它既缺乏主流女权启蒙的“宏大叙事”风格，又不像当时旧式文人所办的女性刊物以妇女为观赏和把玩的欲望对象。
鲁迅在30年代曾这样概括那个时代的女性境遇：“现在买淫的机会那么多，家庭里的女人直觉地感觉到自己地位的危险。民国初年我就听说，上海的时髦是从长三幺二传到姨太太之流，从姨太太之流再传到太太奶奶小姐。这些‘人家人’，多数是不自觉地在和娼妓竞争，――自然，她们就要竭力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鲁迅又满怀同情地感叹道：“这修饰的代价是很贵的，而且一天一天的贵起来，不但是物质上的，而且还有精神上的。”④从《妇女杂志》的办刊方针和立意看，再重读鲁迅的这段话，我们能够非常深刻地领会那时刚刚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的处境，鲁迅用了“买淫”而不是“卖淫”，他将娼妓制度及准娟妓制度的原因归结为买方市场，那时的女性除了“拉”住男人，也确实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真正能够自食其力的女性实属凤毛麟角，这里所说的“自食其力”并不是梁启超等人“分利说”所描述的现象，而是说，当由来已久的传统观念未遭置疑和瓦解时，作为一种群体的职业妇女远未形成时，妇女的劳动不可能被转化成社会化的劳动成果而得到相应的社会和经济承认，她们无论在名义上和实际情景中都摆脱不了被人所“养”的处境，也就不可能享有经济独立和自主权，同时也不可能享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
中国近现代的女性杂志大约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告诉女子如何“拉”住男人技巧的――包括如何追随时尚、如何赢得男人的垂青和宠爱等等，名为女性刊物――有的甚至很时尚很现代，但实质上是维护男权传统秩序的文化传声筒；另一种则是教育女性如何反抗现存的制度及传统，做与男人一样的人――享受与男性同等的教育权，关心国家乃至天下大事，参与男性所从事的革命，等等，比如陈撷芬创办的《女学报》、丁初我等人所办的《女子世界》、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以及何震发起的《天义》、燕斌主持的《中国新女界》。而《妇女杂志》与此两者皆不同，它既回避女性对男性的各式媚态，同时也不谈革命，甚至它的主要篇幅不直接涉及振兴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但是它与后者却有一定的精神上的承袭关系，它立足于女性自身，认定自女权启蒙所开创的“兴女学”是处于弱势情景中的妇女的唯一出路，它尤其关注妇女自立和就业问题，将女学与造就女性的自立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该杂志对成长中的新一代的女性的预期性培育；另一方面，它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处境，对已为人母为人妻的传统妇女(在激进人士看来，相对“先进”妇女而言，她们属于“落伍”妇女)也不放弃，甚至可以说，早期《妇女杂志》面向的主要是这部分传统妇女，以平易的姿态向她们传授各种传统的或现代意义上的家政和工艺常识，包括作文和绘画乃至书法等等，作文和美术在当时也是男性安身立命必备的技能，《妇女杂志》之所以如此全面地向妇女群体普及这些常识和技能，目的很明确又很浅显：使得这些被鲁迅称作家庭地位危险的妇女一旦面临危险时不乏起码的谋生方式；而当她们享有正常家庭生活时，又不乏为人妻为人母的基本技能。
《妇女杂志》创刊伊始曾登载了好几篇“发刊词”，其中一篇则提出：
应时世之需要，佐女学之进行，开通风气交换知识，其于女3女界为司晨之钟、徇路之铎；其于杂志界为藏智之库，馈贫之粮，所谓沉沉黑幕中放一线曙光者。此物此志，抑余有进者，吾国坤教失修，女子能读书识字者实占少算，主持言论诸彦，尤宜体察国民程度，饫以相当之知识，文字务求浅显，持论不必过高，以适社会。至诙谐嘲笑之作，奇丽香艳之文，伐性汨情，长恶败德，当然在屏弃之列。⑤
此文在《妇女杂志》初刊时不过代表了一部分妇女的愿望，但后来实际上成为该刊实践中的一种品格――它对文化程度尚不高深的妇女群体行雪中送炭之举，而拒绝作男性中心社会中的装饰和附庸。
我想这种对广大女性行雪中送炭之举是来源于首任主编王蕴章深切同情女性的胸怀，王蕴章曾长年关注和研究清代的闺秀文学，作为一名男性做这项工作是要承受很大压力的，茅盾曾比较客观地谈到和评价了王蕴章的这一经历：“他曾在创《小说月报》上连载的《燃脂余韵》，是搜罗清代闺秀诗文、词曲、歌赋铭诔，并详述这些女作者的遗闻轶事。写这本 书，他花了些工夫。这本书也有点史料价值，但不免‘玩物丧志’之讥。”⑥显然，对王蕴章所发出的“玩物丧志”之讥不仅是针对他一人的，背后隐藏着的文化含义则是对妇女写作(尤其是闺秀文学)的一种蔑视。而王蕴章搜罗那些清代闺秀的写作，恰恰表现了他与这种男尊女卑观念的对抗，我认为王蕴章是继金一之后又一位对中国女性遭遇和命运寄予极大关注和扶持的男性，中国女权启蒙正是源于这种关注和扶持所发生，并因为这种关注和扶持中国女性走到了今天。
二，最初的两位主编
论述早期的《妇女杂志》就不能不叙述一下最初的两位主编。首任主编王蕴章(1884-1942)，“字萆农，别号西神残客，清光绪壬寅科副榜举人，江苏无锡人，”⑦后为南社社员，早年在文明书局任编辑，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倾向，后人商务印书馆，在主编《妇女杂志》之前的1910年和1912年间以及后来的1917～1920年间，还曾主编《小说月报》，在文学上被认为是“倾向于鸳鸯蝴蝶派”，⑧离开商务印书馆后在上海的女子中学教书，1937年在日军侵华战争中“附逆”。
作为1915～1920年间同时担任《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主编的王蕴章，无论在当时还是如今都可谓是一位文化界的“风云人物”，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后人在专题性研究中提到他，但至今仍然是一个面目模糊的历史人物，在有关五四之前的《小说月报》的研究中更多人关注的是另一位主编恽铁樵，而在有关《妇女杂志》的研究中，因为对五四之后的评价较高而导致对王蕴章的揶揄则更显而易见。另外，如果说《东方杂志》以及《小说月报》是商务的品牌性刊物，而《妇女杂志》则是商务当局一种“无心插柳”的举措――它是因为要与创刊于同年同月的中华书局的《中华妇女界》竞争而诞生的，创刊后它在商务印书馆内的地位也显然是很不重要的，据当事人的回忆和后来者的推断，都认为历任的商务当局并不重视《妇女杂志》。1915～1920年间所谓的《妇女杂志》编辑部实际上只有王蕴章一个人，而1917～1920年之间的《妇女杂志》编辑部实际上则为半个人，据茅盾回忆，当时(1917～1920年)王蕴章主编着两份刊物，即《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但“他手下也只有一个只做登记稿件等杂务的人(当时名为校对)。”⑨这从另一方面来看，则给王蕴章的编辑工作留下了较大的自由空间。
王蕴章在主编《妇女杂志》时期基本属于新旧交替时代的过渡性人物，他既有因循守旧的一面，也有锐意革新的一面；这既反映在他的办刊方针上，更体现在他的妇女观方面。据统计，王蕴章在担任《妇女杂志》主编的六年中，以西神和�农、王�农的笔名在该刊发表的稿子共有一百四十三篇，它们分别是：“小说”栏目中的十篇、“杂俎”中的二十六篇、“余兴”中的十九篇、“学艺”中的三十二篇、“家政”中的三十八篇以及“记述”中的十八篇等，不仅没有在“论述”或“社说”等主导性栏目上发言，而且除了“小说”栏目以外的大部分文章，则源自于《美国母范杂志》(原名Ladies’Home Journal)或《日本妇人世界》(原名：妇人世界)的译稿。⑩可以看出王蕴章在主编任内除了继续文学写作之外，将自己的主要力量放诸于“学艺”和“家政”这二个栏目，这二个栏目在王蕴章时代是《妇女杂志》篇幅最长、篇章最多的栏目，一般每期的“学艺”栏目有五至十篇之多，而“家政”也在四至八篇之间。到五四时代这也成为“新派”攻击王蕴章“守旧”的一个凭证，并很快被完全抛弃。⑾
自1916年第2卷起，《妇女杂志》曾聘胡彬夏(1888-1931)为名义上的主编。1915年12月，《妇女杂志》及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其他刊物上登出胡彬夏担任主编的广告，⑿据1916-1917年间曾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学徒的谢菊曾60年后的回忆：
《妇女杂志》创刊于1915年，供中学以上程度的女学生和家庭妇女阅读，延留美回来的无锡朱胡彬夏女士为主编，创刊号出版之时，在各大报大登广告，对朱胡彬夏极尽吹捧能事。实际她与挂名差不多，从未到过编译所一次，一切均由王蕴章负责编辑，每期并用她名义写一论文，刊在卷首。王蕴章每月必登朱胡彬夏之门，代馆中面致薪资一百元，同时征求她一下对于编辑方面的意见，此亦不过虚应故事而已。过了一二年，即由王蕴章正式出面主编，不再借重她了。⒀
谢菊曾的回忆显然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根据《妇女杂志》第一卷的版权页所标，王蕴章毫无疑问是首任主编，可见其所述的细节并不十分确切，但它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至少可由此判断，“《妇女杂志》之所以起用胡彬夏，从该刊的宗旨来看，是为了将发刊宗旨现身于读者的眼前，同时也为期待于胡彬夏能带来的宣传效果。”⒁然而由于20世纪10年代的时代风气和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特定体制，胡彬夏几乎不太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编，王蕴章依旧担任着日常的编辑事务。
胡彬夏在“主编”位置上似乎仅有一年时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悄然退出，《妇女杂志》主编署名依然是王蕴章。因此，我将第一至第六卷(1915～1920年)的《妇女杂志》称作为“王蕴章时代”。从王蕴章和胡彬夏的背景及他们对《妇女杂志》的参与方式可以看出，一种杂志的编辑方针并非仅仅由编辑的一厢情愿所决定，它往往包含了时代可能性及编辑人的文化背景、主观可能性等多重因素，杂志的立场和风格往往是这些因素的多重组合和互动的结果。因此我们很难给王蕴章戴上“保守”或“守旧”的帽子，或在王蕴章与胡彬夏之间作出一种截然的判断――这样的判断都是后人的想当然，并不贴近历史。
三,《妇女杂志》的文体和主题
我们不妨将《妇女杂志》创刊初期的所有栏目罗列如下，以便我们纵览一下它的面貌：
一、图画；
二、论说；
三、学艺；
四、家政；
五、小说；
六、译海；
七、文苑；
八、美术(书法、篆刻)
九、杂俎；
十、传记；
十一、通讯问答；
十二、余兴。
第二卷由胡彬夏主编时期，因打出栏目内容和先后秩序则稍有变更：
一、图画；
二、社说；
三、学艺门；
四、家政门；
五、记述门；
六、中外大事记；
七、国文范作；
八、文苑；
九、小说；
十、杂俎；
十一、余兴。
由这两份栏目目录可见《妇女杂志》的文体特点主题思想：栏目名称处于新旧交替之间，几乎可以不新不旧来形容或描述它，几乎没有那个时代所 普遍具有的锋芒毕露的时代特征，关注的只是一些“家长里短”――从最基本的技能开始，向妇女传授／展示可以谋生、同时也带有陶冶性情的知识，使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在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社会中争取自己的一席之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妇女杂志》所开辟的“学艺”、“家政”等栏目，实际上是对扶持妇女从事社会职业起了极大的鼓励和推动作用，比如绘画和刺绣，在以往的历史中这大多为有一定经济条件家庭中的女性消遣、娱乐和训练修养的途径，但是当《妇女杂志》登载了一些女学生和家庭妇女的美术作品以后，绘画和刺绣对妇女而言就不再仅仅是一种消遣娱乐或附庸风雅，它开始成为妇女谋生、尤其是成为职业女性的一种准备或训练，尤其令人注意的是，它开启了中国现代女性画家的出现和形成。⒂
历史地看，《妇女杂志》在创刊以后的几年间，开创了将妇女长年被埋没的琐碎工作成果和生活常态“文字化”的局面，虽然早在1904年商务印书馆就编印了《女子小学教科书》，⒃但那只是一种尝试性的举动，实际上真正开始有规模的出版女子教科书是在20世纪的10年代，不仅《妇女杂志》及商务印书馆其他的出版物中有许多广告，《新青年》杂志也在1917年间登载过由上海群益书社印行的一套“师范中学女子用书”的广告，多达十四册，其中不仅有科学知识方面的：算术、代数、几何、化学、物理、生理等等，也有家事、簿记、缝纫这样针对女性生活的。而且这幅广告声称：“男女之职事不同，其应用科学亦生差异，本社辑译女子教科全编，其内容材料皆以切近女子事情为主。……”我想《妇女杂志》在这方面坚持不懈的工作――尤其是家政和学艺两个栏目长年的经营毫无疑问为那些教科书的出版做了直接或间接的积累。
《妇女杂志》的办刊方针在当时一些关注“宏大叙事”的男性看来可能是那么地不值一提，而更被一部分后人视为保守。⒄较为充分肯定它早期成就的学者也只是认为：“《妇女杂志》初创时欲以培养女学为女子争权利的基础，其次则在讨论有益家庭生活改善的实用知识，造就贤妻良母。”“该刊早期的宗旨趋重于提倡女学及实用，意在以女学培养具备科学文化知识的贤妻良母，摆脱过去专事倚赖的女性角色，成就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以其所学的知识负起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职务。”⒅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贤妻良母不完全是一个贬义词，但它却也绝不是一个褒义词，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女性应尽的“本份”而已，在激进人士的眼中或革命的年代里，它往往会遭到首当其中的批判。其实，即使在一些非常“前卫”的女权启蒙家的思想框架里是非常重视女性作为母亲、尤其是“国民母”的角色意义，金一在《女界钟》里就专辟“女子之道德”一节论述女性对自身、男性及家庭所负有的责任，特别强调了传统意义上的“阃范”――女性在家庭中的职责及自身应具备的素养，提到了胎教和母仪的重要性，甚至从正面援引了中国传统典籍中对胎教的阐释――虽然，1903年间的金一可谓是一位彻底反中国传统的人士。同样，金一也非常看重家政对家庭乃至国家、还包括女性自身的重要性。⒆从此可以看出对贤妻良母身份职责的适当引导一直是主流女权启蒙所关注的，而初期的《妇女杂志》则自觉地承担起对广大妇女进行具体指导的责任，则可以说是对主流女权启蒙的一种承袭和认同。
我认为早期《妇女杂志》有关家政、学艺等方面的篇幅一方面固然扶持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妇女，另一方面它又在无意之中为中国现代女性的历史积累提供了不可漠视和低估的第一手资料，全面而详尽地展示了从未被正统历史书写所道及的妇女历史和生存状态。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它通过大量发表女学生或家庭妇女们的作文和美术作品，使女性的才能和劳动成果得以重见天日；这一方面是对兴女学历史过程中的女性的极大鼓励，另一方面又是为女性历史和现实浮出叙述做一种拓荒工作。以每期的二个主要栏目“学艺”和“家政”为例：这是二个篇幅最多也是最长的栏目，从抚养孩子的知识到衣服的裁剪、菜肴的制作、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乃至养花种草、刺绣编织、养蚕饲鸡、家庭理财、美容化妆……这一方面固然是向妇女传授各种与家政相关的浅显的现代科学知识，⒇另一方面，这些素材又往往是来自于几千年妇女自身――包括中西方妇女在内的无数妇女的实践和积累，对这些素材的书写凸显了长期被正统的、以男权为中心的历史谱系所遮蔽的妇女生活常态，就如《妇女杂志》为两册家政教科书所做的广告所言：“兼采东西洋家事之长，以补我国家庭之短，至我国习俗之优良者，尤必注意保存，不但可供学校教科之用，即寻常家庭妇女亦可取为研究家事之用。”(21)这几句广告词倒成了创刊伊始的《妇女杂志》自身的真实写照，它就像一册巨大的展示妇女成就的集锦(或者说百科全书)，使长年埋头琐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的中国妇女看到了自己以及自己的先辈(同时还包括当时已处于“先进”阶段的西方妇女及她们的先辈)所付出的心血和所创造的成就。其实，就它的历史意义而言，与其说它向中国妇女传授现代家政管理常识或日“科学新知”，还不如说更多地总结了历史和现实中妇女所积累的料理家常琐事的经验，并将它行诸于文字得以传播，从而使长年看来杂乱无章或不登大雅之堂、实际上则丰富厚实的家政常识及妇女生活平常琐碎的一面得以进入历史视域。
在各种男权社会中似乎都存在一种天经地义的划分，那就是类似中国传统中的“男主外，女主内”，不少女性主义者认为，西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是人们理解西方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基础，“它们把公民社会分成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妇女(和家庭)处在‘私域’中，而‘私域’是没有政治意义的。”(22)这种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对应到中国传统社会中似乎就是“外”和“内”的区分，这种区分并没有因为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到来而自然而然地消失，相反，它随着现代化／性的发展而变异，在有的时候它甚至变本加厉，正如伊瓦・戴维斯进一步指出的：“由于民族主义和国家一般被当作公共政治领域的一部分，所以妇女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也使她们被排斥在‘民族主义’和‘国家’这些话语之外。”(23)
在以往的女性史研究中更多地注意到女性在公共领域或社会生活中的缺席，而很少从女性主体出发去看待作为一种私人领域的妇女生活。相对而言，作为私人领域的妇女生活和活动是不为公共领域、尤其是社会所看见，在这样一个私人领域中公共性或者说社会性是不在场的，我觉得汉娜・阿伦特在论述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关系时的一段话特别适合对妇女生活的阐释：“私人生活之所以具有一种被剥夺的性质，原因在于他人的缺席；对他人而言，私人并没有出现，因此他仿佛是不存在的。无论他做了什 么，都不会对他人产生任何意义或结果，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对其他人则是无足轻重的。”(24)中国几千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不仅严厉地限制了妇女，同样它也使男性／公共性完全与妇女生活／私人性相隔离，就如我所述的传统中下层阶级妇女一生中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对她个人而言几乎可以囊括其一生，是其生命的全部，而对他人而言――这种劳动却从未被传统社会纳入历史视野，即使进入现代化以后梁启超在创立其“生利说”时依然将其视作无足轻重。
四，对“分利说”的颠覆
王蕴章时代的《妇女杂志》通过对那些被以往历史忽略殆尽的材料的收集和详尽书写，有力地推翻了梁启超等人的“分利说”。自19世纪末梁启超等人提出“生利”和“分利”这一二元对立的概念以来，妇女坐享男人所创造的财富的观念可谓深入人心，作为一种富国强民的支柱性话语它从未遭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各阶层妇女)的置疑。初期的《妇女杂志》对此并未大加讨伐――一向以平稳和保守面世的王蕴章时代绝对不会向任何宏大叙事发出正面挑战，但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中通过对妇女劳动历史的收集和书写动摇了这一女权启蒙中的经典观念。这种对“经典”意味深长的颠覆和解构不能不令人怦然心动。
表面看来，王蕴章时代的《妇女杂志》承袭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并将这一观念天经地义化了――早期《妇女杂志》的几乎所有篇目都围绕着妇女如何当好贤内助这一主题，然而当我们将《妇女杂志》还原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去时，我们不能不将它放在中国女权启蒙的“上下文”中来解读，也就是说，我们注意到了这种互文性时就会发现它的另一番面貌，我们是否可以做这样一种推断：在“直面”女性历史和现实处境时，王蕴章们将“男主外，女主内”还原为一种历史真实性――其实它不仅是一种主宰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文化观念，也是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包括男性和女性)一以贯之的生活方式和形态。几千年来人们将“男”与“外”紧紧捆绑在一起，将其视为创造历史的动力和来源，而“女”和“内”则意味着不登大雅之堂的末流。一直到梁启超等人倡导女权启蒙――尽管他们对妇女的历史和现实寄予了很深的同情，但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从未被扭转甚至质疑，梁启超建立“生利说”的前提就是将妇女在家庭中的所有劳作以及生育完全忽略不计，或者按今天的话说都不计人创造国民财富的有效劳动。他们将妇女看作是一种与老弱病残一样的群体，完全要仰赖男性供养。王蕴章就是在如此荒芜的传统思想以及如此专横的现代思想框架内进行一种拓荒工作――前期的《妇女杂志》企图将妇女这样一种历史和现实处境连同她们为人类所做的种种一起展示给世人，这难道仅仅是宣扬“男主外，女主内”、“贤妻良母”或“三从四德”吗?
中国传统家庭中的妇女劳作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和侍候丈夫或公婆；另一类则为从事家庭生产，产品由男性亲属转手流入市场，这是妇女直接为家庭生计而从事的有报酬的劳动。先来谈一下妇女的第一类劳动，妇女的生儿育女及操持家务向来不被当作一种劳动来看待，即使在现代社会的开始也是如此，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企业辞退孕妇或哺乳期妇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是最近几十年间这种局面才开始有所转变，在一些发达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对处于孕期或哺乳期的妇女给予一定的福利性的待遇也仅仅是最近几十年内所发生的。其实，在20世纪初或更早时候的中国社会，由于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不发达，无论是人们的观念还是实际的生活状态，家务劳动都尚无社会化可言，妇女所要承担的家务劳动比今天要繁重和琐碎得多，对一个中等人家的家庭来说，全家大小从冬天的棉衣到夏日的汗衫，乃至大到被褥、小到鞋袜这样一些日常用品，都需要家庭主妇一针一线地制作而成；而一日三餐对家庭主妇来说更是每日必须花费心思和体力的劳作。这对今日处于全球化经济中的现代社会的人们来说大概是无法想像的――而早期的《妇女杂志》却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当时妇女的真实处境。
虽然清末民初尚未出现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妇女群体，然而实际上中国妇女的家庭生产所创造的利润和财富并不逊色于后来的职业妇女，再以中国妇女所从事的传统刺绣和绘画为例：1909年，一位名为沈寿(1874～1921)的妇女奉清廷之命绣了一幅意大利王后爱丽娜的像，此像在1910年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获绣像一等奖，1911年，在意大利罗马“杜朗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优等奖和“世界之大荣誉最高级之卓绝奖凭”，这件绣品作为国家礼品被赠送给意大利王室，意大利国王和王后大为惊叹。……同在1911年“杜朗万国博览会”上与沈寿一起出名的是安徽女画家吴淑娟(字杏芬)所画的山水花鸟画，在会展中为意大利王后所收购。更为令人惊叹的是，1915年沈寿的另一幅作品《世界救主耶稣殉难像》选送“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参展，荣获工艺品金质奖，售价为13000美元，而中国的“国酒”茅台则在这次博览会上被评为世界三大白酒的银质奖。(25)虽然像沈寿和吴淑娟这样为国家生出巨“利”的妇女实属罕见――无论是在以往的历史书写还是当时的有关妇女生活常态的描写中都是罕见的，但它却表明妇女在当时以及以往漫长的历史中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或为家创造了巨大的“利润”，虽然，由于地域、阶层、时代的不同，她们所产生的“利润”千差万别，但却都是“生利者”。
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注意到妇女在家庭中的劳作对中国历代、尤其是清代经济的重要影响，他们在比较了17-19世纪的欧洲和中国经济后，将中国经济概括为“内卷性经济”，在他们眼里，传统的“女红”――纺织、刺绣等等并非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家庭或妇女生活的点缀，而是那时中国业已形成的“市场经济”的支柱性产业，(26)也就是说，由于中国传统观念的因素，各阶层妇女都很少有可能走出家庭从事生产，然而固守在家庭中所生产的产品却流入市场并为家庭挣得报酬，而且这种报酬的数额往往并不低于与她们同一阶层的男性所得的报酬。例如，有这样一个数据：“在江南，一个成年妇女和她九岁的女儿通过养蚕和织这些蚕吐的丝，能够使一个相当贫穷的农民家庭每年增加十一点七三两白银收入，并且仍然做好家务；如果这个家庭能够无需借债即为这种生产提供资金，她们就能够挣到十三点七三两白银。在这一区域一个男性农业工人即使一年能得到十二个月的工作，每年最多挣五两工资，再加上他本人的部分伙食；如果他是一个长工而不是按日或月受雇，他可能得到全部饮食供给，但只能挣到二至四两白银。”(27)这些数据足以说明长期以来广大妇女绝对不像梁启超们所言仅仅是依靠男人所养的“分利者”，她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社会、家庭财富的创造者。 “生利说”一方面深受传统历史价值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是建构救亡图存口号的一种政治策略，在这里，“生利者”男性成为主动者、勤劳者和民族国家的拯救者以及财富的创造者，而“分利者”妇女则是被动者――只消费不生产的被养育者，从而对应于民族国家的先进／落后、新／旧、强／弱，在性别关系上则建构起同样的二元对立，并就此确立起男性权威在民族国家中处于强盛、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就像后殖民理论家对殖民主义者与被殖民地人民关系的表述所言：
既然有殖民者，当然就得替受殖者塑造形象，这就同资产阶级替无产阶级塑造形象一样。两个形象分别使殖民者和资产阶级得以安身立命，否则他们的存在和行为都会变得很突兀。……
为了弄清这个形象以及殖民者对受殖者的指责，且让我们看一个老生常谈的例子，即所谓“懒惰成性”。……几乎没有一个殖民者不说受殖者懒惰，可见这个说法十分管用。它在抬高殖民者、贬低受殖者的辩证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8)
虽然，性别的关系不完全等同于种族和阶级关系，但在这里却有着某种共通性，中国现代化初期男性权力者将妇女描述为一种类似殖民者确立受殖者“懒惰成性”的被动者――“待养”、“待食”、“坐食待毙”，从而将她们或她们之中某些人所具有的一切积极的主动性都取消或抹杀掉，并使她们处于一种永久而又崭新的附属于男性的关系之中。
梁启超等人的“生利说”所凭借的主要依据，只是来自于他们自身所处的阶层的经验，也就是说，他们所述的妇女处境和状态只是一小部分士大夫阶层的女眷的处境和状态，它远远不能概括当时以及历史中全体妇女尤其是底层妇女的生存景况。其实，就士大夫阶层的男性而言，也同样有不少纨绔子弟或游手好闲之辈，属于“分利”之人，因此，以性别群体来断然划分“生利”或“分利”显然有失偏颇。
《妇女杂志》的创刊确实有一种萧瑟孤寂的意味，它既悄无声息地消解了“生利说”，却又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淘汰出局――王蕴章卸去主编之职并不意味着《妇女杂志》的终结，但它确实是“王蕴章时代”的结束。王蕴章的拓荒被五四以后取代他的章锡琛概括为：“提倡三从四德，专讲烹饪缝纫”，(29)看来，王蕴章并未给他的后任以影响――即使到了五四后时代，章锡琛们依然保持着与梁启超们一致的观念，依然对“烹饪缝纫”那么不屑一顾。
五，“保守”还是“激进”
保守”和“进步”构成了中国现代历史上一对特别引人注目的矛盾。在许多人看来，王蕴章时代的《妇女杂志》的保守性或者说落后性，一是表现为专讲缝纫烹饪的贤妻良母主义，二是通过“文苑”、“传记”等栏目发表了许多以“表彰节烈”为宗旨的文章或人物传记，显示了编辑者落后守旧的思想意识。对节烈的推崇确实反映了中国文化保守的一面，中国人的节烈观直至“五四”运动发展到高潮时才真正受到置疑或挑战，清末民初则依然处于一种兴盛状态。早期《妇女杂志》有关节妇烈女的传记不仅仅是“旌表”文章，字里行间更多地流露了许多守节妇女的血泪生活，作为一种妇女历史的“常态”，它与“烹饪缝纫”一起在早期《妇女杂志》中得到诉说。更况且，当时的《妇女杂志》不仅登载了大量有关节妇烈女的传记，同时又兼容并蓄地发表了对节妇烈女的批判。(30)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式拉开帷幕时，尤其当它进入高潮时，节妇烈女作为一种陈旧的观念和历史现象在遭到人们唾弃的同时，重新又被埋入地表之下，它实际上并未得到充分的批判和清算。
初期的女权启蒙出于维护民族国家利益而对妇女进行命名，同时在历史和现实中给予她们一席之地，并希望妇女像男人那样为民族国家献出自己的一切，而并不打算对妇女的历史进行反思和“还原”。《妇女杂志》却在初期女权启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缝隙之间，对长期被遮蔽的妇女历史和生活常态作一定程度的还原，从而使女性得以浮出历史叙述，这是《妇女杂志》的突出贡献。然而，长期以来相关的研究对王蕴章时代的《妇女杂志》评价并不高，在后来的人们看来王蕴章是一位旧式文人，无论在编辑理念、方针和栏目设计上都与1920年以后主持《妇女杂志》的新文化运动中崛起的新式知识分子相左，后来较多的研究者则将1920年视作“分水岭”，认为王蕴章时代是“守旧”或“保守”的，而章锡琛接替之后的《妇女杂志》则代表着一种新生和进步。(31)而这种评价和判断主要或首先来自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激进知识分子，尤其是1921年接替王蕴章编辑工作的当事人，例如章锡琛本人，(32)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性。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者强调《妇女杂志》初期的保守性，主要的依据似乎来自于主流意识形态(包括海峡两岸)对“五四”新文学的评价，尤其是对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另一种大型杂志《小说月报》的前后评价――一般认为，1910年8月创刊的《小说月报》经历了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由恽铁樵(树珏)、王蕴章(创刊至三卷四期、九卷1期至十一卷)主编的《小说月报》是一份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文学刊物，而1921年由茅盾接任主编的《小说月报》则是“五四”新文学的一面旗帜。由于《妇女杂志》与《小说月报》同为商务印书馆的四大杂志，两份杂志有着多方面的紧密联系，不仅王蕴章曾先后做过这两份杂志的主编，《妇女杂志》的不少作者同时又在《小说月报》和其他新文学或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上发表作品，所以将《妇女杂志》和《小说月报》乃至其他“五四”新文化运动刊物联系起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以往许多研究中这种联系却存在不少偏颇，首先，在对《小说月报》的评价中就存在着一种十分明显的割裂，几乎没有一部文学史著作将“五四”以前的《小说月报》正面纳入到研究视域中，(33)这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一份文学期刊被割裂成两个历史时期，从而在几代研究者的视域中只有1921年与“五四”新文学相伴而生的《小说月报》，而全然无视1910～1920年十年间的那份《小说月报》，这甚至影响到高校的教程及学生知识结构的失缺。其实这种评价包含了两层意义：首先，文学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载体毫无疑问是首当其冲的一个“变数”；其次，按照进化论的逻辑――新的总要代替旧的，因而新的就一定比旧的好，这一逻辑则在一段时间内在中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小说月报》的改革是如此，而同样作为商务印书馆四大杂志之一的《妇女杂志》当然也是如此。在此我要指出的是，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也确实取得了特别显著的变化――其中白话文的实践和“胜利”就是一个鲜明的时代标志。然而，与文学改革不同的是，妇女问题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 二十年就已拉开帷幕，到五四时期它则处于又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它的实践和解决远比文学改革要复杂得多，要“任重而道远”。因而它在一些问题的诉求上就不存在像文学论争中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或“落后”的鲜明的二元对立，如果硬要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这种文学论争形态按在妇女问题的讨论中，那么势必会走向一种对教条的演绎，而不是对历史现状的分析和研究。
其实纵览早期《妇女杂志》，我们不难发现它并非只有一种所谓“保守”的声音，早在第一年的《妇女杂志》上就喊出过一些较为激愤的控诉，例如第1卷11号上吴曾兰的《女界缘起》、1卷6号上陈汉侠的《敬告女同胞文》等都是一些言辞较为激进的文章，尤其是吴曾兰的《女界缘起》，不仅抨击儒家男尊女卑之说，主张学习西方，提倡女权，而且对主流话语发出了置疑之声：“夫振兴共和国之女学，以求步美洲妇女后尘，岂仅造就贤母良妻而已!”而且彻底否定了传统意义上的女德：“顺从以外无道德，井臼以外无事功，针绣以外无教育，筐箧以外无权利，脂粉以外无品性。”(34)可以说，它早在1915年11月――几乎是在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同时，就喊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妇女解放的第一声。(35)同时又可看到这一“先声”与晚清女权启蒙的直接传承关系，后人一直将吴虞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女权平议》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向旧礼教发起挑战的檄文，(36)而同以“吴曾兰”之名发表的《女界缘起》一文则很少被人提起，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妇女解放方面的檄文刊登在这样一份“保守”的杂志上是令人难以想像的。
客观地说，当新思潮一浪高过一浪地扑面而来时，王蕴章并非那种后人理解的顽固不化的守旧派，他也曾多方设法试图“与时俱进”――这不仅仅是一种时代的压力，也是商务当局对自己声誉和利益的本能维护。大概就在罗家伦攻击商务多份刊物之后不久，王蕴章就有试图改革的“动作”，据同时代人谢菊曾的回忆：
“五四”运动以后，提倡三从四德和贤母良妻的《妇女杂志》，已与时代背道而驰，势非立刻改革不可，王蕴章因托程裕清转恳沈雁冰为该杂志特写一篇论文，以新面目。本来王与沈同是涵芬楼中的人，而且两人座位相距不过丈许， 只以过去素不交谈，不便冒昧启齿。程原在杂志部工作，与沈相熟，此时程已脱离该所，应王之托，特向沈代王恳求，沈便写了一篇《妇女的解放和解放妇女》的文章，署名“佩韦”，刊载于1920年《妇女杂志》新年号。(38)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署名“佩韦”的《妇女的解放和解放的妇女》一文登载于1919年11月的第5卷第11号上，而非1920年的新年号；另外，在王蕴章时代“旧式”文人固然占大多数，但似乎也从未排斥过新式人物的登场，“瑟庐”、叶圣陶等被后人视为真正的“五四”启蒙家或新文学家的名字早在1918年就出现在《妇女杂志》上，这从一个方面足以说明王蕴章至少不是那种蓄意阻挡进步的保守势力，他至少在主观上愿意“与时俱进”，只是似乎有些力不从心而已。
①参见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版。
②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8月，6页。
③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这被历史学界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
④《关于女人》，鲁迅《南腔北调集》，107页。
⑤张芳芸《发刊辞四》，载《妇女杂志》第一卷第1号，1915年1月15日，4～5页。
⑥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的前后》，见《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1月，183页。
⑦周叙琪(1910―1920年代都会新妇女生活风貌――以《妇女杂志》为分析实例》，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