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名花有主。围绕获奖作品，纸媒、网络掀起了一股久违的热潮。而这样的热潮，让人们仿佛回到了激动人心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是一个买书、读书的时代。伴随多元化生活格局的展开，文学市场真是今非昔比。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阿来并没有停留于喟叹，他认为，作家越是在多元化发展的当今，就越是应该重新审视文学传统；一个没有吃透本地文学传统的人，不但是很难进步的，而且几乎就是无效写作。
如何承接四川的本土传统?
应该说，自“新时期”以来，四川文学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比如“茅盾文学奖”设立以来，四川先后共有五位作家获奖，这样的获奖比例在全国所有省、区、直辖市中是最高的。但如果从承接巴蜀文化着眼，好像只有英年早逝的著名作家周克芹才属“正宗”。其余的跟四川本土文化关系不大。我想，一个作家选择题材固然自由，但哺育你的根却是无法选择的，这就如同子女无法选择父母一样。
提到“传统”一词，估计“90后”会有些不屑。这样的词汇的确被不同时代附加了太多的意识形态，但数千年滚滚而下的传统并不因为你的附加或不屑而停止和消亡。知道一点巴蜀历史的人应该晓得，四川的文化有两个传统谱系：一是源自古蜀王朝以降的灿烂文化，昆仑(岷山系)不但是古蜀文明的发源地，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策源地；无论从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伟大传统都蕴含着无比丰厚的灿烂文化，但至今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另外一个传统，则是五四运动以来，涌现出的以巴金、郭沫若、李劫人、沙汀、艾芜、何其芳等等为杰出代表的川籍作家群，他们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翻译、出版、编辑、本土文化研究等等领域作出了辉煌的贡献，很好地实现了承接传统、开创未来的使命，被传统之河贯通，传统因为他们的存在而得以延续和流淌。
这也许是一大通病吧，一些人面对源远流长的传统经典，却仅仅因为“无用”而弃之如敝帚，甚至因为不懂传统而以一种逆反心理对待传统，岂不是悲哀吗?我发现，近年来四川的文学的一个结症是：不行扩张，而是收缩。近年来，本土小说创作出现的问题比较多，其主要为作家的本土意识比较淡薄，言说不力。我认为，着重体现在这样两点：一是作家身份的“悬置”，出现了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尴尬状态。我说的“天”，指的是本土文化和世界文学的经典之境，而“地”就是现实生活。二是本土小说每年的创作数量很多，从文学内部着眼，“文本仿制”的情况比较普遍，缺乏新鲜感。这就让我发现，文学一旦缺乏对历史、现实的反思，缺乏对文学本身的思考，我们不但不会产生世界―流作家，也不会产生第二个周克芹。
而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四川的诗歌尤其是民间诗歌却是芳草萋萋，一代又一代诗人不断为世界带来活力，成都好像成为了汉语诗歌的“硅谷”。分析原因，我认为在于本土诗人具有比小说家们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本土文化自信。诗人没有像小说家那样被一根绳索吊着。
与全国的情形一样，本土从事创作人数最多的领域就是散文随笔――茶余饭后、风光游记、都市情感的记录，这样的“散文大军”未必能证明我们就是“散文国度”。写作者没有真正思考大地和历史，是很难有所突破的；格局一小，就逐渐沦为顾影自怜。
一些人有一个习惯，把写作效果不佳的责任推给外部，认为文学被边缘化，总认为是外人(外国人)不理解。其实我们发现，除了极左时期，谁也没有给谁规定过题材和技法呀!举个例子，很多人在写“抗战”题材，但他们不过用这个“壳”装入了太多无关的、似是而非的、想当然的东西。这样的东西现在何其多，你怎么让读者喜欢你的作品?一个领导到四川考察我们的文学状况后讲，四川一些作家不要把自己的文学等同于西部文学。这点明了问题的实质。我套用法国作家的话来讲，我们越来越把自己当“外省人”了。
国际视野中的汉语文学状况
近二十年，我前后走访过五大洲几十个国家，结识了很多不同语种、不同肤色的作家，当然也要面对各种尖锐的读者提问。2009年，我随作家访问团出访瑞士，一个女读者在会议上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咄咄逼人。她认为汉语作家总是受意识形态的控制，汉语作家就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我请翻译当场朗读了《尘埃落定》的段落，会后，她向我道歉。这并非证明我“行不行”，我是觉得，我们曾经深以为苦的、那种非死即活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早已远遁，可老外怎么还用这种眼镜来看待我们?这种意识形态的障碍，体现了欧美中心主义，妨碍了汉语文学进一步融入世界。当然还有方块字的学习障碍。就是说，愿意倾听并改变一己观点的人毕竟是少数。
我在德国访问期间，发现他们的严肃文学市场与汉语的情形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汉语的严肃小说、诗歌所达到的水平，并不比德语作家差，这可以从市场的反应中得到答案。我的作品目前已经出版了三十多个语种，在英语和德语圈里发行相对最好。我的一部三万多字的中篇《遥远的温泉》，翻译为德语就长了，有两百多页，他们称为“小长篇”，成为一本书，在瑞士出版时首发也有一万多册。前几年他们出版我的《尘埃落定》德语版已经发行了三万多册，这样的数字，说明汉语创作进入世界不是什么奇迹，是文学机制的一种趋于正常的状态。
我在德国期间，德国作家谈及中国近年的网络文学与纸质文学之争，他们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西方并没有“网络作家”之说，这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宽容点说，各自为自己的写作服务，其实只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网络就是一种载体而已，根本不存在“PK谁”的问题。而且我们可以发现，那些优秀的网络写手，最后也成为了纸质作家。我还有一个观点，纸质文学多年来一直有自己的评论家，从而稳定、规范了文学的发展。而网络文学没有严肃的评论家，只有“骂家”，这样一来，就只有网络的喧嚷，没有价值向度，从而也没有了文学。
近年汉学家顾彬发表了很多为媒体所转载的言论，我不大相信。前几天我刚收到吴亮主编的《上海文化》杂志，其中刊发了顾彬的一个长篇访谈。顾彬一再申明，他的观点都在他的著作里，不要相信媒体的“肢解”。比如有关创作数量与作家的诚信问题，我觉得这就是媒体对顾彬的“曲解”。而且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德国也有很多高产的严肃作家啊。所以，刻意用“田忌赛马”的比较方式来“矮化”汉语作家不大公道。
还需要注意的是那种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回到本土”的观点。唯西方马首是瞻肯定是死路，就像我们的一些电影，老是在根据洋人的口味用包谷酒来调制鸡尾酒，这简直就是“杯具”啊。而“回到本土”不是回到落后愚昧，也不是回到白话文开始的阶段，那个阶段已经渗入了很多西方价值系统，而应该是回到李白、杜甫的本土。我想，回荡在蜀地的文化气场，与之完全相通。 [ 2 ]
“掏空清零”的感觉
2009年我出版《格萨尔王》以后，感到真的有些累。
《格萨尔王》想象空间不大，因为它有两个现成的东西：一是故事本身；二是这部史诗有很多专家研究过，研究的成果也是小说内容的一部分。现成的东西一方面对我的创作有帮助，一方面是局限，但对我来说更是挑战，是对作家能力和水平的挑战。我花了三年多时间，作了许多田野调查，整理了很多资料，才完成三十万字的《格萨尔王》。我与张炜一样，很喜欢地质考察。遥想当年，填报中专的志愿，我只填了两个：一是长春地质学校，一是昆明地质学校。当时全国只有这两所地质学校。当时的中国事情大体就是那样，你想做的事做不成，你不想做的事偏偏要你做。
尽管我写得不算多，但每写一部作品，我追求一种“掏空清零”的彻底感觉。我有一个比喻，写作就像谈恋爱，需要全副身心的投入。我一旦投入到作品中去，情感的消耗很大一中国的评论总把小说的深度定义为思想深度，而我认为小说的深度情感的深度。当我的情感空荡荡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干涸的湖底。
说到技法，中国有几位与我情况近似的作家，比如张炜、张承志、熊召正等等，都是写诗出身，后来转入小说创作。我觉得，小说可以吸收来自诗歌的意境，吸取诗歌的洗练、词锋、意象等等，但没有写过诗的作家如果反过来去写诗，好像至今没有一个成功的案例。而且，我由诗歌转入小说的原因，更多地是源于自己对民族历史、大地的思考和困惑，想的问题越来越多，诗歌已经容纳不下很多“非诗”的思考了，只好用小说把这些想法记录下来。实事求是地讲，是思考把自己驱使到小说叙事这个向度上的，不是为了功利。
除了对民族、本土历史文化的不断反思，我的小说创作如果说还有什么特点，那就是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空间，一个电视剧、新闻故事、电影所不能表达的空间。我们可以发现，讲故事可以有很多方法，这些文化门类早已经大举进入到传统叙事文学的领地了，我就知趣地退避三舍，去寻找一个真正能发出自己声音的“发声器”。至于有些人，在写小说的过程里也没有忘记为日后电视剧的拍摄预留位置，这种姑且可以称为“分镜头小说”，在我看来是很不纯粹的。我一直在苦苦寻找，纯文学绝对不会消亡，我一方面承认小说的局限，另一方面要捍卫小说的尊严。
作为省作协主席，我在创作之余，很想做一些实事，也希望打破官方、民间的壁垒，发现一些优秀的作家，回到对文学的敬畏，回到对本土历史的热爱中。大家努力，就会使四川的本土文学创作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平台。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