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后，我会收获一个怎样的孩子？” 10月里，一位年轻母亲这样控诉她的困惑：“开学一月摧垮了我坚持6年的教育观。我用了6年时间力图把女儿培养成‘她自己’，但在整齐划一的教育体制下，我的女儿怎么可能不像流水线上的标准产品？！”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样的困惑迅速在微博上传开，并得到共鸣。众多的回复中，“在家上学”的解决办法格外突出，这样的风潮正不知不觉地在各个城市悄然兴起。
看到类似的情形，十年前就提出“在家上学”的“私塾教父”袁鸿林，看着自己培养出的神童女儿袁小逸，漾起的自信表情轻易掩过了十余年来“抗争”的艰辛。
不想上学
袁小逸的“早慧”或许从幼儿时期开始。
2002年底，浙江海盐的一所幼儿园门口，三岁的袁小逸拽着袁鸿林的衣角：“爸爸，能不能不上学呀？”袁鸿林摇摇头，俯身抱着女儿往教室里走，但并不放心，就躲在教室的窗外观察：在家活蹦乱跳的女儿，搬了张凳子缩在墙角，其他孩子都在嬉戏打闹，只有她一人呆呆地闷着。
袁鸿林心疼，42岁才有了宝贝女儿，与其让她无端端受苦，还不如带她回家。袁鸿林是文革恢复高考后初中生自学直读北大研究生的才子，后又考上南开大学的博士，算得上“在家上学”的活范本。
打定主意，袁鸿林便回家和妻子周碧均商量。妻子从椅子上弹起，言辞决不妥协：“这怎么行，别把你的想法强加在孩子身上！”
可孩子的苦况很快击败了周碧均，在幼儿园里，袁小逸经常发烧，有一半的时间都请了病假。学年结束，周碧均看到幼儿园老师写下的评语：“你们的孩子，根本无法和其他小朋友交流。”说得像自闭症一般，语气委婉，却句句扎人心。她只好忐忑地接受袁鸿林的建议，让袁小逸在家上学。
许多收获都建立在牺牲的基础上。此前，袁鸿林开了一家从事外贸咨询和翻译的公司，周碧均开了一间美容院，为能在家教孩子，夫妻俩不顾旁人劝阻放弃了工作，袁鸿林只负责教学，而妻子则负责家庭生活。
2004年，袁鸿林专门设计出颇带神童色彩的“袁小逸模式”，提出预期目标：“3岁接受早教，13岁达到普通高中生水平，16岁大学毕业，19岁硕士毕业，21岁博士毕业。”
新辟“神童模式”
刚开始，为让女儿多些学习伙伴，袁鸿林搭上了所有的休息时间，为邻居的孩子提供免费的英语补习。口碑相传，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他的课堂。结果，补习收费竟变成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袁鸿林追求学习上的自由平等，但要求却很严格，常故意制造问题压住袁小逸的风头，激发她学习的积极性。
同龄孩子刚开始学英语单词时，四岁半的袁小逸已熟读大学生《新概念英语》第一册。袁鸿林让她成为英语课的领读，学生不服气：“不就是老师的女儿么？”袁小逸起初胆怯，句子读得结结巴巴，而后每次上课前她都温书，用流利的英文压住大家的质疑。
6岁时，袁小逸的英语水平已能和外教交流。在父亲的帮助下，她成为一名初一男孩的老师。到9岁，袁小逸的认知水平已超过普通初中学生。袁鸿林出差，袁小逸会学着父亲的模样，大胆地给学生们上《古文观止》。
一位高中生举手提问，袁小逸对答如流。于是，袁鸿林用“9岁老师”做金字招牌招生，家长们趋之若鹜，袁小逸顺势出版了自传《私塾女孩袁小逸》，成熟的笔法勾勒出在家上学的成功。
通过这本书，能看到袁小逸已成为一个全才，日语、法语、数学、物理、化学等课业被悉数传授，并达到有能力自学深造的境地。而她在钢琴、书法、国画、下棋等特长爱好方面，也颇为精通。以学习成果来讲，袁鸿林的模式无疑是成功了。
重返校园
可这种模式成果，并没被学校接纳。2008年9月，袁鸿林将9岁的袁小逸送入学校，插班进入嘉兴市清河中学初二（8）班。
上学第二天，在周碧均的催促下，袁小逸6点起床。当她慢吞吞地洗漱、吃完早饭后，到学校已经迟到。在上完第二节课后，她全没了新鲜劲儿，老师仍在滔滔不绝，可她却很想小憩一会儿。
繁重的作业让她疲惫不堪，无法融入集体让她困扰。班里的同学都当她是小妹妹，有时正讨论问题，她一凑拢，大家就停住嘴，嘻嘻哈哈地拿她打趣。
袁小逸又陷入幼年上学的低迷情绪里，连着发了几天高烧，直到9月底也没完全康复。袁鸿林夫妇打起了退堂鼓，但袁小逸还想再试试。努力地想要坚持，但结果并不理想。袁小逸几次考试成绩都在56分左右。“她没有接受过考试培训，书写速度慢，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答卷。”袁鸿林笑笑解释，在他看来那不过是一次实验而已。
袁鸿林的说法激怒了许多家长，有家长这样评论：“袁鸿林在作秀，把女儿当作试验品。”
最终，学校教育还是让袁小逸绝望，“在这种又苦又累的情况下，不仅学习效率低，而且还会出现不正常的心理。”2008年11月14日，袁小逸离开学校重返私塾，开始莫名地向往国外的生活：“我要通过SAT考试（美国高考），去美国读大学。”
在家教育之困
出国或当少年大学生，是在家读书的孩子最常走的两条路。《2011出国留学趋势报告》显示，从2008年以来，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呈爆发式的增长，2011年竟达到了35万之多。其中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每年大约增长20%，18岁以下的比例比上年增长一倍。可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主任白章看来，低龄化的出国留学有利有弊，但是弊绝对大于利。
袁鸿林显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为女儿安排了少年大学生之路。2011年6月，袁鸿林举家搬到了绍兴文理学院，方便女儿旁听。而后的一年，袁小逸专攻教育心理学。她说起心理学时脸上泛光，热爱之情溢于言表，“现在Daddy基本上帮不了我，全靠我自学。”13岁的女孩儿一脸淡定，言谈成熟稳健，没有一丝童趣。她也因自己的成熟困惑：“和同龄人相处，能得到生活上的快乐，却得不到学习上的共鸣；和年长的姐姐相处，能就学术讨论，却没了生活乐趣。”
这种困惑不知不觉挫了“神童”的锐气，连袁鸿林也受到影响：“我不知道对她的教育算不算成功，她正处于叛逆期，需要自我突破，我只能静观其变。”
尽管结果未知，袁鸿林新办的寄宿式私塾里，前来观摩的学生家长仍旧络绎不绝。“在家上学”已有不少志同道合者，他们成立了“在家上学联盟”，方便交流经验。但实际上，“在家上学”的教育风险并不亚于体制教育。
“在家上学”在国内出现时间不长，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毕业生”，很难判断其优劣。很多家庭，盲目让孩子在家上学，遇到问题又盲目返校。袁鸿林的私塾里，唯一坚持下来的学生也仅有袁小逸一个。尽管社会允许多元教育方式的存在，但学生之间存在差异，“神童模式”不可复制。传统的体制教育是有“病”，但非传统的“在家上学”并不是治病的“药”。
链接：在家上学互助联盟
“在家上学互助联盟”是孩子家长共同寻找体制外教育的联合，将孩子集合起来，共建理想教育的实验田。重庆有7个家庭就联手在小区内租房，创建起类似现代“私塾”的课堂，每个家庭每年出资2.5万元，由7个家庭的妈妈出任教师，并为孩子定制一套适合他们的成长模式。
随着在家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多，学习形式也呈多样化：有的家长辞职在家，一对一辅导功课；有以孩子自学为主，家长偶尔点拨；有家庭定期小聚，开设家长独自一人无法辅导的课；也有从“互助组织”升级为“互助学堂”，家长们组成委员会，共同决定老师的聘用、教材选择和教学模式；还有经验成熟的互助学堂转型成为现代私塾，面向社会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