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中的反抗行为越来越多。反抗行为似乎与人的天性有关，心理学与社会学也可以为教育中的反抗行为提供一些分析的视角，但从最根本处来说，教育中的反抗行为与教育实践具有的“守旧”性格有紧密的关系。教育的本质决定了教育是一种具有“传承性”的行为，这是教育的“先天”特点，正是这个导致了教育的“守旧”取向。因为“守旧”，所以反对“偏离”，然而教育又要启迪智慧，促进人成长，所以“鼓励创新”。在新的环境下，这一矛盾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反抗行为；学生；社会；守旧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5-0010-05
一、从一个“个案”开始的理论思考
又是一次不幸的事件，又是一处教育反抗行为。“2012年4月13日晚7点30分左右，山东省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八年级一班14岁的女生李欣玥从自家五楼的窗户跳下，14日早晨，因抢救无效，永远地离开了爱她的父母和同学。” [1 ]记者和编辑们选择这样的“过激”事件似乎是为了吸引眼球，其实也是为了让人们赶紧开始反思我们的教育到底还有哪些不对劲，重新思考老师、家长、学校、社会、政府、学生本人等等这些人的责任在哪，相互责任的界限在哪，不同的人到底负有哪些不同的职责。然而自从网络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似乎总是看到这样的事情，大众几乎把这样的“个案”当成“经常事件”，似乎新一代的学生总是会选择各种偏激的或者消极的行为来表达对教育的反抗。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同情、愤怒、悲伤、感慨、理性等声音不仅给老师、学校和家长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也为教育理论的研究者带了更大的压力。在教育实践中，似乎已经越来越不能用一句“个案”就把同情、愤怒、悲伤、感慨的普通人全都打发了。
家长和学校都急迫地要马上给出灵丹妙药。和东营市胜利一中面临类似压力的学校何止一所，有类似问题的学校何止一所，有类似担心的家长何止一人。哪个学校不想让自己的学生健康成长，哪位老师不想让自己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哪位校长愿意让自己的学校名声败裂，哪位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牺牲品？所有家长、学校，所有关心教育的人恨不得马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从明天开始就全面消除这类问题。面对教育实践中的紧迫要求，于是不同的办法开始被实施。
比如，赶紧不惜代价，对学生采取心理疏导，可是那些本来心理状态良好、没有问题的学生被心理疏导老师一顿教导后，搞得似乎自己要出问题了一样。实际的情景也许是一阵燥热，而后更多的人看到的是更多的问题和更大的失望。
比如，有人认为取消所有学校强令学生剪头发的规定。且莫说任何教育都难免有“规训”的味道，即使取消剪头发的规定，未必就能保证学生其他的教育反抗行为不发生，未必就能保证没有人在过激的反抗行为中受到伤害。
问题看来很复杂，而教育实践的需要又极其急迫，教育理论研究者也有理由急迫，然而更要说：“且慢，要看清楚这些问题，还需要理论研究者把心冷下来，找个安静的环境，理性的思考一番。”只有找到问题的根结所在，才能最终给所有人一个交代，给关心教育的人一个交代，给学校和家长一个交代，给已经死去和或者受伤的幼小心灵一个交代。否则终究难免让无辜的人受到冤枉，让无心的人受到错怪，让热心的感受失望，让社会变得不理性。
二、教育中的反抗行为
1. 反抗行为与反叛行为
反抗行为似乎与人的天性有关。比如婴儿一旦发现环境与自己所要求的不一样就会大哭不止；开始“懂事”的孩子也是一样，一旦能“懂得”某些事物，第一反应就是要坚持自己的要求。这是教育活动面临的一大棘手问题。人类既然要绵延，那就需要教育的传承，而所谓的传承不可能只是传承一些生活经验、生产技能，而更多的是要把惟独属于人类的东西，诸如被叫做“反思”、“智慧”、“勇敢”之类的美好品质传承下去。更进一步，不仅要让受教育者形成这样的好品质，而且要让受教育者学会“如何”形成，要让受教育者会在生活中运用，这才算是达到了教育的最终目的。
所以好的教育带来觉醒，带来理想，教会人思考，教会人坚守，同时也教会人对不合理的失去进行反抗。这类的反抗行为古今中外都一直存在：早在两千年前的中国汉朝，太学生们就开始参与政治事件；近代以来，外国大学生们的反抗行为更是司空见惯；即使印度这样的新兴国家也是一样 [2 ]。更有无数像《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反映青少年“叛逆”或者与社会不融合的性格的小说。当下国内的情况则更加复杂，学校中的“90后”、“00后”们很多时候简直是“非暴力不合作”。“‘我就这样了，你看着办吧！’是他们的口头禅。” [3 ]
有的时候学生的行为被冠以“反叛行为”“叛逆行为”的称呼，这些称谓能更侧重从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对此，教育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也有一些相关的论述。比如关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大学生运动潮流的研究，丁雪明写了硕士论文《20世纪60年代美国校园反叛运动探析》，孙益写了《校园反叛———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与高等教育》 [4 ]，吴舒蔓、吴发科写了《“叛逆期现象”剖析及其教育对策》，等等。
但是从不偏向任何人或者既有规则的角度出发，用“反抗”这个稍微“中性”一些的词可能要好一些。“反叛”所指的对象是对垒的两面，似乎不可挽回，但是教育中的学校、老师和学生之间不应该完全是对垒的关系。“叛逆”可能更侧重学生心理状态，教育中的有些反抗行为并不是“叛逆”，使用“逆”来描述学生的一些复杂行为似乎也太过分了些。
2. 反抗行为与暴力行为
威胁校园秩序的何止是校园的反抗行为，其实校园中各种不安全因素比比皆是：踩踏事故、危房坍塌事故、校车事故、人为砍杀事故、春游交通事故、食物中毒事故等，其中与人的主观愿望关系最大的是校园暴力行为。
教育中的反抗行为分类有时候可能会表现为暴力形式，但是更多时候则是“隐性”的反抗和无声的反抗，因为极端行为等于是暴力行为。比如今年的早些时候，启东市汇龙中学江成博同学把国旗下讲话偷换成自己对教育不满的稿子，这被有些人认为是“言语极端”，但是这种行为本身没有任何暴力性，不会对某人带来身体上伤害，应该说只是针对教育而来的，如果说负面影响的话，也只是会对教育本身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是绝没有暴力性。 有些校园反抗行为则是暴力行为，比如学生故意损坏学校的公共财物（尤其毕业的时候），打碎宿舍的玻璃，甚至学生殴打老师等。
总的来说，教育中的反抗行为与校园暴力行为出发点是不同的。暴力行为通过暴力手段解决各种矛盾，一定会带来破坏；而反抗行为主要是反抗教育现状，反抗与教育有关系或者没有关系的社会现状，反抗者有时候清楚反抗的最终目的不会达到，他们只是想表达不满，因此大多数都不是以暴力形式出现的。反抗者最希望让别人看到自己的反抗，借以达到反抗的目的。
三、教育反抗行为的原因分析
也许有人会说，学校若是取消某些会引起学生反抗的事情（比如“剪头发”），就不会出现学生的反抗了。但是，这并不是从理论上解决问题的思路，只要学校还在，就难免会有其他各种学校与学生之间不一致的地方。教育本是琐碎事，老师们絮絮叨叨地要学生在某些具体的细节作出符合规范的各种要求永远都会存在。应该怎样认识这些反抗行为呢？一种分析可以从整个社会环境出发，即社会学的角度；一种则可以从出现反抗行为的学生的个人心理因素或者成长过程去探寻，即心理学的角度。
1. 社会学的分析
在某种意义上，教育中的反抗行为其实是整个社会反抗行为的一部分，人们对所生活的世界感到不满，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绝非只在今天是这样。而教育中的各种反抗行为也与社会背景息息相关，比如发生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教育反叛行为虽然离不开当时的教育背景——比如对课程结构、课程性质表达不满，以及对学校管理的合法性表示质疑等，但是也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首先离不开当时社会的民权运动，也与“新左派”势力的上升有关系，加上当时美国国内反对“越战”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所以才出现了大量的校园反叛事件 [5 ]。总的来说，社会方面的因素主要包含几种：
（1）社会变迁 社会变迁要么指全社会陷入混乱，要么指进入新的秩序中，这意味着全社会形成了新的理想。前者比如中国东周分裂，魏晋以后五胡乱华，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冲突不能不比原来更多，冲突多则反抗多；而后者则会出现新理想的实现要比原来面临更复杂的环境问题，所以也会带来更多的冲突和反抗。
对于中国学校教育来说，在思想上不能适应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也是造成教育反抗行为较多的因素之一。“教育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过度批判，对教育传统的过度反叛，是教育的文化矛盾的历史根源。” [6 ]在后现代思想家眼里，教育的现代化本身就会引发冲突。因为“作为落实知识权力的制度形式之一，现代教育空间（学校）自然也存在着政治经济等非学校空间中所存在的现代性问题。言外之意，教育的现代性问题同样可以描述为理性的知识教化权力与个人（学生） 日常生活之间的冲突。” [7 ]
（2）文化冲突 一个国家在同样一段时间内也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其中一种表现是由地域等因素形成的，另外一种则是因为“代际”差异造成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东部地区迅速实现工业化，社会转型的速度过快，这造成了不同时代的人生活的环境迥异，人生观念也有较大差异，于是出现“70后”、“80后”、“90后”等说法。不同的生活环境意味着不同的思想状况，意味着差别，在教育的实际中自然会引起冲突和反抗。
（3）认识差异 在一所学校内，校园管理一方和学生之间对某种事物的认识可能有所不同。比如对于“体罚”，《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说明什么是“体罚”。在现实的教学情境中，如果一位老师让一个学生站着听课，这时，学生会对周围的人诉苦，因为他觉得自己受到体罚了，但是学校或者老师则未必认为这就算是“体罚” [8 ]，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冲突和反抗。前例“剪头发”事件就是因为学生和学校之间对“剪头发”这件事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学校可能出于忽略青春期男女生性别差异以便形成较好的学校风气的要求出发让学生剪头发，但是忽略性别差异这个出发点往往又不愿意告诉学生，学生则认为学校强令学生剪头发只是为了便于管理，整齐划一，忽略学生个性等。双方的看法差异自然会导致行为上的不同，进而会造成冲突与反抗。
2. 心理学的分析
心理学方面，学生在教育中的反抗行为主要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性因素。每一个人在内心都或多或少有反抗的倾向，这本来并非是人性的弱点或者缺点。有的学生个性属于自我意识特别强烈的那种，因而一旦有与环境不融合的地方就会出现各种反抗行为。第二，成长过程中的遭遇。比如，生活在一个反抗行为过于被容许的家庭中，或者过于不被容许的环境中都会正向或者反向地影响学生的行为。第三，年龄因素。人固然天生有“理想”，但是一位老者与一位中学生之间有所不同，年龄因素会影响到学校教育中的反抗行为的多或者少，以及发生的方式等。第四，偶然事件激发。每一次极端事件的背后都有某次事件的激发，这些激发事件甚至会让本来不相关的矛盾一并爆发，从而带来不应该有的极端行为，造成暴力和损失。
总的来说，心理学角度的原因分析有可能对某个“个案”提供很好的解决思路，但是不足以从更广阔的理论层面理解教育中的反抗行为。
四、守旧的教育——教育的宿命
任何一个社会都难免会有冲突与反抗，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冲突的社会意味着沉闷与乏味。然而这样的想法并无助于解释教育中的反抗行为，必须从教育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来探讨。
1. 传承与守旧
教育的职责在于传承，“教育的本质属性是它的传递性” [9 ]。传承或者传递的本质在于把以前的东西传下来，不管是知识、品质，还是生活方式。传承不拒绝创新，但是传承的本义则是“传”，传的内容不可能是“未来”的东西，因此难免是“旧”东西。在这样的逻辑下，教育自古以来一直选择“守旧”。孔子选择旧的“六经”作为教学内容，而后“六经”（或者“五经”，一般认为，这些经典出现的时间比孔子生活的时代要早）的教育内容为历代教育者所采纳。愈到后代，“五经”愈发古老，然而教育的传承性却要求不断传承这些古老的东西，并在对古老知识的传承中“存古开新”，在传递“旧”事物、旧知识的过程中，开启受教育者的智慧，这是孔子“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学》）理想的体现。 教育具有传承性不能必然推理出教育具有守旧性，但是教育具有传承性容易形成守旧性；现实中的情况是教育总是趋向于“守旧”。在学校里，经常能看见这样的现象，翻开学生的课本，里边的知识简直可以称为“古老的知识”了，但是学生在课本之外接触的知识则可能是新鲜刺激、富有时代气息的，甚至对于许多人来说有不可想象的超前性。课程体系的陈旧早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于是有人感慨学校教育所传授的知识何等“落后”，“许多教材在国家的垄断下几十年一贯制，内容陈旧、形式呆板，远离火热的社会生活，脱离学生接受知识的特点，一直招致社会各界的强烈批评” [10 ]。
总之，学生每天所接触的社会生活与学生课本上的知识和学校推行的知识往往有极大的差别。但是推行教育的人，不管是政府、家长，还是学校、老师不可能完全向学生传授“真实的生活”，因此总是趋向于传授一种“形式”，一种既定知识框架，一些“原来的”旧内容，而这是由教育的本性决定的。
2. 守旧与保守
国外一直有“保守主义”的说法，国内也会看到“保守主义阻碍改革”的说法。“保守主义”与教育所具有的“守旧性”似乎不同，前者表示的是一种传统，一种态度，一种理想，而后者表示的是一种“特点”，但是从深层次来说，这两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国外的保守主义往往与政治思想缠绕在一起，各国政治传统和各种政治思想派别的情况有所不同，所以各国的情况也各不相同，但是这些在中国都不存在。比如在最近的美国，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一体的。“在美国所出现的这场保守主义教育运动中，新自由主义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它的主导思想便是倡导‘弱政府’。” [11 ]而对于日本，国内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略有不同。新自由主义主张个人主动能力的发挥，在个人与政府上侧重个人能力，从政府与市场的角度来说则侧重市场的力量，主张政府作用有限论与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而新保守主义则倾向于主张日本的传统中所具有的文化“个性”，因而注重传统文化的培养。
其实，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一直是不可分割的。“保守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传统主义加上古典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实质是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结合。” [12 ]比如日本的新保守主义注重“传统”，而美国的保守主义则与自由主义合在一起。所以“当代的新保守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高度融合，以至不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具体观点上都难分彼此，故被称为自由的保守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要保守古典的自由主义的大传统，旧保守主义要反对否定自由传统的激进主义。在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谱系中，保守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基本上是同义语” [12 ]。
总之，“守旧性”也许和“古典自由主义”有一些交叉，通过对“古典”进行新的解释，论证出“古典”的东西也很好，进而论证出教育应该具有“守旧性”的结论。排除各种标签，排除各种政治理想，“保守主义”其实也算是在为教育的“守旧性”进行辩护。
3. “守旧”的宿命与困难
教育的“守旧性”源自教育的传承性，从这个角度看，选择“守旧”乃是教育的本性中就有的宿命。教育的守旧性当然是为了教育本身更好地实现其传承性而存在的。
然而“守旧性”的存在会形成一个矛盾，这即是教育本来要启迪智慧，“培养创新型人才”，可是通过旧知识，在既有的框架中，如何突破“新”与“旧”的界限呢？在教育“守旧性”的前提下，教育者总是坚信通过设定好的各种“体系”就能够帮助学生形成“创新”的能力，因而总是趋向于把受教育者放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按照既定的、旧有的知识体系对学生进行“思想改造”，又期望通过这样的形式能带来“新”。“旧”能够带来“新”吗？孔子认为，学习古人旧（“六经”比孔子还古老）的“六经”就能够带来新思想。后人也相信这一点。今天有些人即使不相信“五经”，而改信其他的了，但是同样是“以前”形成的知识、思维、道德框架等等这些“旧”内容。
由于这个“宿命”，教育的实际情景往往趋向于“按部就班”进行传承，有时候即使是“活动教学法”，许多“活动”也是早已安排妥当的框架、体系和模式，因而总是趋向于反对“多元化的”、“过激化的”行为。之所以这样，并非因为教育活动存心反对创新，而是出于对教育“传承性”缺失的担心。因为一旦有不可控的“创新的”或者“刺激的”行为出现，那么就容易导致出现受教育者对旧有的、既定的知识的不信任的行为。比如“文革”的时候，大量的受教育者完全不相信教育活动所传承的“既定”的“旧知识”。正是这样，教育者才似乎总是“守旧”，似乎总是“反对过激”，总是趋向于对非正常渠道的反抗行为持“保留态度”，因为这些影响的不仅仅是教学秩序，而且是教育的本性。
可以看到，这一矛盾在今天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原因来自很多方面。比如，学生的信息获取更加便捷，比如社会思潮不再完全认可保守主义或者守旧等。假如学生可以非常便捷地获得各种新鲜刺激的信息和知识，为什么还要十分热心于这些“旧”知识呢？假如整个社会思潮认为“守旧”等于“不好”，教育所传承的不管是知识，还是与之相并列的行为方式都是“旧”的，那么教育中的反抗行为会更多，教育者与教育行为都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五、“新”“旧”之间——教育的选择
在“新”与“旧”之间，教育应该如何选择？如果选择不断更新所传承的“旧”知识，开放并且不断调整“旧”的基本知识体系，不仅会造成教育内容的不稳定，而且会造成对过去知识看法的不稳定，不仅继续影响和扩大代际之间的观念差异，带来社会观念分裂，而且会带来受教育者对“知识”本身的怀疑，进而带来对教育可能性的怀疑。
“传承”乃是教育的本性与天分，“守旧”乃是教育的宿命。“传承”在人类社会中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人类社会依赖“传承”才得以不断延续。然而“守旧”这个特点呢？“守旧”是否要继续和“好”与“坏”扯上关系呢？是否一定要认为“守旧”就是“好”或者就是“不好”呢？恐怕打破这个逻辑才可以为教育在“新”与“旧”之间自由地选择提供广阔的空间，也为教育通过“旧”创造“新”提供广阔的空间。孔子曾说过：“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心平气和地对待旧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老百姓形成苟且混日的人生态度，才能有上进的心思和好的追求。
然而如果完全选择“旧”知识，不承认不断更新的新知识、新体系，势必会让教育越来越难以适应当下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不仅会导致教育中各种暴力的非暴力的反抗行为越来越多，而且会影响人们对教育的信心。
总之，对于解决教育反抗行为的问题，在“新”与“旧”之间的选择显得无比重要。这种选择不完全是激进和保守的争论，而是所有人都应该心平气和地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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