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从哪里来？ 我赞同一说：改革是逼出来的。或曰，“倒逼改革”。 中国历史上的几次著名改革，其发生的机运，无不是朝廷、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若非七国争雄，地处西陲、国弱势危的大秦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秦孝公、商鞅怎会废井田、奖耕织、强兵甲，厉行变法？
如不是民贫国穷，朝廷财政揭不开锅、濒于破产，王安石、张居正何须推新政，行改革？
没有甲午海战的大溃败，割地赔款的大耻辱，以及列强环伺、瓜分中国的大危机，慈禧老佛爷、光绪皇帝，能搞维新变法和立宪改革么？
是困难重重、岌岌可危的态势，逼迫当权者改弦易辙，寻求新的生机和出路。这倒应了句古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所谓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政权固若金汤，朝廷府库充盈，大的改革或变法，一般不会提上日程。
当代中国的农村改革，东南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又是怎么来的？让我说，也都是穷困和危机给逼出来的。
小岗村农民摁血手印、签生死状，搞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就是因为农业一团糟，农民连稀粥都吃不饱，这才穷则思变，要改革的么？
宝安的老百姓冒着“叛国投敌”的风险掀起逃港风潮，不也是极度贫困和落后逼得他们活不下去而不得已为之的么？一位宝安农民曾对记者说，“‘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诚哉斯言！当代中国30多年来的大改革，是我们千千万万渴求摆脱穷困的父老乡亲，用自已的血和生命抒写出来的，是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顺应民意，推出改革开放的大手笔。20年前邓公的南方谈话，一语中的：“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逼出来的改革表明，人总是有隋性的，体制也有其运作的定势和惯性。形势转好，改革后靠；日子难熬，改革将到。大抵如是。所以，高明的政治家不会被逼上死路才想变法、行改革；他们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在社会危机形于未炽之时，即能把握改革的主动权。商鞅的法家变革之所以较为成功，就在其快于六国、抢得改革的先机；而晚清的维新、立宪之所以一败涂地，原因之一正在其改革拖得太久、启动太迟，以至积重难返、沉疴不治。
领导者的历史担当，既表现在勤政廉政，乐于守成，更体现在高瞻远瞩，勇于变革，为国家和人民谋划未来的发展与福祉。有人说，当下的情势，又到了“倒逼改革”的时候，或者说，中国的改革迈入了“深水区”。是否这样，我不清楚。但不管怎么说，除了改革，别无出路。
我们身处改革的时代，活在日新月异的变革的世界。要凝聚改革共识、积攒改革力量，续写“春天的故事”，我们宁可多听些报忧说患的“鸦语鸹噪”，少闻些繁荣昌盛的“莺歌燕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