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后，面对再次败选的结果，民进党内出现了检讨两岸政策的声音和主张，一些重要人物如谢长廷及参选人蔡英文等人建议民进党调整两岸政策，谢长廷甚至提出民进党应放弃“台独党纲”，引起民进党各股势力的热议和角力。本文将就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调整作出分析，包括背景、分歧与困难以及实质与影响等方面。
一、背景
1、“大选”连续失败。相对于百年老店国民党，民进党是个建立很晚、很年轻的政党，但在岛内政党政治确立后，民进党通过选举，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岛内唯一能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政党，更在2000年和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胜选，使民进党的发展达到顶峰。然而民进党很快就从权力顶峰跌落下来，在2008年和2012年的“大选”中连续败选，民进党陷入了发展的困境。两次“大选”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民进党以“一边一国”等“台独”主张为诉求的两岸政策，这一点在2012年的“大选”中更为突显。选举的失败是民进党试图调整两岸政策的直接动因。在2012年的“大选”中，民进党为了重返执政，吸取2008年“大选”失败的教训，不断调整自己在两岸关系上的姿态和言论，不再公开主张陈水扁时期“正名制宪”、“一边一国”等激进“台独”言论，蔡英文在选举中回避直接表白其两岸政策，而以“和而不同，和而求同”、“台湾共识”等空泛的言词掩饰包装其以“台独”为本质的两岸政策，试图以柔性处理“台独”政策的方式来获取选民的支持。蔡英文的做法有一定的迷惑性，但在另一方面，对国民党行之有效的“九二共识”仍明确加以否定，这使其两岸政策的可行性及应对两岸关系的能力受到各方质疑，在这场选举中，两岸关系不再是民进党操弄选举获取选票的利器，反而成了民进党的软肋，是蔡英文败选的关键因素。对此，民进党前“立委”游盈隆表示，“大陆因素在未来‘总统大选’中将是一个‘常数’而不是‘变数’，它的影响力愈来愈大。”虽然对于“九二共识”对选举的影响，民进党在检讨报告中并不承认，但党内仍有不少重要人物加以承认，如邱义仁、谢长廷、郭正亮等人。前“立委”郭正亮直言“九二共识”对民进党选举的重要性，声称承认“九二共识”并不必然导致统一。
2、两岸政策与政治现实脱节。民进党两次“大选”失败，突显其不脱“台独”窠臼的两岸政策。其一，由于岛内大多数民众并不支持“台独”，民进党主张“台独”已成为其进一步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尤其是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岛内民众从中得到和平红利，因而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与岛内主流民意相违背，是败选的根本原因。虽然民进党对岛内主流民意的动向有所认识，但受制于“台独”基本教义派和深绿选民，不敢贸然改变其两岸政策。虽然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仍有一定的民意支持度，但显然不符合大多数台湾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在以选举为中心的岛内政治现实下，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是不利于其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的。民进党要走向执政的“最后一里路”，在两岸政策上必须回应岛内主流民意的呼声。其二，2012年“大选”期间，大陆反复坚决地强调“九二共识”的重要性，对选举结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民进党在败选报告中，虽然否认“九二共识”与败选有关联，但不得不承认“中国因素”是导致败选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也脱离了两岸形势的发展，承受来自大陆愈来愈大的压力。一方面大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政策，对民进党的“台独”图谋保持高压态势，而民进党顽固坚持“一边一国”的“台独”政策，不断挑衅大陆，画地自限，偏激敌视，使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中越来越处于被动态势，尤其是国民党2008年重新上台后，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中越来越被边缘化，逐渐失去两岸关系发言权；与此同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本世纪的高速发展，大陆已经快速崛起，综合实力、国际地位大幅提高，对两岸关系的主导权愈来愈大，使民进党以“台独”为诉求的两岸政策空间被压缩。其三，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与国际社会的主张相违背，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认同。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的两岸立场与大陆的两岸政策相关联，在大陆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均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支持民进党以“台独”为诉求的两岸政策。在陈水扁时期，美国政府曾严厉指责民进党推行的激进“台独”政策。而在2012年“大选”中，美国对于蔡英文空泛的两岸政策不放心，使民进党的选情颇受打击，这是蔡英文败选的又一重要因素。
3、党内政治斗争激烈。民进党内一直存在调整两岸政策的声音和主张，但始终不能形成气候，改变民进党两岸政策的走向。事实上，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和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受“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影响，这是民进党两岸政策难以实现转型的根本原因。然而由于连续败选和岛内外客观形势的变化，这一状况导致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不合时宜，成为民进党的政治包袱。因而党内较务实理性势力试图改变这一状况，力图主导民进党的政策转型。在民进党败选，蔡英文辞去党主席，党内陷入混乱之际，务实理性势力顺势推出调整两岸政策的主张，并争夺民进党主席职位，试图取得民进党的主导权，以更好地推动两岸政策的调整和转型，但党内基本教义派势力坚持既有的“台独”主张，反对调整两岸政策，因而党内政治斗争激烈。就党主席选举而言，参与党主席竞选的各派势力代表党内不同的民意支持和派系利益，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民进党的发展方向。长期以来，民进党内支持激进势力的民意强大，务实理性势力要在两岸政策上有所突破，必须改变民进党的传统民意结构，争取更多的党内民意支持，平衡激进势力对民进党的影响，从而主导民进党的发展方向。
二、争议焦点和困难
1、争议焦点。民进党内务实理性势力在败选后试图推动两岸政策的转型，引起党内“台独”势力的反弹，围绕两岸政策，其争议和分歧有二：
一是关于调整两岸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今年“大选”失败后，民进党内务实理性势力表示要调整两岸政策，并强调调整的必要性，如谢长廷表示民进党两岸政策应向国民党靠拢，使两岸政策不再成为选举议题，对民进党胜选有利。另一重要人物邱义仁刊文指出，民进党不调整两岸政策，2016年也没有机会胜选。党主席候选人许信良则表示，民进党要勇敢调整两岸政策。另一方面，党内保守势力反对调整两岸政策。如被苏贞昌任命为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具有深绿背景的吴钊燮表示，民进党无需处理两岸政策，与谢长廷等人主张针锋相对，前“立委”罗文嘉表示，民进党不是要改变两岸政策立场，而是要突破与社会对话的方式，声称蔡英文的路线已够务实，没有再往国民党靠拢的理由。党主席候选人蔡同荣、吴荣义及南部一些地方势力等极“独”保守势力宣称，民进党2012年“大选”不是败在两岸政策，没有调整路线的必要。而在民进党2012败选报告中也并未深刻检讨两岸政策的重要性，只提及“两岸因素是影响选举结果的原因，之一”。此外，对于调整两岸政策的迫切性，党内也分歧严重。如谢长廷认为，党内对两岸政策有分歧，应举办辩论，在党内尽快形成明确方向和共识。“立委”李应元也表示，民进党过去面对重大争议，都是用辩论来解决问题，民进党想赢2016年“大选”，必须透过辩论方式整合党内两岸政策论述。但党主席苏贞吕希望通过“讨论”而非“辩论”建立党内对两岸政策的共识。民进党前“中国事务部主任”赖怡忠也认为，党内两岸政策有分歧，采用辩论方式在短时间内很快形成结论，并不太好，可能沦为“表态会议”，并称长时间的讨论有助于引起社会关注，并向民进党靠拢，民进党可借此吸纳社会各种意见，扩大支持基础。民进党秘书长林锡耀认为，寻求共识比辩论更重要，辩论只是形成共识的方法之一，且可能引发党内更多争论。 二是关于调整的内容。主要包括是否修改“台独党纲”，及如何处理“九二共识”等问题。2008年和2012年两次选举结果表明，无论是陈水扁的激进“台独”政策，还是蔡英文的柔性“台独”路线，都不可能帮助民进党胜选，在这一情况下，民进党内务实势力对“台独党纲”和“九二共识”提出自己的主张。谢长廷主张修改“台独党纲”，以“宪法共识”取代“九二共识”，与大陆展开互动。“立委”段宜康表示，即使是“台独党纲”也“没有什么不能修正的”。其他几位民进党颇具代表性人物也表示，“台独已不可行”。曾任“大选”期间“民进党”ECFA因应小组”召集人郭正亮直言，不改“台独党纲”民进党没有前途。而在陈水扁时期担任海基会董事长的洪奇昌认为，台湾已经没有追求“法理台独”的条件，岛内和岛外都不会支持。另一位在陈水扁时期担任“陆委会主委”的陈明通也认为，客观形势看来，“台独”是走不通的。郭正亮和洪奇昌还主张接受“一国两区的宪法架构”。与务实势力主张相对立，“台独”保守势力认为“台独”不可丢，如林浊水认为，如果民进党刻意放低姿态，退到与国民党一样，等于放弃战略纵深，对台湾反而不利，基于两岸并未统一的事实，台湾不希望受到“外来政权”统治的“台独”理念是有民意基础的，不可能废除或转型。前“立委”游盈隆认为，民进党败选是在两岸关系上失分，并不是“台独”失分，修改或废除“台独党纲”的呼声令人感到奇怪。党主席候选人吴荣义强调“民进党应在党纲原则下，强化与中国交流”。而在民进党败选报告中，虽然提出要“深入研究中国大陆的变化与其对台政策”，“不排除与大陆更具体展开双方交流”，“摆脱反中锁国”的刻板印象，但报告坚持认为败选与“九二共识”没有直接关系，也未提出是否要检讨“台独党纲”，这代表了民进党的主流意见。事实上，民进党还有人认为，正是因为否认“九二共识”坚持“台独”神主牌才使民进党维持了45%的基本盘，并认为若贸然调整路线，将无法与国民党作出明显区隔，引发深绿出走危机，民进党将成为一盘散沙，无力凝聚选民支持。
2、需面对的困难和障碍。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调整在党内牵涉各方势力，分歧严重，因而困难重重，主要表现有二：
一是民进党对选举基本盘的考量。民进党两岸政策的调整是与其对选举基本盘的考量密切相关的。民进党两岸政策的转型和调整之所以困难，原因除了主观上的“台独”意识形态之外，还在于对选举基本盘的现实考量。选举基本盘是民进党在岛内选举中能够得到的基本稳定的得票，它代表了民进党的核心支持者和民意基础，对民进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是民进党必须加以巩固的选举票源。然而选举基本盘对民进党的发展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民进党是在它的支持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取得了一些重要选举的胜利；但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当民进党发展到一定程度和规模，又成为制约和束缚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使其民意支持率始终不能过半。尤其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形势下，坚持“台独”对民进党危害性巨大，危及其自身的未来发展，从而导致民进党内出现调整政治立场的主张。事实上，民进党在每次选举，包括2008年和2012年“大选”中，其得票率非常稳定，但一般处于45%的选举基本盘上下，不能超越过半的得票率，民进党能在一些选举中获胜，不是因为其得票率过半，大多数情况是因为泛蓝阵营的分裂，使民进党以相对多数胜选。因此，民进党应通过调整两岸政策，突破选举基本盘，得到大于选举基本盘的民意支持，这对民进党走出发展困境意义重大，民进党调整两岸政策是民进党跨越基本盘进一步成长的关键环节。然而由于民进党的选举基本盘的主要代表者是党内的“台独”基本教义派，调整两岸政策，改变“台独”立场，不符合其利益，必将遭到反对。也正因此，在民进党两岸政策的调整上，党内任何人是不能触及“台独”政治立场的，否则就会遭到反弹和围攻，及至在党内边缘化，失去政治舞台。从一定意义上讲，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是被“台独”基本教义派所挟持的。因此民进党对选举基本盘的顾虑，其实质是对“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妥协，“台独”基本教义派既是民进党的核心支持者，也是民进党调整两岸政策、跨越基本盘的最大障碍。
进一步而言，民进党要走出困境赢得政权，必须使自己的胜选依靠对选举基本盘的突破，而不是利用泛蓝的分裂渔翁得利，或者利用国民党的施政失误，因为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而是必须放弃“台独”立场，减小对“台独”基本教义派的依赖，提出一个与时俱进，具有可行性的两岸政策，显示自己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从而扩大民意支持基础，实现选举基本盘的扩张，逐步改变蓝大绿小的选民格局，塑造民进党务实、理性、负责任的政党形象，吸引更多中间选民支持民进党，这是符合民进党的发展需要的。
二是民进党内权力争夺限制其两岸政策的调整。苏贞昌就任民进党主席后，民进党新的权力中枢中常会、中执会也已形成，但两岸政策调整却止步不前。第一，苏贞昌虽然恢复设立了民进党的所谓“中国事务部”，并酝酿增设“中国事务委员会”，但具体由谁来掌管两岸政策却一直未能如愿找到恰当人选，而且苏贞昌对两岸政策的表态对比民进党既往的表态，可谓老调重弹，了无新意。苏贞昌明确表示两岸政策立场不会改变，只强调两岸政策要做灵活、策略性改变。显然，苏贞昌出于其2016年“大选”的目标的算计，不可能忽视基本教义派，在两岸政策上不顾其反弹而修改政治立场，相反甚至可能为了博取基本教义派的支持热情，稳固权力地位，而更强化其立场，向大陆作出强硬表态；第二，事实上，民进党新的权力中枢成立后，最紧要的议题是整合包括基本教义派在内的各派系势力，进行权力分配和派系互动，在此基础上形成党内对两岸政策的立场和共识。在民进党的“全代会”上，虽成立了新的权力中枢，但对社会所期待的两岸议题没有任何涉及，显然民进党对两岸政策的调整受到权力分配的限制，权力争夺的重要性高于两岸政策的调整。对此，岛内舆论认为，在民进党内存在一种只需稳固组织基础就可赢得选举的主流看法，这使民进党进一步形成调整两岸政策的“惰性”。与此同时，党内各派系势力也认识到，两岸政策是民进党面临的关键议题，整合党内各派系势力与两岸政策的调整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调整必须在权力分配上整合各派系势力，并在各派系中形成关于两岸政策的共识，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两岸政策的转型；另一方面，对各派系势力而言，取得两岸政策的话语权，就能对民进党的权力争夺发挥影响力，进而掌握民进党的主导权，从而取得2016年“大选”民进党的代表权。然而在派系共治和分享权力的政治生态下，民进党要整合党内各派系共识是非常困难的，两岸政策是各派系角力的焦点议题，不可能由一个派系主导两岸政策话语权，进而垄断民进党权力，单独掌握民进党的主导权。苏贞昌就任党主席后，释出权力资源笼络新系、谢系、游系及公妈派，表面上达到派系整合的目的，但在两岸政策调整上要得到各派系的支持并非易事。此外，苏贞昌还面临权力中枢外的蔡系势力的挑战。蔡系势力虽然被苏贞昌排挤在权力中枢之外，但日前已成立“小英基金会”对抗苏贞昌。因此，苏贞昌在权力尚不稳固，派系势力各拥权力并在两岸政策上各有企图的背景下，其两岸政策必须小心谨慎，避免成为各派系箭靶和矛盾中心，这对苏贞昌走向2016年“大选”的企图心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如岛内舆论所指出，在派系分治、共享权力之下，民进党不会主动提出两岸政策调整，以免自乱阵脚。 三、实质与影响
1、实质。民进党在选后出现调整两岸政策的迹象，是对民意的一种不得已的反应，以及政策立场的动摇，但随着选举时间的过去，这一迹象也随之消退。由于党内外面临的调整压力减小，民进党的两岸政策立场不再动摇。尽管新的权力中枢形成后，民进党不断宣示自己的两岸政策，但从民进党相关人物的姿态和言论来看，仍然是在两岸政策上作策略性的调整，而在政治立场上没有任何变化。苏贞昌表示，台湾与大陆互动往来，“我们跟她做生意，做贸易，什么贸易都可以，但我们什么都买卖，只有自由、民主、‘主权’不卖”。一方面苏贞昌表示对不断变化的大陆，态度要开放，方法要灵活，要与时俱进，不回避与大陆接触，要自信积极与大陆互动；另一方面又表示，“民进党原有的价值、坚持、立场不变”，民进党也没有必要因败选而非得改变原有的立场。苏贞昌恢复设置了“中国事务部”，并筹划设置位阶更高的“中国事务委员会”，引起各方关注，苏贞昌还表示此举是对大陆表达善意，这一方面表明民进党经过败选后，认识到两岸关系的重要性，但将“大陆”称为“中国”，同时也表明民进党对两岸关系的定位，对比国民党“一国两区”，两岸“非国与国关系”的定位，其两岸“一边一国”的立场没有改变。民进党“立委”许添财进一步表示，如果称呼“大陆”，等于接受“一国两区”的定位，称呼“中国”是为了表明“积极承认中国”。显然民进党虽然表示两岸政策要调整，另一方面则表明其顽固的“一边一国”立场。而苏贞昌所谓与大陆做贸易也表明了民进党试图从大陆捞取经济利益，以化解岛内民意对民进党不利于台湾经济的疑虑的算计。事实上，民进党调整两岸政策的实质是在政治立场上坚持，“一边一国”的“台独”立场下，在两岸经贸往来上取得突破，通过缓和两岸关系，向民众展示处理两岸关系的能力，改变民进党给民众“反中锁国”、“反商”、“反交流”的形象，在稳固选举基本盘的基础上，争取更多中间选民的支持。
2、影响。民进党调整两岸政策只是在稳健与激进“台独”政策上徘徊，没有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因而不能使民进党达到目的。表现有二：
一是不利于民进党走出发展困境。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受到来自岛内、大陆和国际社会三方面的压力，其关键之处在于试图以“一边一国”的“台独”立场否定“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原则。这一企图违背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各方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期待，无法使民进党走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台独”之间的选择困境，民进党对“台独”的坚持，使之陷入了发展困境。显然民进党要摆脱这一困境，关键之处在于调整其两岸政策。如前文所述，民进党以“台独”为本质的两岸政策固然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但在民进党争夺政权或侥幸执政过程中，困难重重，两岸政策成为制约民进党实力进一步成长的关键因素。因此，调整两岸政策是民进党必须面对的挑战。然而民进党不能改变其两岸政策的根本立场，只是做出一些策略性的转变。经历了两次“大选”失败，民进党都试图改变两岸政策，但蔡英文或苏贞昌在两岸关系的表态皆以坚持“台独”立场为前提，因此民进党无法走出困境。事实上，只要民进党否认“九二共识”，反对“一中”原则，其两岸政策的调整就是一厢情愿缺乏可行性，难以达到目的，无助于民进党的未来发展。
二是无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2012年“大选”的失败，使民进党再一次认识到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面对国民党上台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趋势，民进党应该如何与大陆展开正常互动，如何说服民众相信民进党有能力让两岸关系持续保持正常发展，这是民进党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民进党试图打开两岸关系死结，但又不从根本上调整两岸政策。苏贞昌清楚地表达其“台独”立场，仅仅强调改变民进党对两岸关系的态度和具体做法，同时声称在政治上不能让大陆得分。显然民进党对两岸关系的核心问题缺乏认识，两岸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一个中国原则，即两岸同属一中，非国与国的特殊关系，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国民党以“九二共识”与大陆建立了互信基础，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格局，而民进党以“一边一国”立场操弄两岸关系，显然不能在两岸关系上取得突破。为此，民进党试图从两岸交流和经贸等具体事务上改变这一困局，如派出相关人员赴大陆参加学术会议，或到大陆推销农产品等来缓和民进党与大陆的关系，试图以政经分离方式在经贸、文化等具体议题上改变“逢中必反”、偏激敌视、划地自限的做法，塑造自身在两岸关系上的新形象，向民众显示民进党不再是两岸关系的麻烦制造者。显然民进党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形势下，两岸政策不得不有所松动，做出一些有利于自我发展的调整，但民进党不放弃“一边一国”的“台独”立场，就无法解决与大陆的主要矛盾。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两岸交流和经贸往来等具体事务必须受到两岸政治关系的制约，民进党策略性改变其两岸政策是无法摆脱民进党与大陆政治关系对峙状况的，也无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责任编辑：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