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界大都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角度解读张洁小说，张洁被誉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旗手”，其作品被称为“新时期妇女解放的宣言书与沉思录”。①近年来出版的几部文学史著作也有意凸显张洁小说在新时期女性文学中的地位。②于是张洁小说被纳入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范畴似乎无可置疑。
然而，批评理论与作家创作绝非简单的对应关系，把一个作家丰富、复杂的创作加以简化、归约，用来印证一种理论批评范式，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是研究中的大忌。判断张洁小说是否属于“女性文学”，首先就要弄清什么是“女性文学”，然后立足于张洁的具体作品（而不是某种特定的理论），对蕴涵于其中的思想意识、女性观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看其与“女性文学”的内涵是否相符。
“女性文学”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女性作家的创作，二是表现女性的生存境遇，三是现代意义上的女性视角与意识。只具备前两点的作品并不能称之为女性文学，因为最为关键的是第三点――现代女性视角与意识。所谓的“现代女性视角与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不同于男性、不依赖于男性的现代独立主体的性别视角、思想意识，其特征是：反对传统的男权制对女性的压抑和束缚；摆脱传统的男权价值规范，以现代的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女性话语看待女性生存境遇和社会历史人生。以此重审张洁小说，则不难发现其现代女性意识严重不足甚或缺失，所以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现代“女性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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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女性意识的淡薄
《爱，是不能忘记的》所表达的主题显然具有超越时空的特点：人类的自然情感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难以兼顾的两难选择。主人公钟雨并没有追求自然感情的满足，而是遵从伦理道德规范，独自承受情感炼狱的折磨，人类社会普遍性的价值尺度成为钟雨自觉遵守的准则，这使她成为善与美相结合的人格典范。小说具有一种“发乎情，止乎礼”的古典韵味。撇开特定社会环境不论，这种“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主题并不新鲜，从孟姜女哭长城、孔雀东南飞、梁祝化蝶等传说中，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出其原型，但作者并没有经由这一传统文学主题张扬现代女性意识。有人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出发，将《爱，是不能忘记的》视为女性争取真爱权利的宣言，认为钟雨的悲剧是男权价值规范所致，这种说法显然不能成立。因为钟雨并不是由于男权压迫而成为爱情的受难者，她的感情抉择也绝非一种性别牺牲。
中篇小说《方舟》更为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裁定作家作品的人所津津乐道。但是如果从小说呈现的话语叙述方式做进一步分析，就会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利奥塔尔说：“可观察的社会关系是由语言的‘招数’构成的。我们弄清这个命题，就触及到了问题的关键。”③福柯进一步指出，语言由“话语”体现，“话语”代表着权力。“在任何社会，一套合法的话语是占统治地位的话语，它反映了特定的价值、阶级、性别和种族的利益。”④以此观之，《方舟》恰恰坠入男权话语的陷阱：“你要事业，你就得失去做女人的许多乐趣；你要享受做女人的乐趣，你就别要事业。”而三位主人公都选择了前者，以自强不息、事业有成对抗男权社会，不仅失去做女人的乐趣，也失去了女人身份。她们追求作为“人”的一切，这个“人”其实就是男人。自进入男权社会后，男性就占据了“人”的位置，而女性在“人”的范畴里始终是一个缺乏自我的空洞能指。所以，当女性试图摆脱传统角色努力做一个真正的“人”的时候，仿效男性是她们唯一的选择，花木兰、祝英台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三位主人公努力证明女性完全能成为像男性一样的“人”，完全有权力要求与男性处于平等地位。其后隐含的潜台词却是：要独立要平等就要像个男人，因为女人不如男人。她们追求“人”的价值实现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消解自己性别身份、融入男权社会，进而认可男权价值规范的过程。她们的努力不但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巩固了“男尊女卑”的权力格局。
有人认为《祖母绿》代表了张洁探讨女性问题的最高成就，因为主人公曾令儿历经磨难最后选择一种独立于男性的人生方式（从感情到工作），而她超越两性之爱的“无穷思爱”包含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的人格意识。这种观点仍是把《祖母绿》纳入女性文学的范畴来讨论的。那么曾令儿果真称得上是一个现代女性么？非也。这个人物形象依然没有摆脱掉男权话语对所谓的理想女性的一种想像：美丽、温柔、多情，把爱当作一种倾心的、不计回报的奉献，愿为所爱的人牺牲一切，而她的“无穷思爱”是张洁关于现代女性走出男权阴影的美好想像，却又不自觉地暗合了男权价值规范对女性的一种期待：男性喜欢女性、需要女性为之牺牲一切的时候，女性必须无条件服从；而当男性不喜欢、不需要时，女性就要理所当然地消失；女性只是作为男性的陪衬物、使用品而存在，男主女客的意识形态观念与权力格局由此构成。“在文学‘表现’现实这一普遍被接受的说法中，妇女被物化为表现的手段，被当作传达男人欲望的符号。文学形象真切地表征了男性对他者/女人的想像，这种虚构的喻说体系本身是由一种真实的男性欲望的动力建构而成的”。⑤不幸的是，张洁有意无意地在创作中重复了这种为女性主义者所激烈批判的做法。
三卷本长篇小说《无字》是张洁的集大成之作，被认为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空前的宏篇巨著”，⑥但小说中墨荷、叶莲子、吴为三代女性仍然缺乏一种现代女性意识。墨荷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女性，最终死于难产，走完蒙昧而凄凉的一生。与顾秋水短暂的婚姻成为叶莲子咀嚼一生的记忆，即便顾秋水尽不到一个丈夫、父亲的责任，但叶莲子仍然把他当作精神依靠，认为一家之主非男人莫属，于是带着女儿历经磨难千里寻夫，演绎了一个现代版的“秦香莲”。试想如果在和平年代，叶莲子会是一个贤妻良母，但不幸生逢战乱动荡的时代，欲做奴隶而不可得，她不具有女性独立的自我意识，一切挣扎、抗争都是被动的。小说开头擦洗餐叉齿缝的细节把吴为追求高贵、典雅、理想、浪漫、完美的个性表露无遗，不幸吴为生于一个革命化、大众化的时代，一个宏大叙事压倒个人精致情调的时代，而她又难以割舍对理想爱情的向往与追求，胡秉宸的传奇经历、才华魅力和高雅气质无不让吴为倾心，这时胡秉宸在吴为眼里已经成了“神”。在历尽磨难终于与胡秉宸结婚后，吴为才发现胡是“人”而不是“神”：他的一切缺点被吴为追求理想与完美的镜子无限放大，于是矛盾丛生、摩擦不断，最终感情破裂。如果说《爱，是不能忘记的》编织了一个爱情神话，那么《无字》则宣告了这个神话的破灭。在把终生幸福寄托在男性这一点上，吴为与白帆并无区别。理想中的男性与现实中的男性二者的错位与反差是导致吴为一生悲剧的根源。对男性的绝望导致对整个世界人生的绝望，吴为最终发疯致死势所难免。她像一个没有爬进天堂又不甘心沦落凡间的凤凰，只能纵火自焚，却无法获得涅�新生。撇开小说中一些情绪化、经验化的叙述来做实事求是地分析，不难发现墨荷、叶莲子和吴为三代女性的悲剧主要并不是男权压迫所致，而是与她们自身的弱点（比如对男性的依赖心理）密不可分，与特定的时代历史不可分，作品没有经由她们而凸现一种真正的现代女性意识。
二、男权价值规范下的道德理想
与现代女性意识淡薄相关，张洁的许多小说表现了一种男权价值规范下的道德理想。
1.道德完善与君子情结：道德完善是张洁小说重要的主题内涵，小说中大多数主人公都在躬行道德完善的人生实践，堪称现时代的真君子。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与小人是衡量人的道德操守的重要标准，君子是对那些有修养、有道德、有志向、有成就的人的尊称，且一般是指男性。道德完善与君子情结使张洁小说的主题追求打上传统的烙印，这何尝不是向传统的男权价值规范的回归与靠拢？《爱，是不能忘记的》固然写得荡气回肠，但感情倾诉并没逸出伦理规范，真情歌颂的背后是道德劝诫，道德完善的隐含主题使主人公间的感情上升到一种形而上的层面。《祖母绿》中的曾令儿身上体现出一种传统女性美德，她最后达到“无穷思爱”的境界，成为道德理想的化身。《方舟》同样表现了主人公历尽艰辛穿越世俗之火到达纯净之境的道德完善历程，只不过她们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男性规范为参照的。《无字》中的吴为在与胡秉宸漫长的恋爱征途中所表现的英勇无畏、光明磊落的品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道德完善的理想追求使张洁小说出现一系列君子形象，如《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中的梁启明、《沉重的翅膀》中的郑子云、《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老干部等，这些人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坚定的政治信念、高尚的气节操守。而且，张洁小说还塑造了一些女性君子形象，如《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钟雨，《方舟》中的“三剑客”，《祖母绿》中的曾令儿，《无字》中的吴为等，这些人的品格、操守、气节及事业成就丝毫不亚于男性。成长于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张洁有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情怀，而过于注重道德完善，人物形象就有些失真（尤以曾令儿为甚）。当发现道德理想不足以抗衡现实丑恶时，张洁便感到痛惜、绝望，其创作风格便由浪漫、抒情转向讽刺、乖戾与凌厉。
2.对“知耻之心”的强调：重廉知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⑦人应该培养知耻之心，因为重廉知耻会使人奋发有为。中国这种“耻感文化”与西方“罪感文化”有本质区别：“罪感文化”表现为个体对自己行为的判断，而“耻感文化”则表现为群体对个体行为的评价。个体得到群体认可，就感到光荣；个体为群体所拒斥，就感到耻辱。⑧张洁在小说中常以是否“知耻”给人物划线，《方舟》中的白复山、魏经理、刀条脸，《祖母绿》中的左葳，《无字》中的叶志清、顾秋水、胡秉宸，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寡廉鲜耻，他们的存在衬托出主人公的“君子”风范。还有一种情况是：主人公由于言行不容于社会而被诬为“不知耻”，如《方舟》中“三剑客”的特立独行、《祖母绿》中曾令儿未婚先孕并产下一私生子、《无字》中吴为“伤风败俗”的一生等，从表面看作家对这些人物是赞赏的，然而她们遭遇到怎样的结局呢？“三剑客”受到的不仅是男性的欺凌而是整个社会环境的围追堵截，她们四面楚歌、身心憔悴；曾令儿对真爱的追求换来20多年被侮辱被损害的流放生涯；吴为一生追求理想爱情却遭到彻底失败落个发疯致死的下场，这一切难道仅说明“先行者的悲剧命运”么？未必。这样编排人物的背后恰恰是作家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知耻之心”：对个体遭群体疏离的恐惧，对个体被群体接纳的渴望。《无字》对吴为和白帆私生子问题上自相矛盾的价值判断、《爱，是不能忘记的》煞费苦心的结构安排体现出对“婚外情”这一敏感话题如履薄冰的心态，这些都说明作家无法摆脱传统的“知耻之心”。
3.两性关系表达中的性羞耻与贞洁观：在中国传统中，“性”是最隐讳的东西，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种“贞洁文化”、“无性文化”。从张洁小说中同样可以看出作家潜意识中受到这种传统文化遗留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性”的回避，对精神之恋的张扬；二是对“性”的贬抑、丑化。《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男女主人公的恋情是纯精神的、唯灵的，他们苦恋20多年没握过一次手，相处时间不超过24小时，他们的恋情是“一朵白云追逐着另一朵白云，一棵青草傍依着另一棵青草，一层浪花拍打着另一层浪花，一阵轻风紧跟着另一阵清风”。《方舟》中的“三剑客”全部遭遇到失败的婚姻，谈不上正常的夫妻生活，小说还写到柳泉对性生活的恐惧。《祖母绿》中，曾令儿在与左葳发生的仅有的一次性关系中反应极其冷淡，她只是把这当作给予左葳的“还债”机会。《无字》中吴为与胡秉宸的恋情起始重复了钟雨与老干部精神之恋的套路，吴为对性生活也很冷淡，胡秉宸的一句戏言竟使吴为受到原子弹轰炸般的摧毁，导致他们性生活的终结。可见，张洁小说中的主人公对待感情婚姻强调的是志趣相投、精神相和，而对夫妻间的肌肤之亲却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冷淡甚至是恐惧，这体现出作家对两性关系理解的偏差。真正的爱情是灵与肉的统一，情与欲的和谐，片面地强调灵的一面而忽视肉的一面，片面地张扬精神之恋而贬抑人的自然本性，这种观念无不受到传统“贞洁观”影响。张洁小说中还有另一个极端，即对“性”的贬抑与丑化，而且“性”常被当作丑化男性的工具。《方舟》中，柳泉的丈夫常常喷着满嘴的酒气强迫她“做爱”。《无字》中，当吴为拒绝胡秉宸的“做爱”要求时，胡秉宸恼恨地说：“白帆从来不敢对我这个样子。”“那你为什么跟她离婚？”“因为她不让我操了。”在胡看来，结婚就是找一个能“操”的女人。叶莲子千里寻夫到香港，顾秋水为了撵走她，竟当着她的面跟佣人阿苏“做爱”。……性成为丑化男性的工具，在作家眼里，“性”仍然是丑陋、下流的，是男人欺压女人的重要方式，这种看法的背后同样是一种传统的“性羞耻”、“性丑恶”观念。
三、隐含男性视角下的话语世界
张洁曾说：“我觉得自己看女人常常是以一种男人的眼光或中性人的眼光”，⑨这表明作者创作时女性意识不足甚或缺失，男性眼光构成一种隐在的观照视角，于是女性往往处于男权意识形态笼罩下，小说呈现出一个属于作者自己的话语世界，其特征主要有二：
1.女性形象的雄性化：表面上是在反叛传统女性身份，而客观上仍是把女性推向男性的附属地位。张洁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雄性化”女性，这些女性从外貌气质、言行举止到生活方式、思想观念都背叛了传统女性规范。《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钟雨、《沉重的翅膀》中的叶知秋都不漂亮。《方舟》中的“三剑客”容貌丑陋，对相夫教子、居家过活都不在行，或者离婚，或者婚姻名存实亡；然而她们却会抽烟骂人，会做男人活，像男人一样敢作敢为，疾恶如仇。《无字》中，吴为在与胡秉宸的恋情所引起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大智大勇同样是一种男儿气魄，以至于在与胡秉宸结婚时吴为有些怀疑是自己嫁给了胡还是胡嫁给了自己。如果联系到以往把温柔美丽作为评判女性标准的观念，这些人物形象确实体现出作家对传统女性观的反叛，但是如果由此认为“所谓的女性雄化，是对统治人类几千年的男性本位文化的反叛，是女人天性的复归”，⑩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雄性化”女性形象的塑造至少存在三个误区：一是对男性价值标准的扭曲、误解：生活邋遢、不修边幅、容貌丑陋、性情粗野，抽烟喝酒骂人无所不能，难道这就是典型的男人？二是以曲解的男性价值标准强加于女性，泯灭了女性身份：无论如何，男女在生理、心理、个性气质、思想观念等方面有明显区别，这种“雄性化”女性形象是对女性性别的抹煞，是对“男女平等”的误解，是以牺牲女性价值为代价向男性标准的靠拢。三是这种外貌与才情的巨大反差反映出作家对女性仪表美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偏执：女性追求仪表美难道仅仅是“为悦己者容”么？难道不是自尊自爱的体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况女性？
2.对男权价值规范的过度展现：在张洁小说中经常看到对男权价值规范的过度展现，而且在这种展现中作家的价值判断趋于暧昧，这时作家成了男性世界的代言人。最典型的是《无字》中作家借吴为发的一段议论：“有时吴为而不是胡秉宸不禁发出感慨：一九四九年以后取消了一夫多妻制，好，还是不好？如果不取消一夫多妻制，女人们可能就会安于她们各自的地位，像旧生活那样，大太太闭起眼睛、不闻不问吃斋念佛，小妾们安于自己的妾位，无所谓名分的正式、大小，更不会想入非非，闹出那许多流入市井成为茶余饭后谈资的离婚案。男人们也就满足了对女人总体的要求，更不必为平衡与诸多女人的关系绞尽脑汁，费尽心思，结果是大家都不满意。她甚至想，新中国在男女之间造成的最大误会，可能就是取消了一夫多妻制。说到底，男人对女人的关系，实际上是个管理问题。”11这是一种十足的男权论调！如果小说中偶尔出现这样的论调读者或许会把它当作一种反讽，但要是对这种男权价值规范不厌其烦地描绘、展现，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作家对此价值判断的暧昧，是讽刺、批判、谴责，还是渲染、炫耀甚至是嫉妒？也许作家的主观努力在于前者，但是一种隐含男性视角下的叙事却使她跌入后者的陷阱。身为女性却不能正视自己的性别，不能直面以往漫长的女性历史，不能执着于对女性的终极关怀，这恰恰表明在张洁心灵深处对自身性别的自卑与回避，而在创作中则表现出某种程度对自身性别的“置换”。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四、为何走不出男权阴影？
张洁小说未能真正走出男权阴影，与作者自身经历、个性气质、女性观及时代思潮等有着密切关系。坎坷磨难的生活、独特的感情经历铸就了张洁知难而进、坚强豪爽的男儿气魄，“我自认为比男人强，不论是在事业上和生活上”，“二百斤重的包男同学扛一个我也得扛一个，我从来没有女人那种特别的感觉――需要照顾，我永远比男人干得多”。12且张洁成长于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尽管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在这一时期得到极大提高，特别是建国后妇女的一系列权利有了法律保障，妇女成为与男子并驾齐驱的“半边天”，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事实却是：在“男女平等”的政治神话笼罩下，女性区别于男性的特殊生理、心理特征与审美规范被抹煞掉，其性别身份消失在宏大叙事中。于是强调妇女等同于男子参与各项工作成为主导思想，“不爱红装爱武装”成为妇女最高审美规范。“从40年代到70年代，人们的性别意识，呈现出从‘性别’（gender）到‘中性’（neutral）再到‘无性’（sexless）这样的发展轨迹”，“一种忽视女性生理、心理特殊性的‘拟男’主义也在这种口号下滋长起来，且在‘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语域里，以妇女的名义解构了‘妇女’”。13成长于这个时期的张洁不能不受到这种思潮影响。再者，现实中一些女性的表现也让张洁极度失望：“在妇女中有这么一类人，在她们看来，如果男人离开了她们，世界就完了。要是男人不爱她了，她会丢掉自己的尊严，千方百计地缠住他，不让他走。也有的妇女对自己的能力缺乏自信心，她们不懂得，只要锲而不舍为之斗争并投身于实践，自己的价值也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她们总以为男人终究要比女人强。还有比这更可悲的女性，哪怕只是极少数。她不把自己看成人，而把自己看成是性对象。只要见到男人，她们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14“有的女人自己愿意当花瓶和贱货，那则无可救药。我很看不起这样的女人，我特别讨厌女人发‘嗲’，这也许能引起许多男人的喜爱，我认为这是女人把自己当作‘性对象’，就像我在《方舟》里讲的。”15这种失望感是张洁作为人的独立性的体现；而不愿与她们为伍的心态则使她没有进而思考、建构现代女性观念，而是进一步偏离女性身份，弱化女性意识。
这一切使张洁潜意识中以男性自居，创作中表现出对男权价值规范似反叛实认同的心态，未能真正走出男权阴影，因而无法创作出真正的现代女性文学。
(作者单位：方长安 武汉大学文学院;张文民 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 许文郁的《张洁的小说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陈娟的《女性救赎的失落――张洁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胡玉伟的《激进与犹疑――张洁小说女性意识评估》（《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计红芳的《新时期妇女解放的宣言书与沉思录――论张洁的小说》（《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等著作、论文均持如此观点。�
②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指出张洁作品具有“‘女性意识’和作为‘女性文学’的先导地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认为“张洁的那一路富于勇气的探索，事实上成为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先导”（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页），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下卷肯定张洁后期作品“对开拓女性文学的视野、冲决男权话语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③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著，车槿山译《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9页。�
④ 转引自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171页。�
⑤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7页。�
⑥ 袁珍琴《玫瑰在红尘浊雾中凋谢――张洁长篇小说解读》，《名作欣赏》2004年第3期。�
⑦《孟子・尽心上》。�
⑧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54－155页。�
⑨ 刘慧英《女人，并非特殊――张洁访问记》，香港《文汇报》1989年6月25日。�
⑩ 许文郁《张洁的小说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11 张洁《无字》第1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8页。�
12 刘慧英《女人，并非特殊――张洁访问记》，香港《文汇报》1989年6月25日。�
13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4、328页。�
14 张洁《让文学和时代同步腾飞――就答联邦德国周刊记者问》，《文学报》1986年2月13日。�
15 刘慧英《女人，并非特殊――张洁访问记》，香港《文汇报》1989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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