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是著名中共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他革命人生的开端，在重庆川东师范学校。 1934年秋，李新(原名李忠慎)，考入了重庆川东师范学校。川东师范成立于1906年，是重庆进步思想的摇篮和学生运动的基地。李新家境贫寒，大哥在“九一八”事变后毅然赴东北参加义勇军。特殊的家庭环境养成了他独特的性格，他到川东师范两年的时间里，成为年轻的学生领袖。
李新从开始组织“布衣协会”，到“众志学会”直到“重庆学生联合会”，显示了他突出的组织才能和不屈的抗争精神。
布衣协会的产生源于校服事件。川东师范读书要发官费，发的标准很高，每生每学期83元。其中制服费13元，规定用德国卡叽制作。而李新却不遵守规定，改用“三峡布”制作。两种布料的差价是5元，李新并不是要节省几元钱，而是有一番爱国热忱在里头。
三峡布是爱国民族资本家卢作孚的工厂生产的布，学校组织学生到合川参观以后，卢作孚与外国资本家拼杀的勇气和业绩，让李新非常感动。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发展川江航运，还在合川修铁路、办工厂、兴学校。合川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李新出于对卢作孚的崇拜，动员一批同学用“三峡布”做校服。这样做学校肯定接受不了。加上正好遇上省政府督学要来校检查，学校出了通告，要求从衣服到鞋袜，一律统一，“违者严究”。
《通告》出来以后，训育处分别找李新和杨兆临去谈话，杨兆临是学生会主席，李新是勤奋好学的尖子生，又是穿“三峡布”的带头人。李新到了训育处，只见训育主任夏子明的桌上放了一张决定，说李新不守校规，蔑视师长，记大过一次。李新吃了一惊，但马上冷静下来。说学校不会错，但学生又错在哪里?他把学校一贯提倡节俭的做法和支持卢作孚的想法说了一遍，又说制服的样式颜色都一样。夏主任哑口无言，只好收回决定。
但是几天以后，每个穿三峡布的学生都收到一份通知，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换成德国布，否则按校纪处理。李新意识到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力量。于是，他和杨兆临等人商量，到南山去开个会。
40多个同学在李新的组织下，走了几十公里，跋山涉水到了南山，作出几项决定：成立“布衣协会”，由李新任会长，杨兆临任总参议：组织三批同学向学校迂回斗争。
一批同学以“灾区”的名义向学校申请借款，一批同学以“毕业班”的名义向学校申请贷款，一批同学以“荣昌老乡”的名义给董事长甘绩镛写信。
这三招非常历害，因为“灾区”是闹“共产”的地区，必须稳定学生情绪；毕业班学生影响很大；甘绩镛是川东道尹，荣昌人，很重乡情。甘绩镛收到李新的信以后，果然进行干涉。校服事件最终以学生的胜利结束。
川东师范有座甘绩镛捐资修建并以他的字号命名的“典夔图书馆”，藏书很多，管理员基本都是荣昌人。李新在里面得到特殊照顾，并能读到马克思主义书籍，世界观有了进一步改变。他和李成之、王方明几位同学经常交流读书体会和对时局的看法。李成之、王方明是在成都搞革命活动被开除后转学来的，李新提议将布衣协会改为读书会，培养贫苦同学的阶级觉悟，得到赞同。
读书会成立后，取名“众志学会”，李新仍被推为会长。下设两个组：文学组和教育组。文学组读了大量左翼作家的作品，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呐喊》、《彷徨》、《阿Q正传》等，巴金的《家》、《春》、《秋》，以及巴金译的《克鲁泡特金自传》等。李新还到图书馆借出《哲学入门》、《哲学讲话》、《新生》等读物供会员阅读。
李新在办起众志学会之后，又筹办了众志壁报。第一、二期刊登了李新写的《黑格尔哲学之研究》、《辩证法》两篇文章。主要介绍了矛盾的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个规律。壁报贴在教学大楼底层过道的贴报栏上，学生们一下课，都挤着来阅读，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兴趣。轰动了校内外。
当时学校出资办了一个讲演研究会，李新也搞了一个讲演会，都在周末对垒。研究会形式刻板，内容陈旧，众志学会的讲演会内容新颖，联系社会，一下子把人都吸引去了，引起了学校的不满。
训育主任夏子明把李新找去，先从壁报谈起，对李新说：“你知道什么人讲辩证法?是共产党。肯定不是你写的，你要把背后的人交出来。不然你要吃官司。”李新说：“自己的文章还要别人写，真丢人!夏主任不是鼓励我们多读书吗?我不过是写了点读书心得，吃什么官司?”夏子明说了半天，拿李新没法。又说讲演会，说李新不能搞分裂，搞两个讲演会，劝李新合在一起。
当壁报出到第三期，有3幅讽刺学校和当局的漫画。漫画是陈泰湖画的，其中一幅画着一辆四轮马车，里面坐着权贵人物，赶马的人画成夏子明的模样。矛盾终于激化。夏子明亲自撕了壁报，把李新叫去，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罪名，勒令壁报今后不得再出刊。夏子明还气势汹汹地说：“李忠慎，你太无法无天，学校决定整顿纪律，开除陈泰湖。”李新说：“陈泰湖只是讽刺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有些人故意瞎扯，夏主任一向宽宏大量，何必和一个学生过不去。事情由我负责，要开除就开除我。”夏子明说：“你以为就不能开除你吗?”说完就走了。李新作了最坏的准备，李成之说了他负责联系李新去教书。李新心里很踏实。过了几天，训育处把李新叫去，说是领通知，李新把通知装在口袋里，头也不回地走了。回去一看，原来只是说众志壁报的内容与学校要求诸多不合，不宜再办，开除人的事只字未提。
当时川东师范的大多数学生本来都在埋头读书，不知道什么是黑格尔哲学，更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过夏子明这一打压，却使一些不满现实，而又在探索人生道路的学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为以后川东师范学生掀起响应“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
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侵略东北三省后，1935年它的铁蹄越过长城，踏进了华北，蒋介石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在华北搞了一连串的丧权辱国的事件。6月签定“何梅协定”，撤销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职务，禁止一切抗日活动，把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10月汉奸殷汝耕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全国人民一致声讨汉奸殷汝耕的义愤声中，12月7日国民党政府又撤销了北平军分会，改设“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亡国大祸迫在眉睫。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当时的热血青年无不痛心疾首。李新组织川东师范学生每天清晨都挤在阅报栏前等着看报。殷汝耕当汉奸那天的报纸一贴出来，一个学生立即将报纸撕下来，用脚在殷汝耕的像上面踩了又踩，大家鼓掌欢呼。随后几天又踩了宋哲元 的像、蒋介石的像。
北平大中学生，在中共中央8月1日《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的号召下，在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影响下，12月9日，万余学生举行大规模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等口号。反动军警用木棒、大刀、水龙镇压，赤手空拳的学生同反动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许多同学被打伤，因而激起了更大的斗争风暴。
“一二・九”的怒吼声传来，李新和他的同学激动得热泪盈眶。李新和李成之、杨兆临、陈泰湖几人紧急商量，决定采取几条措施：派人联系各校；草拟全市学联章程，准备成立重庆学生联合会；草拟电文，通电全国；向全市学生发出呼吁。按李成之的意见，李新和李成之前往《新蜀报》，和报社一起商量。确定以川东师范为联络中心，加速行动，《新蜀报》刊登电文和文章，他们马上就在报社写了稿子。
12月22日，《新蜀报》以“重庆川东联立师范学校全体学生”的名义刊出三封电文，之前刊出了《重庆的学生哪里去了?》的文章，立即引起很大反响。夏子明立即来找李新谈话，说：“你现在太忙了吧?一切中央自有办法，用得着你管吗?”李新说：“我是四万万分之一，不过尽一点责任罢了！夏子明说：“你在外面我不管你，但如果招惹外面的人进来，就不怪我了!”为避免发生意外，筹备成立学联的事就改在重庆大学驻城办事处开。
12月24日，全市3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在重庆大学驻缄办事处成立了“重庆学生抗日救亡联合会”(简称学联)。成立大会上，除了各校代表外，还有国民党市政府、市党部的代表参加。在讨论通过“学联”章程时，市党部的代表提出要加上学联应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代表们则认为学联是学生爱国的、自觉的、自发的群众组织，不用加上“在三民主义指导下”的字眼。市党部又提出要在市党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双方僵持不下，李新建议大会休会，然后请了二女师、省女职、重大的学生商量，说：“不必害怕在三民主义指导下，就像天天唱党歌一样，不过是念阿弥陀佛罢了!”李新还提出主席要选学校，如果选个人，容易遭受打击，一旦被打击，学联就瘫痪了。大家都赞同了他的意见。大会复会后，顺利地通过了章程，选举了川东师范为首届执行主席。同时，川东师范学生会也进行了选举，杨兆临、李忠慎(新)、李成之、李春成等当选。杨兆临面临毕业，“三李”成了学生会和学联的代名词。
学联成立了，全市学生都在等待号令。第一次行动是请愿，计划先是学联代表前往行营，然后各校学生上街宣传。24日，川东师范李忠慎、李春城，重大聂士悫，女师万春秀、饶友瑚等向蒋介石行营请愿，行营把学生代表请进会议室，夏子明也在那里，代表们提出请政府立即出兵收复失地，讨伐叛逆，严惩汉奸，保障爱国学生运动等六项要求。与此同时，各校学生分三路(七星岗，武库街、都邮街为一路，大梁子，朝天门为一路，下半城为一路)进行宣传，发表抗日救国演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等。在七星岗的宣传队进行宣传讲演时，有几个日本人来照相，被宣传的同学包围起来责问，收缴了相机。现场指挥李成之赶忙通知李新，李新马上去劝阻同学，不要与日本人发生冲突，这样就避免了警察乘机捆人的事件。
至此以后，市内及近郊学生们纷纷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全市中等学校教职员工联合会也发布了“告全市学生书”，积极支持和赞扬了学生们的爱国行动。码头工人也拒绝起卸日货、英货，声援学生抗日斗争。重庆市的爱国抗日运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国民党当局对此惊恐不已，暗中通知重庆市各校提前一周放了寒假，以分散学生的抗日爱国力量。
学联成立后，立即与全市各界、全川和全国学生界联系，北平学生的函件纷纷寄到川东师范，重庆学运大体上是按照北平学运的步调一步一步前进。学运的方式主要是扩大宣传和抵制日货。抵制日货由于日本的交涉，改称抵制仇货，后来“仇货”也不能叫，只能叫“抵货运动”。抵制口货和提倡国货是同时进行的，重庆的抵货运动有历史传统，从“五四”到“五卅”，一直不断，民生公司就是在抵制仇货和提倡国货的浪潮中发展起来的。李新派人与民生公司联系，学联宣传队到码头进行宣传和动员，学生说：“中国人要坐中国船，哪国人欺负我们，我们就不坐哪国的船。”宣传很有效，日本的生意马上就跌了下来。后来政府禁止到码头宣传，说有碍秩序，只好停止。戏剧演出是宣传的重要活动，学联以艺专为中心，把全市的演出力量都动员起来，编排最好的节日，精心设计戏票。戏票一面画着水粉画，一面印着标语：“解囊救国，举世同钦。”当时一场电影票价二三角钱，而学生演出却卖到二三元，这里面说明广大市民对学生爱国热情的支持。
重庆学运蓬蓬勃勃、有序有节。除了李新的突出才能以外，跟他的左右二臂，左右二派有一定关系。李成之在成都就参加共青团，和重庆地下组织有联系，经验丰富，老成持重，很有斗争谋略。李春成是拥护“中央”的人，很多活动也受到他的制约，同时也得到一些安全因素。但在1935年6月的一次游行中，学联打出“北方、南方、华北、西南团结起来，一致要求中央抗日”、“立即对日宣战”等标语，李成之提出了批评。因受到政府当局的密切注意，李成之不得不离开学联，到二十一军军训队，由于他秘密组织带枪游行，被军警追捕，随即被学校开除。
李成之被开除以后，当局立即对早已成为重点对象的李新下手。李新收到学校的通知书，说他“思想乖僻，行动诡秘，下期勿庸来校”，但如果写了悔过书和保证书，还可以保留。这时侯，聂荣藻校长亲自把李新叫到家中，说他尽了全力保护学生，希望李新不要固执，但李新不愿低头。最后，聂荣藻拿出10个大洋给李新，与李新握手道别。
李新出校找到了李成之，李成之已经入党，便由李成之介绍入了党，通过党组织与延安取得了联系。1938年，李新与5位同学到达陕北公学，投身于更大的革命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