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25日，后殖民理论的一代宗师爱德华・赛义德久病之后在纽约去世，他身后留下了《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等后殖民理论经典，在那些曾长期沦为西方殖民地的落后国家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赛义德超出常人之处，就在于揭示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旧殖民体系崩溃后，对第三世界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改型和精神文化占领，由此展开新一轮殖民掠夺。西方话语是“主体”，是“霸权”，对东方的“客体”与“他者”实行文化殖民，它比之旧殖民模式更有隐蔽性和杀伤力。有学者认为赛氏一针见血地揭示出西方发达国家在旧殖民体系崩溃后的那种隐蔽的殖民方式――即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占领，由此对第三世界进行新一轮的殖民掠夺。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具有很强的穿透性，它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殖民及其危害明察秋毫。
一、后殖民――第三世界国家隐形的后现代困境
诚然，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只是通过历史记载和民族记忆了解到西方殖民主义显性的层面：即殖民者灭绝人性的奴隶贸易、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令人发指的血腥盘剥、无条件对殖民地自然资源的滥用、以及将殖民地财富无偿据为己有，运回宗主国所在地供给国内寄生的贵族和资产阶级醉生梦死地享用。所有这些，构成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二战的隆隆炮火在摧毁人类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摧枯拉朽般地使旧殖民体系寿终正寝，原殖民地的人民，纷纷获得了民族独立，投身民族国家的建设之中。
但是，很多人却忽视了殖民主义隐性的层面：即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人民精神文化上的驾驭和洗脑，这种殖民形式带来的后遗症更大。西方殖民主义者退回了本土，留给殖民地的是一片文化废墟，使土著们收拾起来十分棘手，虽然他们奋发图强，但由于资源困乏，文化落后，再加上发展起步晚，所以境况依然照旧。他们大部分人对民族国家的理念异常陌生，因为长期被殖民者统治盘剥着，他们似乎默认了这样一种殖民者的预设：“殖民统治寻求的全部结果就是要让土著人相信殖民主义带来光明，驱走黑暗，殖民主义自觉追求的就是让土著人这样想：假如殖民者离开这里，土著人立刻就会跌回到野蛮、堕落和兽性的境地。”民族国家发展到今天，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仍然还没有从殖民者留下的后遗症中走出来，成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地段。贫困、饥饿使他们生活在一个恐惧而毫无安全感的社会里。“就饥饿而言，经常性的营养不良的比率在中东、南美和亚洲从70年代到90年代几乎下降了一半，但在同一时期的非洲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他们没有像东亚国家那样利用好后发优势，在世界向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却陷入了民族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后现代窘境，被边缘化了，不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受人盘剥，而且在文化交流的舞台上也没有发出声音。这种悲哀的景况值得深思，有人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殖民主义带来的恶果，西方殖民者应该对此负历史责任。但是，理论上的论证难以改变现状，西方国家还是采用一如既往的掠夺方式从他们身上捞取更多的好处。
赛义德超出一般人之处，就在于他明察到西方殖民主义隐性的层面：即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殖民。我们知道，西方文明在文艺复兴之后强势崛起，很快甩开了其他几大文明系统。科学技术和商业的飞速发展，使他们有超强的财力和物力向全世界进行资本渗透和财富掠夺，同时也伴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输出，力图在精神文化上也控制这些国家和地区，为他们进行殖民掠夺清除文化障碍。在他们眼里“被殖民地民族总被认为是次等的：不那么像人，不那么开化，是小孩子，是原始人，是野人，是野兽，或者是乌合之众；而作为其参照的总是高等的扩张中的欧洲。”这种霸权主义的评价无疑主要针对非洲。整个非洲文化滞后，在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到来之前，还近乎生活在原始社会，可以说他们被迫一下子跨入了社会发展的现代性时期。他们没有任何文化传统可以用来形成民族团结的向心力，文化的抵抗很微弱，很快就被纳入了殖民体系。而对于亚洲国家，民族的历史已经十分漫长，中国、印度、中东地区在国家形成的时候，西方国家还处于原始状态。一旦异质文明进入以后就会和本土文明发生强烈的对抗和冲突，由于这些本土文明具有强大的集体无意识，从而有利于形成一种反抗的民族向心力，虽然它们最终在对抗中失败，但也使西方殖民者筋疲力尽。
赛义德强调，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意识形态占领和文化渗透正是后殖民模式的具体表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销售文化产品，开始了新一轮的殖民掠夺，这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自1945年以后，随着超级大国地位的形成和巩固，西方殖民主义便和美国毫无争议地结合在一起。好莱坞电影就是大美国主义之核心，是美国式的文化同化最自然、最直接的方式。电影是广受大众欢迎的娱乐方式，大众通过看电影获得美国意识形态和美国版本的历史教育。“好莱坞继续讲述自己喜欢的故事，好莱坞近来迈出了飞跃性的一步，那些美国讲述给自己或者全世界听的故事将叙述角度定位或重新定位于美国或大美国之内，这不仅仅是票房所需，有着实实在在的深刻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正确性。”可见，这种殖民形式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般人不易觉察。但是它的破坏性却是最致命的，它从文化根底上对第三世界进行了彻底的渗透，使他们没有具体清晰可辨的文化身份，随着文化身份的丧失，文化进一步被边缘化，随之也模糊了民族身份，于是一切又重新纳入西方的文化霸权之中，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使第三世界国家无法达到自身文化发展的自觉和自主，陷入了文化发展的困境之中。
二、东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视野中的第三世界形象
“在人们心目中，直到近代以前，欧洲人仍把东亚和南亚的民族视为遥远的似乎是别的星球的人。十八世纪之前，旅行者和商人把有关契丹、中国和印度的传奇故事带到欧洲；……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在西方人眼里，日本仍然是一本有待开启的书”这就是传统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二战后，旧的殖民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崩溃，世界上很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获得了民族独立。虽然殖民者完全退回到本土，但是对殖民地的最初想象还是使得他们以高人一等的姿态俯视东方国家和族群，这种“东方主义”的视角，完全歪曲了正常的东方形象。正如他们的殖民祖先一样，他们也把东方视为未文明开化的野蛮地域，道士、巫师，以及东方神秘主义还在阴魂不散地在他们的叙事中频频出现。其核心是，西方发现和建构了东方，即按照西方的价值标准对被殖民的东方进行文化建构。东方是“由欧洲殖民者为他们自己所写的、关于他们所占领的非欧洲领土上的事情。它含有一种帝国主义者的眼光，当我们说到关于帝国的文字，我们所关注的就是这样的文学，殖民主义的文学充满了欧洲文化至上和帝国有理的观念。它那最具典型特征的语言，是与调节白人与殖民地国家人 民的关系的目的结合在一起的”。东方主义的想象性扭曲实际上是在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寻找可行根据。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比较抽象地描述了东方主义的特点，他说：“从哲学上讲，那种语言、思想和被我泛泛称为东方主义的幻觉是一种形式上的激进现实主义。东方主义是人们在谈论有关东方的问题、实物、品性和地区时的一种习惯性称呼，用‘东方主义’这个词的人会用一个词或是一个短语来标出、命名、指出，最后确定他所谈或所想的事物，这些事物因而也就被简单地认为是客观存在。从修辞上讲，东方主义研究纯属一种解剖和罗列：运用东方主义研究的词汇和术语把东方的事物进行分类，将其归整为一个个容易被驾驭的‘单位’。从心理学上讲，东方主义研究是偏执狂的一种形式，是另一类知识形式，比如说，是普遍的历史知识。”在这里，赛义德对东方主义进行了哲学上、方法上、修辞上和心理上的界定，但是，这种界定似乎有点语焉不详。在后来的《再论东方主义》一文中论述似乎要明朗些：东方主义“是一种拼凑起来的科学，‘东方’就是靠它而建立起来的，然后又将他介绍到欧洲，东方主义是一种科学运动，它在政治领域中的实践是欧洲对东方殖民地所进行的掠夺。”总之，赛义德认为，长期以来，西方文化把东方文化视为自己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使之处于一种边缘状态，东方被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话语所贬低、排斥，成为西方文化霸权虚构出来的一个与东方无关的神话，它远离西方文化――世界文明的中心，愚昧、落后、懒惰成为东方的同义词。总之，东方被西方“东方化”了，东方主义是西方学者杜撰出来的一套学术话语，这套话语表现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漠视，贬低和拒斥。“欧洲中心主义通过把欧洲以外的世界再现为‘空洞的’，至少在文化上依据‘缺乏’，因而需要欧洲的介入而界定为落后的从而服务于殖民主义事业。”
赛义德作为一个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在第一世界国家的大学获得了教席，拿着第一世界国家发给的薪水，进行着他解构第一世界的工作，这着实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它说明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从理论边缘向话语中心运动的努力和个案的成功。他力图“把以往处于政治的和意识形态殖民主义边缘的声音和主体性引进到欧美文化中来，它们要求能够在中心听到自己的声音。”他的理论在第一世界中也有很多接受者，比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姆逊。正如有评论家指出，受赛义德影响，杰姆逊试图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即中心与边缘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把握第三世界文化的命运，并力求寻觅到后殖民氛围中人类文化发展的新契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杰姆逊注意到第一世界把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面对这种后殖民文化霸权，杰姆逊期望第三世界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以一种“他者”的文化身份成为一种特异的文化表达，以打破第一世界文本的中心性和权威性、进而在后现代与后殖民潮流中，展示第三世界文化清新、刚健的风格，以及走向世界的新的可能性。杰姆逊对赛义德的工作是肯定的。持反论者认为赛义德所从事的工作并非那么意义重大，他只是指出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在现实中难免会成为五彩缤纷的肥皂泡，他的理论问题多多：后殖民叙事“它不考虑现代化和民族主义对无数第三世界人民所具有的魅力，更不用说在国民经济被整合到全球经济过程中被边缘化的那些人。”于是就出现了在学术界火热的理论在现实社会中的尴尬处境：“在第一世界学术界的体制内，元叙事的解体呈现出一派祥和之气(墨守成规的保守派除外)，人们开始探寻一种更为民主的、多元文化的和世界主义的认识论承诺。但在学术界之外，它却表现为凶狠的族群冲突，社会、阶级和性别的不平等依然如故，几乎看不到抵抗的可能性。”这就使赛义德成了费力不讨好的角色，因为他的理论在面对当今第三世界国家一系列的难题时成为隔靴搔痒的形而上学的空洞能指，没有所指的现实意义。它对解决第三世界后殖民时代面临的文化悖论丝毫不起作用。
三、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悖论――第三世界“西方主义”的民族幻象
受赛义德理论的影响，理论界有些学者主张有相对的“西方主义”，即东方国家眼里的西方。有学者认为“‘西方主义，即东方人眼中的想像性’西方，就中国而言，也有四重视界：一是制造西方神话，追求全盘西化，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二是强调走出现代化，走向民族性或‘中华圈’；三是对西方解魅化，强调中国精神化而西方物质化；四是西方衰亡论……”我们基本同意这种划分，不过在第三世界国家，第一和第二重视界占的比例较大。前者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后者是国粹主义的观点。一开始的“西方主义”视角，出现在东方民族印象里的西方人，是一些血腥掠夺第三世界人民的那些掌握有坚船利炮，手执洋枪的白种人。在初始殖民时代的东方人眼中，西方人是来自另外世界的奇幻动物，有着不可思议的魔术，土著们以好奇和恐怖的眼光审视他们。他们是魔鬼的化身，毫不讲理，掠夺土著居民的东西，给他们带来灾难。
但在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国家的“西方主义”视角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西方是民主、自由、富有的人间天堂，他们的生活奢华，落后的民族异常向往。因此，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偷渡、非法移民是常见的事情。尽管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文明进行民族主义情绪的抵抗，但他们大多在文化上还是全面青睐西方文化。当然，他们无可选择，因为第一世界操控着经济主动权和话语权，虽然它没有理论和逻辑上的合理性。放眼全球，第三世界在文化交流上并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来，西方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在面对第三世界时总是毫不手软地一网打尽，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文化产业，那可谓无处不在，席卷全球。在经济稍好的第三世界国家，每逢周末或节假日，肯德基和麦当劳餐厅前门庭若市，万人空港；而民族国家传统的民族风味却是门可罗雀，每年的好莱坞大片在第三世界国家占据着票房优势，而传统题材的本土电影则相形见绌。经济上，只要第一世界有什么风吹草动，对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泡沫经济就会形成致命的打击。学院派的理论家们论证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文化的抵制、建立民族文化的可能性方面是多么的证据确凿，让人信服。悖论是，来自身处下层的，或者是所谓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们却在现实生活中对之进行着无意的却是很致命的解构。因为他们是民族国家的多数群体。对他们而言“文化应当呆在博物馆里，而博物馆、展览会和戏剧表演则迅速被旅游业及其他商业主义形式所吞没。一切标新立异的东西， 不论在一开始显得多么富有颠覆性，最终都逃脱不了消费主义的网络……”他们关心的是生活是否舒适惬意，对学术界的论争丝毫没有兴趣，他们无心插柳，想不到自己倒无意中成为后殖民主义的帮凶。当前，很多国家在发扬国粹，比如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精华，教授们在大学课堂上向学生进行民族国粹的洗脑，苦口婆心谆谆教诲他们继承传统，挖掘国宝，他们主观上想要保存和传承国粹，客观上也想要对第一世界的文化进行一些抵制，但一片苦心君不识，反讽的是学生更多关心的是怎样学好外语，进入外企和跨国公司，谋一份好的差事，做高级白领，因为这些地方薪水很高，“小资”生活指日可待。他们喜欢看好莱坞大片，追星，吃快餐食品，看欧洲足球联赛和美国NBA，喜欢穿阿迪达斯和耐克运动服。这种理论和现实的反差，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在后现代语境中，第三世界国家的“西方主义”视角向认同西方文化方向偏转，他们生活在后现代“西方主义”的美丽幻象之中。
除了这些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强劲入侵，跨国公司对第三世界的全面掌控更是让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面临失去自己文化身份的危险。有学者论证跨公司是后殖民时代最富有成效的殖民方式，它在全球建立自己的分公司和子公司，而所有非母国公司的运行模式都是受母国总公司的操控。以母国公司的企业文化认同代替民族国家和族群文化的认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消解更是致命。因为能够进入跨国公司的本土员工都是优秀人才，他们对公司文化认同便是对公司母国文化的接受。民族主义被强有力地消解，导致民族国家的认同感荡然无存!同时这些跨国公司带给第三世界严重的环境污染，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讲，这些跨国公司的行为是“既愚蠢又缺德”(终有一天这种后果也将危及他们自身)。它们不但在经济文化上对第三世界进行消解，使之失去精神文化的家园；而且在环境上对第三世界进行污染，使第三世界又有失去自己物质家园的危险。
四、“第四世界”国家的生存状况和文化困境
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和东亚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太过悬殊。在很多非洲国家，“外资控制了经济命脉，例如，殖民时期建立的各种机构控制着非洲棕榈仁出口贸易的90％，咖啡出口的80％，茶叶出口的65％，以及60％的原棉出口贸易。”非洲国家的经济命脉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经济不景气，工业基础薄弱，形成了对外资的持续性依赖，一旦外资撤出，则经济发展就会断奶而难以健康运行，而外资的渗透无疑又使殖民主义卷土重来。尤其在最近的20年期间，非洲的经济表现非常糟糕。许多专家学者指出，非洲在近些年兴起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中被严重地排除于世界经济之外。他们似乎成为了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第四世界”。在上世纪中期或稍后，亚洲和非洲很多国家基本上是处于同一个平行的档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富产石油的海湾地区和经济发展迅猛的东亚，他们的富有比之西方发达国家不见逊色。但是“非洲在发展方面的差距与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区域相比无疑显得十分巨大。非洲的经济情形非常不尽人意，尤其是同东亚经济成就比照时就更加悲惨。东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95年超过了10000美元，而那时的南撒哈拉非洲(SSA)地区只有500美元。由于这两个对立的极端，第三世界中的差别已显得如此之大，以至于‘第三世界’的名词已经变得落伍。的确，非洲现在事实上有变成最贫穷的‘第四世界’的可能。”
面对这种情况，很多非洲国家的民众对民族独立后的现状并不满意，国家独立后取代殖民者的当地政权在经济、文化上并没有繁荣的迹象，反而被世界上其他地方越拉越远。现有的国家机器并没有给他们的生存景况带来好转，也拿不出什么好转的量化指标来说服民众。医疗，卫生，教育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并没有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和殖民主义者的打道回府有丝毫的改进，甚至在管理理念上还有倒退。有的学者看到这一情况：“在全球至少有85％的土地上这种殖民统治持续了数十年到数百年。然而，殖民地人民英勇斗争以巨大牺牲换来的自由和自主，却出人意料地难以捉摸。非殖民化既没有带来解放与平等，也没有带来新的财富与和平，相反，痛苦和苦难几乎到处都在继续，只是改变了形式和更换了不同的代理人。旧式的买办卷土重来，他们维护旧日主人的利益以换取犒赏的情况比比皆是。结果，广大人民的福利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实际是许多前殖民地的状况近年来愈来愈恶化了(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东盟国家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任何理论在面对这种情况时也显得十分苍白，没有说服力，后殖民主义理论也一样无法拿出一套解决方案。对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由于没有悠久的历史来凝聚族群和民族，也没有集体无意识所积存的文化认同感，当面对一个光怪陆离的后现代世界，他们被搞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欧洲人一旦撒手而去，殖民地领土上的居民就再度被抛入他们原先那种四分五裂的状态……边缘的本土居民一旦被脱出其前殖民状态，不论他们是否情愿，都不得不同外部世界的知识打交道。然而，对于大部分前殖民地来说，现代民族国家的条件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似有为欧洲中心主义辩护之嫌，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对于许多非洲国家来讲，却也道出了一些真实。我们通过每年的联合国大会关于非洲居民生活水平、教育状况、人权、妇女儿童的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就可以知道，在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以后大部分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并不理想，虽然他们没有明显对前殖民时期的殖民者表示怀旧式的渴望，却也对民族国家的代理人没有任何好感。他们对西方前宗主国表现出一种“后西方主义”式的翘首以盼：希望自己的国家如同前宗主国一样的富有。他们对于谁能带来富有，没有进行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区分，如果西方人能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也会认同。所以，赛义德从理论上论述的可能性，但在面对现实社会时却不能解决这些文化悖论。
总之，后殖民主义理论确实为第三世界抵制后工业时代西方国家进行的资本渗透和意识形态控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资本的引进和文化发展方向上仍然不得不向西方国家看齐，精英们一方面想要保持本土文化的原生性，抵制西方国家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另一方面，下层民众却对西方消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民族文化对大众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在下降，他们对西方文化表现出由衷的欢迎和世俗的兴趣，这样，第三世界国家在保持民族身份和发展经济上难以两全，在理论和现实中出现了一系列悖论。在文化上这种悖论更是明显，一方面是精英们对本土文化的捍卫，另一方面却是广大民众对西方现代消费文化和流行文化的身体力行；一方面是抵制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西方的发展模式和经济投资，这种悖论使得他们在国家民族独立的背后，又将民族经济发展的主动权让了出去。在21世纪，第三世界国家怎样来处理这些文化上的问题，不但关系到它们今后文化的发展道路，也关系到他们民族经济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