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六届四川电视节“金熊猫”评选及颁奖典礼上，由湖北电视台编导张以庆执导拍摄的纪录片《英与白》一举夺得“人文及社会”类的最佳长纪录片、最佳导演、最佳创意、最佳音效等四项大奖，成为这届“金熊猫”的最大赢家，此前该片曾入选2000年上海国际电视节、法国FIPA国际电视节。
评委们一致认为《英与白》“以独特的视角切入大熊猫的生活，带出了普通人性的美，并用心去观察生活，将一个平常的事物叙述得有声有色，其自然真实性无可替代”；他们同时这样评价：“这是一部人文内涵丰富的影片。在变得越来越现代化的世界里，人类的情感元素都顽强地沿袭着。这一发现，使影片具有绵长的冲击力”。美国评委、芝加哥风城国际纪录片节主席玛莎?福斯特说：“它的不同之处重要的一点就是影片中的人格化，不仅是驯养员的人格魅力，就连大熊猫也有它的性格。我喜欢这部影片，因为它深入了驯养员的内心。”
《英与白》一片无解说词，片长约一小时，描写了世界上仅存的一只经驯化后可以上台表演的大熊猫“英”和武汉杂技团女驯化师“白”在一起的生活，“白”有一半的意大利血统，和“英”在一个房间内共同度过了十四年的岁月。为了遵守国际公约，“英”已经多年不能公开上台表演，“白”每天的工作就是精心照料“英”和对其进行训练，与“英”和“白”日夜相伴的还有一台电视机，日复一日单调得如同止水般的生活，将英与白隔绝在喧嚣的世界之外。该片的成功之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作评述：
一、题材的边缘性：“异化”生存
该片选择了边缘性题材，通过对这种非主流个体的关照，升华到个体生命形态依存的整个人文背景的反思，片中几乎所有的镜头都是在栅栏后拍摄的，这种独特的视角隐含着创作者的深意，折射出世纪末的哀愁以及“异化”状态下人与动物孤绝的生存困境，于平淡中显现真情。“英”与“白”以及小女孩娟再加上从头到尾不断地播放的电视机成为表达作者主观思想的艺术符号。张以庆的编辑赋予这些素材以思想。该片从一个倒置的镜头开始，用熊猫的眼光来看世界，隐喻着这一个颠倒的世界。在现代化社会中，熊猫“英”被异化了，一种自然动物被豢养后失去了动物本性，被异化后返回自然必然丧失生存本能。“白”则是被异化的人。马克思说“人是社会的人”，人是需要交流的，封闭的环境会扭曲人的心灵，而白与社会近乎隔绝，在摄制组长达10个月的拍摄中，“白”只外出过一次。小女孩娟也在被异化，整日木然呆坐，一张缺乏生气的脸，木讷且情感冷漠，已丧失了儿童天真烂漫的本性。二者都让人感到一种远离社会的强烈疏离感。电视对人的心灵是一种隔绝，既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交流的障碍，也是“白”聊以慰藉的工具，电视向“英”与“白”传送着对他们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信息。创作者通过自身主观意识的强烈表现，对世纪末有着理性的评判：人与人是隔膜的，人与社会也是隔膜的，动物也在同样困顿的状态下生存着。创作者通过选择各种符号来证明其评判是正确的，浓缩了对人类发展过程的深度反思和人类无尽的孤独感。张以庆说：“《英与白》带给我们的全部思考远不限于十四年，甚至也不限于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以来的历史，而是根植于人类与自然间漫长的关系之中……‘英’与‘白’的生活发生了异化，他们在这种异化的生活中建立了互相的认同。人与自己的同类开始疏远，反倒和异类亲近起来，人类大步前进的社会成了‘英’与‘白’共同的异化物和背景。”
二、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从容游走
创作者在片中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主观创作思想贯穿始终，既忠实地记录下英与白的生活，又通过编辑而使得该片更具思想深度。对纪录片创作是表现还是再现、是必须真实还是允许有一定虚构的讨论始终都没有停止过，窃以为简单地再现生活原风貌显然不能达到深刻的思想内涵，也很难具有直指人心的力度和深度。安东尼奥尼在他的《云上的日子》里说：每一种真实后面都还有一种真实，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个画面是一个摇镜头，最后这个人物再往后移，往后移，在这句话说完之后，这个人物已经隐入了光的黑区，整个脸是黑的。画面的喻义告诉我们：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黑洞，是一个永远看不到的地方。这就是他对真实的一种思辨，什么是真实，最后的真实是看不见的。从空间来说，真实就是角度；从时间来说，它是一个无限接近的点。
纪录片作为一种记录社会风貌的历史文本，正如美国加州大学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所说的，每一部历史文本都“呈现为叙述话语的形式”，它包括一定数量的“素材”和对这些素材作出现实理论概括，它还必须具备表现这一切的一个叙述结构，也就是用语言把一系列的历史事实贯穿起来，以形成与所叙述的历史事实相对应的一个文字符号结构，叙述结构的作用则是让这些历史事实看上去像自然有序地发生在过去。他强调说：在这个历史文本的表层之下还存在着个“潜在的深层结构”，而且这个历史文本的深层结构“本质上是诗性的”，“具有语言的特性”，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阐释，它不能不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真实”不等于“事实”，“真实”是“事实与一个观念构造的结合”，历史话语中的真实，存在于那个观念构造之中。
沃尔夫冈?伊瑟尔也认为，“在文本产生的过程中，作者的意图、态度、经验等等，它们未必就一定是现实的反映。这些意图、态度和经验等，在文本中更有可能只是虚构化行为的产物。因此，在这种情形下，虚构化行为转化成了一种符号化的真实，同时，想象也成了一种顺着符号指向驰骋神思形式。“虚构化行为再造的现实是指向现实却又能超越现实自身的”。“文学文本作为作者生产的产品，它包含作者对世界的态度，这种态度并非存在于他或她描述的对象之中，它可能只是作者以文学形式介入现实世界所采用的一种姿态。这种介入不是通过对现实世界存在结构的平庸模仿(minesis)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对现实世界旱行改造来实现的。我们知道，无论什么样文学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作者一定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是作者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文学体系等多重因素中做出选择的结果。”
三、强烈的主观创作意图和高度的人文精神
在论述创作《英与白》的主观意图时，张以庆说，“《英与白》自始至终是由两大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画面，另一部分是字幕。音乐和歌曲这两部分都经过了精心的选择、加工和组合，非常‘主观’。坦率地说，制作后的片子几乎已经从‘素材’中彻底脱离出来，而这正是我的本意。我就是要故意运用暗示、象征、对比、强化等等手段，表达我所要表达的东西。因为我坚信，这一切的的确确在他们的生活中发生过和发生着，而且至少‘白’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我所感受到的东西，如果不这样编辑就不是‘英’和‘白’本来的生活。即使如此，画面和音响也没有能够把它们的生活给予我们的警示全部表达出来，我强烈感到手段的缺乏给创作带来的窘迫。”
张以庆对《英与白》的人文主旨作了阐释。他说，人类把大熊猫抓来，本来是要它为人类表演以显示人类的智慧和大熊猫的乖巧，可是后来却发现这样对待动物，特别是对待大熊猫这样的生态指标物种是不对的，并且还通过立法禁止将其用于表演。若让它回归自然，它又因人类的训练已经失去了在天然环境中生存的能力，只好继续由人类养起来，寄生于人类社会。“白”训练熊猫的技能也因此变得毫无价值，自己原来的工作和生活丧失殆尽，仅仅成为一个饲养员。“英”与“白”的生活都异化了，他们在这种异化的生活中建立起了互相的认同。人与自己的同类开始疏远，反倒和异类亲近起来，人类大步前进的社会成了“英”和“白”共同的异化物和背景。
《英与白》一片充分透射出对人性与人格的关照以及对其他生命丰富内涵的人文关怀，是表现还是再现，是必须真实还是允许虚构似乎显得都不那么重要了，毕竟纪录片达到能够让人类进行理性自我反思，再上升到人文精神的关照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人文精神是整个人类文化创造的价值理想，是指向人的主体生命层面的终极关怀。它应当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整个人类文化领域都需要这样一种精神。它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灵魂，是推动整个人类文化活动生生不息、向前发展强有力的精神动力。”
（责编／孙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