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5日，香港“保钓”人士成功登上钓鱼岛后，“保钓”运动再次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话题。可是，时下人们叙介“保钓”历史，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细节：最早吹响“保钓”运动号角的是著名爱国学者胡秋原及其创办的《中华杂志》。钓鱼岛问题的由来“保钓”运动是海内外中国人自1970年起，自发掀起的一场保卫我国钓鱼台列岛（简称“钓鱼岛”）的爱国运动。曾被周恩来总理称之为“海外的五四运动”。“保钓”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既有其“大气候”，也有其“小气候”。钓鱼岛位于我国台湾省东北方，由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其附近的三个小礁组成，陆地总面积约六点三平方公里。历史文献雄辩地证明，钓鱼列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是我国台湾苏澳、基隆地区渔民的传统捕鱼作业区。早在1783年和1785年日本出版的琉球王国疆界的地图上，就标明钓鱼台列岛属于中国。日本出版的《海洋图志》，也明确记载了在明朝的时候，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直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政府从未对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提出过异议。1943年12月1日（美国东部战争时间，中译本于重庆时间12月2日公布，3日在各报发表），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以及1945年7月中美英发表的《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规定：日本侵占中国的领土一并归还给中国。1943年12月3日，桂林《大公报》首发的《开罗宣言》公报指出：“（中、美、英）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日方认定钓鱼岛属琉球，其依据是1953年时任美国陆军少将大卫·奥格登，代表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单方面发布的“第二十七号令”——将钓鱼岛粗暴划进琉球。此后，托管琉球及钓鱼岛的美国仍然有意识地声称，将钓鱼岛连同琉球一并“归还”给日本。“第二十七号令”发布多年后，日本的地图并未标识“尖阁群岛”。如1961年4月4日，由日本建设省国土地理院批准出版的日本九州地方地理志的地图中，没有所谓“尖阁列岛”的标注。即使是时至1969年5月5日，日本政府也没有在钓鱼岛建立任何具有“管辖形迹”或曰领土意识的标志。由此不难看出，钓鱼岛问题，表面上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对琉球群岛的托管，实际上，它涉及美国对战后亚洲格局的“大国治理”——即依靠大国的“警察”力量来维持世界秩序的安排。钓鱼岛问题之所以越来越复杂化，一直与美国的亚洲战略息息相关。直至1970年8月31日，美国监督下的琉球政府立法院起草了所谓《关于尖阁列岛领土防卫的决定》，日本政府才以此为依据，公开主张对该群岛拥有主权。《中华杂志》鼓号角真正促成美日公然强占钓鱼岛的导火索，则是1968年至1969年间在钓鱼岛海域发现了石油矿藏——那是1968年6月，日本探勘我国东海油矿，认为油矿涉及钓鱼岛（日方称为“尖阁群岛”）之主权归属。8月，驻琉球美军与琉球政府擅自共同派员前往调查石油矿苗。9月17日，台湾“中国石油公司”与美国四家石油公司订立合约探勘开采油矿。1969年5月，联合国亚洲经济开发委员会在曼谷发表调查结果称：“台湾东北二十几平方公里，包括台湾北部钓鱼台列岛附近为石油大油田所在。”同时，琉球八重岛公所擅自在钓鱼岛上立水泥标柱。7月17日，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声明，“对于邻接‘中华民国’海岸，在领海以外之海床及底土所有之天然资源，均得行使主权上的权利”。11月21日，美日发表联合公报，公然违反《波茨坦公告》，承诺在1972年将琉球（包括钓鱼岛）的管辖权（非主权）“归还”日本。钓鱼岛的主权争端由此开始。1970年8月10日，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在日本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会议上声称，“尖阁群岛”属于日本。消息传到台湾，资深“立委”、著名爱国学者胡秋原奋笔疾书，在1970年8月出版的《中华杂志》9月号上，发表了《既得“冲绳”，又望“尖阁”》的时事短评，首度对钓鱼岛主权之争作出强烈反应。文中说：“查尖阁群岛只是日本人对我国钓鱼台列屿之改称。钓鱼台群岛是我国陆地延伸出去的大陆礁层上突出海面的礁屿，它本身就是大陆礁层的一部分。琉球群岛近海有一条很深的海槽，使其与大陆礁层之间截断，故根本无大陆礁层可言……”《中华杂志》同时刊出了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及海洋地质学家马廷英教授有关钓鱼岛之权威资料。马廷英指出，根据德国和伦敦出版的早期地图，均无日本所称的“尖阁诸岛”。1939年出版之《大日本府县别地图并地名大鉴》，其中琉球的部分也无“尖阁群岛”。故钓鱼台列屿一向不属于日本或琉球，而属于中国的台湾。此期的《中华杂志》面世后，首先响应的是台湾渔民。因为他们早已在岛上搭了草棚，遇到风雨可以在那边住，并凿了一口井，可以供三十多个人饮用淡水。上面还有渔民自己建的推车轨道，打鱼之后上钓鱼台休息，可以把渔货推上去。而日本的海上保安却来此予以取缔，并用水管驱逐这些渔民，不让他们去捕鱼了。所以渔民们才闹起来。当时，基隆渔会的理事长张石角曾呼吁：“钓鱼台是我们的。”而台湾当局仅作出不痛不痒的声明，不得要领。紧接着，台湾《中国时报》经过周密策划，由摄影记者姚琢奇一行四人，于1970年9月1日晚上，乘一艘木船从基隆港出发，同行的还有十几位渔民和水产学校的毕业生，次日晨船抵钓鱼岛边。而后由四个记者和四位渔民换乘一艘小船，驶进了岛边的一个狭长水道，并在此登岛。上岛后，姚琢奇一行发现岛上有一新近竖立的四方形的桩子，上面有块木质铭牌，用日、中、英三种文字写道：“尖阁列岛为琉球列管，任何人不得侵占，否则将依法处置。”他们非常气愤，立刻按照原定计划，用一根事先准备好的五米多长的竹竿，插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9月4日，姚琢奇一行登岛的新闻在《中国时报》首发后，在岛内产生强烈反响。据说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拿着此报去告状，蒋介石看到登岛照片是经常给自己拍照的姚琢奇所摄，不禁叹息道：“他们也是为了爱国呀！” 父子传书点烽火胡秋原看到“保钓”初见成效，于9月份又在《中华杂志》10月号上，继续刊出短评《支持当局对钓鱼台列屿立场》，以及台湾“立委”胡钝俞的质询文章《不应与日本谈判钓鱼台列屿主权问题》。特别强调日方拔掉姚琢奇等人插在钓鱼岛上的“国旗”并撕毁一角（日方称是风吹破），以及驱逐台湾渔民的事件，难道是“友好的行为”吗？台湾当局何以一言不发？当年亲历“保钓”运动的台湾东吴大学前校长刘源俊回忆道：“‘保钓’运动初期，绝大部分参与者都是自动自发的。他们从《中央日报》（海外版）及《中华杂志》上得知，日本意图侵占钓鱼台意图割让我国领土之事实，而台湾‘外交部’却表现软弱，委屈不求全……”1970年9月间，台湾大学哲学系王晓波（笔名茅汉）和政治研究所同学王顺合写的《钓鱼台不容断送》一文，投稿给《大学杂志》，被退稿。王晓波看到《中华杂志》9、10月号鲜明的“保钓”立场后，为之一振，立即打电话联系，接电话的正是胡秋原。胡约王面谈时说，为了不刺激当局，须将其题目改为《保卫钓鱼台》。于是，王文发表在《中华杂志》11月号上。王氏引用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告全国同胞书》中的名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来敦促台湾当局表明立场、采取行动。“我们要向生活在台湾的一千五百万同胞呼吁：我们上一代用‘五四运动’来答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山东的企图，并且唤醒了中华民族的国魂，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暴露其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难道五十年后的这一代中国青年，真的就要眼睁睁看着我们的国土让列强们用‘声明’‘密约’而断送吗？”“我们上一代用鲜血和头颅所争回来的钓鱼台群岛，难道真要由我们的手中断送出去吗？”“我们要用力量和行动来证明，这一代青年同样具有保卫国土的能力和决心！”此文刊出后，一时间成为吹响海外“保钓”运动的号角。正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的胡秋原之子胡卜凯看了昔日台大同学王晓波的那篇文章后，就会同沈平、李德怡等《大风》杂志社（1970年创刊，季刊）七位同人在普林斯顿大学议决，在全美发起“保钓”运动。几乎同时，威斯康辛大学及斯坦福大学也开始讨论此问题。胡卜凯回忆说：那年（1970年）11月7日，我收到父亲寄来的《中华杂志》，看到晓波兄的文章，这才第一次感到我们这些留学生不能袖手旁观。正好11月中旬“大风社”开例会，我便把这篇文章拿给大家看，号召大家为“保钓”做点事情。那时候台湾正是白色恐怖时期，台湾地区来的留学生都是乖孩子，能想到的办法无外乎是写请愿书，但来自香港地区的物理系学生沈平把我们好好奚落了一顿。他在美国读的是本科，比我们都有经验。他说：“你写请愿书，人家大不了回你一封信就没了下文。一定要上街游行。在美国，三个人在路上走没人理你，三个人拿块牌子在路上走，电视台就来了。”当时正值美国反战运动进入高潮，我们都受到了影响，便同意了沈平的建议，决定组织一次全美留学生“保钓”游行。继而，胡卜凯又与台湾大学物理系同学好友、《科学月刊》创办人林孝信联络，以利用《科学月刊》的联络网推动“保钓”运动。林与《科学月刊》另一负责人刘源俊沟通后，立即打电话征求全美各地发行人的意见，立即达成共识：决定使12月份第三十九期《科学月刊·工作通报》（讨论号之八） 成为讨论钓鱼岛专号。《保卫钓鱼台》一文也在《科学月刊》的工作通报讨论号上转载，一时间各地“保钓”刊物纷纷转载。大家组织起来后，爱国热情非常高涨。1970年12月16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留学生首先成立“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威斯康辛大学等中国留学生遥相呼应，点燃了“保钓”运动的星星之火。纽约、芝加哥、华盛顿、耶鲁、宾夕法尼亚、康奈尔等地美国各大学中国留学生相继成立“保钓”组织，并于1971年1月29日和30日，在美国东西两岸分别举行示威游行。威斯康辛大学的“保钓”同人还激情创作了《保钓战歌》：滚滚狂涛，东海之遥，屹立着一群美丽的小岛。钓鱼台英勇地俯视着太平洋，钓鱼台捍卫着我们富饶的海疆。风在吼，海在啸，中国神圣领土钓鱼宝岛，象征着我们英勇不怕强暴。……台大演讲掀高潮“保钓”运动在留美中国学生（以港台学生为主）兴起后，迅速波及加拿大、英国以及香港、台湾，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学生“保钓”爱国运动。可是，海外爱国青年的行动却不为台湾当局喜欢，当局给留美的台湾学子戴“红帽子”，说什么“与匪唱和”。为了声援爱国学子的行动，旅美知名华人学者杨振宁、陈省身和赵元任发起了五百二十三人联名致函给蒋介石，表达了他们“身居海外，心怀邦国；事关国家大计，不忍缄默”的共同心声。迫于舆论压力，1971年3月19日，《中央日报》发表了此函全文，同时刊出了由“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代复函，表示“寸土片石绝不让步”，要求大家“信任政府，共赴时艰”。不意，4月9日，一意孤行的美国国务院又发表声明，坚称战后美国从日本取得南西群岛的行政权，钓鱼岛即为该群岛的一部分。于是，留美学生两千五百人于4月10日在华盛顿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尽管“保钓”号角是从台湾发出的，但由于那时岛内处于“戒严”时期，一般学生并不知道美国发生了“保钓”运动。直至1971年4月13日，台大学生“代联会”张贴出“要求美国政府尊重我国主权”的六点声明海报后，岛内的“保钓”运动才开始发酵。除了台湾大学校园鼎沸外，各校园学潮都在蓄势待发。13日，台南成功大学的学生首先在校园内游行示威。14日上午，台湾大学侨生自动前往日本大使馆抗议，并由参事武藤武山接受抗议书。中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学生在校内举行“保钓”座谈会，接着通过学生代表向美、日使馆递抗议书，并在校内游行。15日，千余各校侨生在美国使馆前聚会，向美国驻台湾“大使”马康卫递交抗议书，并游行示威。4月20日，台湾大学“保钓会”邀请胡秋原等名流前去演讲，胡秋原引经据典，纵横捭阖，阐发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随后，胡秋原将讲演稿以《保卫钓鱼台的爱国运动必须坚持到底，底于成功》为题，发表于《中华杂志》5月号上。他呼吁国人：“必须将保卫钓鱼台主权的爱国运动坚持到底！”见证人洪三雄回忆说： 胡秋原不失为群众运动老手。他以激昂煽情的言辞，提出九点意见，充分掌握了与会同学又爱又恨、又悲又怒的共同心声，为会场带来迭起的高潮。《中华杂志》的呼吁和胡秋原的演讲，在台湾爱国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台大、清华、辅仁、中兴、淡江、师大等大学学生先后举行会议，游行示威，向日、美使馆递交抗议书等系列活动。王晓波起草了两份抗议书及《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同胞们！起来！这是我们捍卫祖国的时候了！”1971年6月17日，美、日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签订了《归还冲绳协定》，正式把钓鱼岛列入归还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正式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日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明目张胆的侵犯。同日出版的1971年7月号《中华杂志》，除了刊出茅汉（即王晓波）《六一七学生示威纪实》及相关文件外，并刊出《中国旅美学界致美国总统尼克松暨国会公开信》，段建安的《保卫国家应动员民力》等文章，迅速得到了祖国大陆、港澳及海外侨胞的声援。王晓波回忆说：此后蒋经国把马鹤凌派到台大处理学生保钓运动，他是国民党“北区知识青年党部书记长”，也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官员。他的儿子就是马英九，当时就在台大法律系读书，住在我隔壁，经常来我这里抽烟喝酒，算是保钓的一个活跃分子。后来马英九去哈佛大学留学，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关于钓鱼台的，标题叫作《怒海油争：东海海床划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在那次游行之后，台大接连举办了“言论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大型座谈会，可以说“保钓”运动煽起了台大学生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热情。周恩来与之通宵倾谈胡秋原曾在电话里对笔者说，海峡两岸对待“保钓”的态度迥然不同，他非常敬佩周总理盛赞“保钓”运动是“海外的五四运动”。早在1970年12月4日，大陆中国政府发言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严正声明，并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钓鱼岛列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坚决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严正立场，决不允许日本帝国主义染指中国领土钓鱼岛。“保钓”人士在华盛顿举行大游行后，中国政府公开声援海外学子的爱国义举。1971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第六版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5月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中国领土主权不容侵犯》。与此同时，一个筹组海外“保钓”学生组成的归国访问团，也正悄然往来于美国与新中国之间。这年9月底，在中国驻加拿大使馆的帮助下，由海外“保钓”骨干李我焱、陈治利、陈恒次、王正方和王春生组成的“保钓”访问团，首次踏上祖国大陆。这五人均来自台湾，基本都是“保钓”运动全美各个地区的联络人。其中王春生是唯一女性，她的父亲王民时任台湾《新生报》社长。他们五人和美中友好协会、华侨代表团一行三十几人，同机经香港，从罗湖进广州，再至北京，下榻北京华侨大厦。代表团抵京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拨冗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当时台湾厅在装修）接见，并与游子倾心交谈，从晚上10时至次日凌晨4时，整整持续了六个多小时。代表团团长李我焱将大家渴望回国的愿望告诉周总理，希望依照钱学森的例子，再度组团回国服务。周总理的回答是，国内当时的形势不适合海外归来的学子一展抱负，劝游子在外面多历练，寓才于外，爱国无国界。与此同时，周总理告诉大家，中国就要重返联合国，倒是十分需要中英文俱佳且熟悉国外办事方法的华裔留学生，可报考联合国秘书处，到联合国工作。这也是报国之途，希望大家考虑。返美后不久，李我焱就经联合国考试录取，到联合国秘书处工作了。基于保护此次“保钓”“第零团”成员考虑，访问期间“不上报纸，不拍照片”。但台湾当局知道此事后，将访问团人员列入“黑名单”，吊销其护照。王春生的父亲被迫辞去《新生报》社长职务，写悔过书，并在报纸上公开与女儿断绝关系。“保钓”青年的识途马在岛内传媒被钳制的情况下，“保钓”运动受到当局打压。台湾大学学运领袖、“代联会”主席王复苏以静坐绝食抗议，其他媒体都不敢刊载此消息，唯独胡秋原在《中华杂志》以“义客”的笔名，发表了《台大学生绝食抗议钓鱼台国耻日——未曾见报的新闻》一文，报道了绝食的全过程。1972年2月的寒假里，参与“保钓”运动倾向民族主义的师生开始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简称“警总”）约谈，2月12日起，“保钓”运动学生领袖钱永祥、虞正邦、黄道琳、陈鼓应、王晓波先后被捕，经约谈后释放。1973年夏至次年夏，陈鼓应、赵天仪、王晓波等人遭台大“不予续聘”，台大哲学研究所亦停止招生一年。此即轰动一时的“台大哲学系事件”。在台大的工作丢了后，王晓波应邀给《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写了一篇《孔子思想的形成及其意义》。“情治人员”知道后立即让杂志社抽版，主编对“情治人员”说：“王晓波只是靠写文章解决生活问题，又没犯法。”“情治人员”说：“王晓波要饭吃，叫他来跪着求我！”主编一听气愤地说：“王晓波是绝对不会跪着求你们要饭吃的！”胡秋原听说此事后，马上在《中华杂志》上发表了王晓波的那篇文章，并立即付了他稿费。为解决王晓波的生活问题，胡秋原又找老友成舍我，让王晓波在世界新闻专科学院（今世新大学）任教。可是，特务又把黑手伸向校园，让王晓波不得安宁。一天，当局一要员找他谈话，说文化特务指控他在课堂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王晓波感到很无奈无助，便向胡秋原倾诉。胡对他说：“你一方面要坚定自己的爱国主义信念，做到我行我素；另一方面要有官逼民不反的修养，不要让他们抓到把柄，别被一些骚扰所激怒，让他们陷害你的目的不能得逞……”听了老师的指点后，王晓波上课就带一部录音机，并对学生说：“我说的每句话，我负责；同学们有记错了的，同学们负责。”他这一招果然奏效，再也没人就他讲课指控他了。可是，时隔不久，调查局找他的岔子，说他出的一份试卷《试批判孔德的知识三阶段论》是与大陆的“批林批孔”运动遥相呼应，“为匪统战”。王晓波听后哭笑不得：“孔德是法国哲学家，全名是奥古斯汀·孔德，不是孔子……”如今，身兼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海峡评论》杂志总主笔兼总编辑与中国统一联盟副主席的王晓波，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无不感慨地说：“如果说鲁迅是人民爱戴的孺子牛的话，那么胡秋原则是引导青年的识途马。”前仆后继奋然行正是四十二年前“保钓”运动播下的火种，一代代“保钓”人士前仆后继，同日方的斗争一直没停止过。1988年4月，胡秋原联络参与支持“保钓”运动的夏潮杂志社同人（以海外回来或者岛内的大学青年教师为主体）等，发起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名誉主席）时，专门在联盟中设立“保钓”小组（今中华保钓联盟）。现在的“保钓”领袖、世界华人“保钓”联盟会长、中华“保钓”协会秘书长黄锡麟就是小组成员之一。1996年9月22日，当年的“保钓”元老、香港“保钓”人士陈毓祥，成为第一个以生命为代价捍卫钓鱼岛的人。同年10月6日晚，香港与台湾“保钓”骨干再次率队出发，其中台湾“保钓”人士金介寿和香港人士陈裕南，于7日早晨6点14分，从船头直接跳上岩壁，成功地登上了钓鱼岛。中国人登上钓鱼岛的画面，被坐在直升机上采访报道的路透社记者拍到，这张照片当即被传送到世界各地，次日台港澳报纸都在头版刊登。2008年11月9日，中华“保钓”协会在台北县永和市成立，第一届理事长就是当年留美投身“保钓”运动的刘源俊教授。他在担任台湾东吴大学校长期间，曾委托东吴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关于钓鱼岛历史、地理和法律的研究论文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民间保钓人士，曾多次组织出海“保钓”船，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