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宿与西汉时期的冬至点 牛宿有六星，是北方玄武七宿的第二宿。其南三星较密集，贴近于黄道；北三星则较疏远，但比南三星明亮。牛宿中最亮的星是牛宿一（摩羯座β），星等3.05。实际上，紧贴在摩羯座p的旁边，还有一颗亮度为6.15等的小星摩羯座β2。但两颗星太近而不能用肉眼分辨，因而古人将摩羯座β和摩羯座β2共同组成的那“一颗星”看作是牛宿一。无独有偶，摩羯座α1和α2也是几乎贴在一起，视力良好者似乎可以大致分辨，但古人可能也把它们看作是一颗星——牛宿二。实际上，牛宿二到底是指摩羯座α1还是α2，至今还有不同看法。
牛宿六星并不是光辉夺目的星宿，视星等在3至5之间，但它在古代天文家眼中却很重要，因为它是汉代天文学者计算行星运动时的起算点。唐宋时期，有学者曾引用一本上古的天文书《古历》说：“日月五星起于牵牛一度。”其实，现在我们可以推算出，最早写下这句话的人大约生活在西汉中期（约公元前100年）。《汉书·律历志》说“冬至之时，日在牵牛初度”，初度就是一度，说的是冬至那一天，太阳位于牵牛星（即牛宿）的位置。一年后的同一时间，人们会发现太阳又回到了同一位置（实际上有极微小的、肉眼观察不到的差别，即岁差）。这样在一年中的太阳视运动的路线被称为黄道，它是一个圆，循环不断，没有端点，西汉时人便以太阳在冬至时的位置点即牵牛作为起始点。又由于月亮和五星的运动均限于黄道南北几度的范围之内，古人称为“出入黄道之间”，因此在计算它们的位置时，跟太阳一样，均以牛宿作为起算点。
现代天文学以春分点γ作为黄经的起算点，乃是源于古巴比伦的传统。中国古人为什么要选择冬至这一天太阳所在的位置作为起算点呢？这可能跟汉代盛行的阴阳思想相关。冬至那一天的同一时刻，在北半球同一地点，太阳处在一年之中地平高度最低的位置，此后逐渐升高，直到夏至日达到最高点，因此有“冬至一阳生”的说法。事实上冬至日在各文明中的地位都是很重要的。有人认为，12月25日的圣诞节，多半不是耶稣真正的生日，而是公元前后某一年的冬至日。如今我国北方在冬至日还有吃饺子的习俗，而南方则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当是上古以冬至为岁首的遗俗。因此，古代天文家在推算时会以冬至日太阳所在的牛宿作为起算点，也就不奇怪了。
牛宿、牵牛、河鼓与牛郎星
前面提到牛宿的别名是牵牛，很容易令人联想起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天阶夜色凉如水，坐（一作卧）看牵牛织女星。”此诗描写的是七夕节的情景，当中牵牛星与织女星相对，指的是河鼓星，俗称牛郎星。因此，牵牛星既可以指牛宿，又可以指河鼓星。
作为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古国，在中国，牲畜牛属于重要的生产资料，古人以牛来命名星宿并不奇怪。但民间所习称的牛郎星为什么称为河鼓呢，河鼓跟牛有什么关系？根据中国第一部辞典《尔雅》记载：“河鼓谓之牵牛。”清代著名经学家惠栋根据唐代刻在石碑上的古本《尔雅》，认为“河鼓”本来应作“何鼓”。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何”为“儋”，同负担的“担（擔）”。也就是说在汉代，何鼓的“何”与负荷的“荷”是同音通假字，均读作he，两个字后来才出现分工。比许慎稍后，晋代的郭璞为《尔雅》作注，说荆楚地区的人把牵牛星称为“担鼓”，“担”和“荷”都有背负的意思。因此，所谓何鼓，就是背着鼓的意思。谁来背？大慨就是牛了：即以天鹰座α为牛背，与之几乎等距的天鹰座β和γ两星则是所背负的两个鼓。
汉晋以后的学者看到“何鼓”二字，渐渐不知“何”为何义，而何鼓星又位处银河东岸，便师心自用地改“何”为“河”。后人看到“河鼓”二字，又不免望文生义，会以为是银河边上的鼓，于是多年以来，习非成是。清代颇重考据，有学者知道“何”就是“荷”，又按其意写为“荷鼓”，如钱谦益就有句谓“荷鼓光芒朝北斗”，但这种写法并不流行。由此可见，当下的所谓“传统”，也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虽然河鼓从字面上已经和牛没有关系了，但现在如果有人要把牛郎星恢复成更传统的“何鼓”或“荷鼓”，也只会徒增混乱，实际上并不可取。
牛宿的两类星占意义
牛宿确实与牛有关，《宋史一天文志》说牛宿六星主“牺牲事”。所谓牺牲，是古代祭祀、结盟或大型宴会仪式上所使用的牲畜，其字均从牛旁，故以牛为代表。典礼仪式上的牺牲，是天下牲畜的符号代表，古人相信，用它们来祭祀后可以风调雨顺，让本国的农牧业不会遭受天灾。牛宿既然也是主牺牲事，那它的变动就会影响国家的农牧业。这是古代一派星占家的说法，其占词被《宋史·天近大路，与聚火均为交通要道，应是牛宿北方两颗星的较古老的名称，由于历史的积淀，逐渐成为牛宿的一部分，且被赋与交通枢钮的星占意义。牛宿与古印度星宿体系诞生于古印度的佛教在东汉时期传人中国后，译经运动持续不断。在古印度的佛经中，也包含了很多天文学内容。古代印度的天文学者也跟中国人一样把天空分为若干个区域，但中国是宽窄不等的28份，即二十八宿，而古印度则有分为27份或28份两种体系，流传到中国以后，被称为二十七宿或二十八宿。
原来，月亮在恒星背景下运行一周，返回到原来的恒星附近要27天多一点，被称为“恒星月”。古印度人认为，月亮在这样一个恒星月里，每晚在一个地方留宿，被称为“月站”。这27或28个月站，梵文中各有专名，但经师在翻译成中文时为了增加本国人的“亲切感”，便把印度的28月站用中国的二十八宿来命名。而28个月站实际所指的星与中国二十八宿并不相同，只是名字一样而已。
在古代印度的二十八宿体系中，牛宿所对应的梵文名称为Abhijit。平格里曾对收藏于美国的梵文经典做过研究，发现二十七宿体系中，所缺的正是Abhijit，即牛宿。而就算是在古印度的二十八宿体系中，牛宿（Abhijit）也是相当特别的。
首先在天文意义上，印度各宿宽度用月亮在该宿
停留的时间表示。根据李辉对汉译佛经《摩登伽经》的研究，可以知道印度用时间单位表示星宿的宽度只有几种，而不像中国二十八宿那样毫无规律。印度的这几种时间宽度分别是：一日一夜、一日半、一日、半日、二时、一时。牛宿是唯一与其它星宿不同的星宿，宽度只有一时。其次从星占意义上，《摩登伽经》里说印度牛宿所对应的“主天”是至高无上的梵天，相当尊贵。根据印度神话，月亮有27位妻子，每晚与一位妻子相会，即二十七宿（月站）均为女性。特别地，牛宿是男性，并不是月亮的妻子。日本学者矢野道雄曾看到一部二十七宿体系的原始版本佛经，牛宿被放在二十七宿之后论述，足见其地位特殊。然而，这部佛经经过汉译之后，其星宿体系便和中国传统一致，牛宿被置于斗宿和女宿之间。矢野氏认为，这种去特殊化是典型的印度怫经“中国化”，更能引起中国信者的兴趣。
（责任编辑：吴蕴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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