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之间游走,——读白先勇小说] 传统与现代的混合白先勇

  摘 要:显赫的家庭出生、传统文化长期的耳濡目染、对古典文学的热爱、西方的现代教育、使得白先勇的小说既具有中国传统文学特色又深得西方现代文学精髓。而战乱的频繁、时代的转变、家族的没落和自身的漂泊进一步推动了白先勇小说里这种传统与现代在主题意蕴上的融合。从而形成了白先勇小说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小说特色。
  关键词:白先勇 小说 传统与现代 成因
  白先勇1937年生于桂林,随后十五年跟随父母辗转于重庆、上海、武汉、南京、香港各大城市,历经抗争胜利、国民党败退台湾等。赴台后,进台大外文系,筹办《现代文学》。1963年入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小说创作硕士学位,随后长期生活于美国。这一段只是简短介绍白先勇生平,其背后却蕴藏了白先勇创作特色的形成的多重因素,这种特色既是作家生活经历、人生历程中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也是白先勇在创作中对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自主地进行不断磨合的结晶。正是如此,形成了白先勇小说传统与现代并存的艺术特征。
  白先勇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以及对传统文学的喜爱和继承,最开始可以说是他的出身、经历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具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出身传统的官宦家族,父亲白崇禧以“儒将”之名显著一时,可见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因而也可看出白先勇从小在这方面所受的熏陶。第二,幼年长病的孤独时期,仆人的鼓儿词、说书等传统文学形式给他进行了精神安慰和文学启蒙,自此对传统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第三,随父来台后,家族和整个台湾环境的时代没落之感,对往昔的光荣辉煌的留恋和追忆加深了白先勇对故土对传统的缅怀,也促进了白先勇传统情怀的形成。
  正是以上这些原因使传统文化对白先勇形成了深入骨髓的影响,从而使白先勇始终没有忘记对传统的关注,也一直在自己的文学创作里努力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学的意蕴精神和艺术技巧。但是另一方面,这里也可以说是文化背景和成长经历对白先勇的天然渗透和浸润,作家的主动和有意识并不占很大因素。从白先勇进入台大外文系并开始创作时,传统与现代在白先勇这里就逐渐进入了一个主动地、此起彼伏的,双方不断碰撞、融合的过程。这种游走过程在白先勇的创作中又可以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白先勇早期在台湾的创作为主,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为主要作品,集里十一篇小说多描写人物颓败绝望的内心世界,情感多隐秘复杂,写作手法也较为西化,多意识流、象征等,从中可以看出白先勇此时对于西方现代文学一定程度上的偏重。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家国的没落,传统记忆和现实生活的差距,使这一代台湾年轻人主动地偏离传统,向西方现代文化寻求支撑,反映到文学上就是对西方现代文学的模仿和借鉴。其次,白先勇此时在台大外文系求学,并且是《现代文学》的创办人之一,而《现代文学》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介绍西方现代文学,这让白先勇能够较为充分的学习和吸取西方现代文学的艺术经验。第三,由于长年多病,青少年时期的白先勇内敛敏感,再加上性向不同的逐渐明确,也使得他着重关注人物深层次的复杂情感和隐秘的内心世界,因而也倾向西方现代文学。
  第二阶段以白先勇在美国的创作为主,代表作品为1964至1965完成的小说集《纽约客》、1965年到1971年写成的小说集《台北人》和1977年才完成的长篇小说《孽子》。这一阶段,白先勇对传统与现代的选择在具体作品上仍有不同程度的偏重,但对这种关系的处理更为游刃有如,他站在一个更为超脱的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学和西方现代文学进行相互对比和融合运用。
  《纽约客》集中描写海外华人异国他乡中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的痛苦处境,他们自主或不自主地失去了原有的传统文化根基,却又难以融入西方冰冷隔膜的现代文化,白先勇在反思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从侧面表达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渴盼。《台北人》通过一系列不同人物对过去辉煌追忆和留恋的则更为直接的也更为贴近地表达了白先勇对传统文化的回归。这种文化的回归在具体的小说创作上某一方面就表现为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创造。《台北人》无论在主题、精神意蕴,还是创作手法都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吸收和重视。
  《孽子》作为一部专门描写同性恋的长篇小说,这一题材就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相违背,中国传统文学中有关同性恋的作品不是很多,偶尔涉及也是表面化的,表明社会对这类人物的轻视和排斥。而西方现代文学因存在主义“存在即是合理”这一理论的影响,对这一题材投射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强调同性恋只是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赋予同性恋在人伦道德上的合理性,自然白先勇在小说立意上便倾向于西方现代文学,艺术手法也多学习西方现代文学。
  与此同时,无论是回归传统还是偏于现代,它都已经不是一种单一的选择和偏重,而是传统的回归中融入了现代,选择现代的同时继承了传统。《台北人》在主题意蕴、艺术技巧上都偏于传统文学,但它在意识流、叙述视角多元性等西方现代文学手法的运用上也非常老练精到,它所表达的文化忧患意识也有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孽子》在立意上偏于现代,但在语言、人物塑造上又多有中国传统文学的精髓。
  形成这种特征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长期在美国的学习生活使他能够更清楚更深入的了解西方现代文化。同时,作为一个本身即有浓厚传统情怀的作家,在强大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对比,白先勇开始以更广阔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小说创作上也较大的对传统文学进行借鉴和继承。第二,白先勇在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攻读硕士学位时,学习和接触了大量的欧美现代文学,对现代艺术手法、现代创作理论的认识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所以他这一时期的创作虽偏于传统,但现代仍为其所用,而且两者结合的很好。
  纵观白先勇创作历程,他一直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中,并且由于经历处境的不同和实际创作的需要,对这两种要素的运用进行适宜的偏重。在传统与现代的相互关系上,白先勇也在不断地磨合融彻。他始终让自己站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下综合吸收两种文学的意蕴精神和艺术技巧。这种抉择磨合不是一蹴而就的激进,而是一种持续深入的不断调和地动态过程。这样才形成了白先勇小说的独特魅力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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