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３３岁的戴维・昆丁・道迪埃有着一头柔软的亚麻色头发，蓝褐色的眼睛，近１．８米的个头，体重不下１００公斤。 昆丁出生于美国南部一个天主教家庭。小时候，昆丁的梦想就是当一名牧师，以助上帝拯救人类。
１９９５年，２４岁的昆丁却出人意料地加入了美国共产党，成了道迪埃家族惟一的共产主义信仰者。１９９９年，这名美国共产党员来到了中国，并提出了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
昆丁的这一切改变，缘起于一本有着红色封皮的薄薄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
１８岁那年，昆丁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上大一，专业是古典语言，但他却迷上了哲学。他先后研读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后来，他对卡尔・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兴趣。正在他发愁找不到马克思著作的时候，外祖母给他拿来了一本小册子《共产党宣言》。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那语言如此生动，那阐述如此新鲜，那理论有着不容辩驳的科学性。这些，令一直笃信上帝的昆丁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震撼。
读罢《共产党宣言》，昆丁深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所折服。“我读懂了，”昆丁说，“只要你能读懂，你就会发现共产主义非常正确。”接下来，他四处寻找、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
这个生长在美国的大一学生，慢慢地开始用马克思教他的观点审视周围的一切。两年后，他再也不去教堂做礼拜了。最终，他申请加入了美国共产党。
跟许多名校毕业生一样，昆丁在一家公司里谋到一份不错的差事。如果不是因为来中国，昆丁也许会像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一样，成为庞大的中产阶级的一员，过上富裕安稳的生活。
当中国年轻人纷纷涌向欧美时，昆丁却想去社会主义中国：“我想看看社会主义在那里是怎么实践和发展的。”１９９９年，昆丁来到了中国，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一名教师，中文名字叫杜大伟。
来中国的第一年，他在言谈中提到的“家”，是指在美国的家；而一年后他回美国探亲，嘴里所说的“家”已经变成了北京的家。
在北京的“家”里，昆丁读完了《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的书包里还塞着一本英文版的《“三个代表”读本》。“尽管中国目前在发展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大方向是没错的，中国在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这是昆丁移居中国五年后有关中国认识的总判断。
昆丁说：“我信仰共产主义。怎么证明这一点？不是我在说什么，而是我在做什么。”
昆丁实践他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具体行动，是从遇见一名即将辍学的高中生开始的。
２０００年春节就要到了。天刚下过雪，昆丁走在满是积雪的街道上。这时，他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无助地坐在街边，面前摆着一块牌子和一个摊开的学生证。那牌子写着：我是从贵州农村来的高中生，叫小杨，因缺少学费，所以才到这里寻求帮助。昆丁并没有因此停下，径直朝家中走去。但坐在雪地里的那个男孩的身影，不停地跑到他的脑海中来。昆丁又踏着积雪回去，把小杨领进了一家麦当劳。“那天他看上去很难过，好像比我还难过。”小杨说。
昆丁并没有在小杨饱餐一顿后就把他“扔”回雪地里，而是把小杨领回了家。在给小杨所在的学校打电话证实其身份后，昆丁决定资助他。他给小杨买了条新裤子并把他送上了火车。此后，他每个学期给小杨寄１５００元学费。小杨高中毕业后，昆丁又资助他上了北京一所民办高校，四年，每年５０００元学费，还有生活费，全都由昆丁承担。
有人问小杨，想过怎样报答昆丁吗？小杨说，想过――就是像他那样，帮助更多的人。
除了小杨，昆丁还资助过山西的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本是由昆丁一个朋友资助的，但这位朋友的家庭遇到了经济困难，于是改由昆丁资助。他按时给女孩寄钱，寄了两三年，直到女孩高中毕业，但女孩并不知道给自己寄钱的是昆丁。
“毛泽东、邓小平他们的任务是改造社会，这个我可干不来。”昆丁说，“我能干的，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
有一次，昆丁就被这样一位尽自己能力去帮助别人的人感动了。去年，他在《今日北京》上读到一篇报道：河南一位携带艾滋病病毒的农民，虽然面对死亡和贫困，但却收养了几十名艾滋病孤儿。
在跟这位名叫朱进中的农民取得联系后，昆丁开始每月给他寄去４０００元。那段时间昆丁忙极了，一周工作七天，除了在北师大附中上课，他还在另两所学校兼职，给１０００名学生讲课。有一次，他布置学生每人写５００字的作文，结果他批改了５０万字。昆丁的月薪只有８０００元，如果不做兼职的话，他将无法承受如此大的支出。但即使兼职，也不影响他去当志愿者。那段时间，每周他都要抽出时间，为一个残疾人培训班义务讲课。
虽然“工作忙得快疯了”，但他打算将这笔钱长期寄下去。他说，真正打动他的并不是那些艾滋病孤儿，而是那位坚强的农民。
“有这么多需要帮助的人，你为什么帮这几个？你帮了这几个，又能让情况改观多少？”有人问。
昆丁想了想，然后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在海滩上散步，刚刚潮落，成千上万条小鱼搁浅在海滩上。这时，他看到另一个人正忙着捡起一条条小鱼扔回海里去。他问：你在干嘛？那个人回答：太阳很快就要升起来了，到时这些小鱼都会死。他笑了：你根本没法救下所有这些小鱼，你所做的并不能带来什么不同。那人又捡起一条小鱼，“嗖”地扔回海里，说：可对这一条来说，我给它带来了不同。
昆丁相信，如果中国能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必定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而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是“有问题的”，因为“一部分人的‘有’是建立在一部分人‘没有’的基础上的”。“中国目前最需要解决的是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昆丁说，“可是人们总是批评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滋生腐败的官僚主义在中国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了。”而贫富差距，昆丁认为这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我同意邓小平的观点，中国没法从封建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我喜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位美国人说。
（中生、晓若、朱石林、梁衍军摘自《中国青年报》 本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