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的历史教训中，以法西斯为表现形式的极端主义和以绥靖政策为表现形式的民族利己主义是促发战争的两个主要因素，战争所暴露的社会病灶也是当前危害人类集体安全的重要根源。为了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需要以世界历史的尺度总结二战教训。
关 键 词法西斯极端主义绥靖政策民族利己主义
作者余伟民，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系主任。（上海：２０００６２）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与１０年前、２０年前相比， 已进入２１世纪的人类在回顾和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时，当前的问题意识无疑会引发出不同于过去的新视角和新思维。２０年前，二战史研究曾经是一个学术热点。当时的研究目标，主要是探求世界大战的发生机制，并为应对未来可能的大规模战争寻找历史的借鉴。因此，战争起源研究和二战军事学术研究成为二战史研究的重心。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解体，最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主角二者去其一。于是，在世人眼里，世界大战的阴影似乎已经散去，学者们也为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大战画上了句号。同时，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作战样式创新也使二战的军事经验黯然失色。以上两方面的共同效应冷却了二战史研究。当１０年前纪念二战结束５０周年时，学术研究的热潮已经低落，人们在关于战争的记忆中似乎更关注历史表层的痛苦、罪恶和责任，而不再深入挖掘战争的本质以及战争行为的逻辑。现在又到了一个１０周年的纪念日，６０年前的那场战争离今天的生活是不是更远了呢？
战争、法西斯与极端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场“无限化总体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固守绝对的目标，使用绝对的手段，谋求绝对的胜利”成为交战双方的战争原则。［１］借用霍布斯鲍姆的话语，这是发生在“极端的年代”的“极端的战争”。战争的极端性表现在战争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上（死亡人数和财产损失达到空前程度），也表现在人类的战争能力已提高到制造出了足以毁灭人类社会的核武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二次大战是“战争历史运动上升坐标的顶峰”，［２］因为以核武器的出现为标志，战争向着无限化方向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极端的界限，再往前走，战争将不再是“政治的继续”，而是人类的毁灭。但仅仅从上述角度认识二次大战的极端性是不全面的，这些可以物化和计量的极端性还只是事物的表面，二次大战所表现的更为可怕的极端性是在人们的观念中，是通过战争行为表达出来的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其标志性符号就是“法西斯”。
根据我国法西斯研究专家陈祥超先生的考证，法西斯概念有一个词义的演化过程，即从社会主义的组织性概念（意大利文ｆａｓｃｉｏ，词义为“联盟”、“协会”）向国家主义的权力性概念（拉丁文ｆａｓｃｅｓ，取其古罗马词义“暴力和最高权威”）的转化。［３］墨索里尼是这一概念转义的始作俑者，而他本人就是从一个左翼的社会党人蜕变为一个极权国家的独裁者。后来，法西斯与极权主义的国家行为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暴力行为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特定的负面性政治概念。
作为２０世纪的一个政治符号，法西斯概念的形成及其传播反映了２０世纪社会政治运动的一种向度，即人们试图凭借有组织的力量（社会团体、政党、国家），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直至战争），去实现人的意志所欲达到的改变现状或改造社会的目标。当法西斯运动初起时，其目标指向往往针对所处社会的弊病和所属民族在世界上的不利处境。因此，从改变这种特定的现状而言，在特定的人群看来，它并非是煽动作恶，而是具有“群体的道德”，能够满足群体的自利性需求，从而激发起强大的政治能量，使“群体与个体的私利在共同的冲动中结合在一起”，［４］表现出一种极端片面的“至善”追求，乃至陷入法西斯运动高潮阶段的那种“群体的疯狂”，其结果当然是造成损害其他群体和人类社会整体的“大恶”和灾难。在清算法西斯的罪恶时，以往比较集中在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法西斯头子的个人行为和法西斯政党、组织的阶级属性分析上，即使注意到法西斯运动的多样性社会基础，也往往归入传统的分析模式，把法西斯类型的极端主义看作是反动、没落阶级的极端化行为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极端形式”。这种分析模式的问题，在于对人类群体的阶级分层与人的思想、行为方式作了简单化的机械的联系。实际上，法西斯运动所表现的群体行为要比阶级范畴更为复杂和广泛，作为行为者的身份界定，它主要诉诸种族性、民族性和国家性，是以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为载体的极端主义。因此，当法西斯国家的行为明显地侵害人类的基本权利时，仍然能够在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的旗号下获得本国民众的认同，这就是所谓“爱国主义的伦理悖论”［５］。也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看来是十恶不赦的意大利法西斯党和德国纳粹党，当年在它们的发源地都曾经拥有广泛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支持者。
因此，我们应该更深入地研究，为什么２０世纪的社会政治运动会朝着极端主义的向度发展，使法西斯成为某些国家和民族实现自己利益和目标的选择。当然，２０世纪的极端主义政治理念和政治运动并非限于法西斯一种类型，但极端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结合则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一般来说，发生极端主义政治运动的国家大都缺乏协调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的成熟的民主制度，也大都没有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同时，这些国家又往往处在与外部世界对抗的环境中。于是，社会转型与国家定位的张力，内部和外部两种结构性矛盾的交织，比较容易形成国家主义的发展取向，而这种发展取向的激进化就是走向极权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前者需要后者作为其合法性基础，后者需要前者实现其扩张欲望）。另一方面，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２０世纪正处在“欧洲的世界”向“全球的世界”转变的时期，现代性的扩展和民族主义的普及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越了此前的几个世纪。在一个无政府世界里，国家作为“群体理性”和有组织力量的最高形态，其功能可以发挥到怎样的程度？国家行为的内部边界和外部边界在哪里？只是经过了２０世纪的实践，人们从空前的浩劫中才理解了那些无法逾越的底线，从而也明白了极端主义的含义。所以，如同法西斯成为一个负面性概念是在其恶行充分暴露之后，极端主义的负面性也是在人们看到它的灾难性后果之后才得以形成的一种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反法西斯战争定义的二次大战是人类遭受极端主义政治行为重创后，开始在国家行为层面拒绝极端主义的转折点。
二次大战使人们认识到，战争作为国家行为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这就是在向他国使用武力时必须避免遭受对方的毁灭性报复。所以，当核武器的“毁灭性”功能亮相后，这条底线就十分清楚了。也因此，二次大战后，虽然美苏及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对抗接踵而至，但对抗的双方都自觉地约束自己的军事行为，使军事性对抗控制在不足以引发全面战争的界限内，从而形成了长达４０余年的冷战格局。所谓冷战，其含义就在于，对抗而不逾越战争行为的底线。在冷战格局中，战争形态从二次大战的“顶峰”回落，转变为可控制的、有限的、局部的战争。与此同时，国家间的军备竞赛仍然沿着上升的曲线发展，拥有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也日益增多。但是，只要战争行为能够被世界性主导力量控制住，高水平的军备就只是处在“威慑”功能状态。理论上足以毁灭世界多次的数千上万枚核弹头没有被用于实战，证明了在国家行为层面上战争的“合理性”底线已被普遍接受和遵循。战争的转型是人类在拒绝极端主义道路上走出的重要一步。
然而，极端主义的幽灵并没有离开人类社会，当法西斯形态的极端主义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后，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并没有就此失去其孳生的土壤和群体性基础。二战后，在极端主义的政治变型中，以思想和宗教理念为诉求的各种“原教旨主义”成为继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之后又一类极端主义的载体。如果说，以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为载体的极端主义也诉诸意识形态的目标，但在政治行为上毕竟受制于国家范畴和国际社会的结构性约束，当国际社会整体上摒弃某种行为方式时，个别的国家即使有越轨的冲动，也会被外部结构强制压抑而难以行为。这就是为什么二战后有些极权体制的国家虽然也想挑战既有的世界秩序，但终究无法重演当年法西斯国家的角色；这也就是在全球性意识形态对抗中，冷战格局得以长期持续的原因。以“原教旨主义”运动为载体的极端主义则不然，他们的群体边界不受国家和民族的限制，因而他们的行为也不受国际社会的结构性约束，意识形态的认同在这种类型的极端主义运动中发挥了超越国家、民族和阶级的功能，其中，宗教符号往往发挥着群体性身份认同的纽带作用。
冷战时期，由于全球性意识形态的对抗是通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东西方两大国家集团来表现的，因此遵循着国家行为的逻辑。同时，在冷战格局中，两极结构的国家特性非常明显，那些非国家形态的政治群体还不可能取得意识形态的主导性话语权，所以他们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冷战后，随着苏联及其国家集团的解体，国际社会发生了剧烈的结构性变动，全球性意识形态的对抗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超国家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成为现实世界体系及其中心区域（欧美发达国家）的主要挑战者。于是出现了被称作“非对称性战争”的对抗格局，其中一方仍然是国家形态的力量，而另一方则是非国家形态的、以宗教和意识形态为纽带的政治群体。在这种对抗中，后者的行为由于不受国家行为逻辑的制约，在极端主义理念的驱动下，其手段也往往趋向于极端。所谓“非对称性战争”，就是指这种对抗中的一方并不具有国家形态的军事力量，但是他们可以采取国家军事力量无法使用的破坏性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针对破坏目标的、不顾及平民伤亡的自杀性爆炸等恐怖主义手段。而且，由于这种极端主义运动的超国家性质，借助于现代通讯技术和媒体的传播，其行为的扩散度远远超过了国家行为者，所以，尽管他们有形的组织力量和军事力量并不强大，但其行为的影响力则要比实际力量大得多。目前，本・拉丹和“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行为就是这种极端主义运动的典型表现。
可见，曾经以法西斯国家形态猖獗于２０世纪的极端主义政治并没有因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绝迹，经过冷战时期的“休眠”，冷战后已转型为非国家形态的、以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为载体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这种新的对抗格局是对人类社会的又一次考验，如果说，当年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法西斯国家的挑战是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才得以实现的，那么，目前人类社会在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挑战时，是否也需要经过类似的曲折？在这个问题上，人类对二次大战教训的认识程度也许是至关重要的。
绥靖政策与民族利己主义
在二次大战起源研究中，与法西斯问题一起得到学术界关注的是西方国家推行的绥靖政策问题。一般认为，在促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到来方面，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起了巨大的作用。“绥靖”（Ａｐｐｅａｓｅｍｅｎｔ），原意为抚慰怨愤、平息争斗。但如同“法西斯”概念，“绥靖政策”在二次大战史学的词汇中也是一个负面性的概念。之所以如此界定绥靖政策，主要是因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法西斯国家刚刚崛起并开始迈出其侵略扩张的最初步伐时，国际社会未能在最有利的时机对其施行有效的遏制，相反，当时主导国际事务的英法等西方大国对羽毛尚未丰满的德意日法西斯采取妥协、退让、姑息、纵容的政策，使法西斯国家的扩张目标一步步得以实现，也使法西斯国家的军事机器在缺乏外部制约的条件下逐渐强大，最终成为发动战争的凶恶力量。绥靖政策还从英法的行为中抽象出另一层负面性涵义，这就是出卖盟友、牺牲他国利益，以求自保。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是这方面的最典型案例。因此，作为历史上的绥靖政策，它是同当年英法等西方国家应对法西斯挑战时推行的外交政策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这种政策的实施结果不仅没有避免战争，反而加速了战争的到来，于是成为失败和耻辱的同义词。
在分析绥靖政策的根源时，国内学者早期的研究曾经简单地将其归咎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属性，及其统治阶级出于“反共反苏的本性”而企图“祸水东引”。后来经深入的研究，则主要着眼于这一政策推行者所处的内外环境对其表达国家实力的影响和国家领导层应付挑战的意志及方略，认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经济灾难和社会动荡……销蚀了”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反应能力和行动意志”；“西方国家就是在这种暗淡低迷的经济景况和政治气候下应付外部挑战的”；于是，当日本率先在远东挑起战火，侵略中国时，“西方国家尽管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慨，却没有也不愿采取有力的对抗措施和协调行动”；“西方的脓肿，成了在东方绥靖日本的理由，而东方病灶的溃烂，更成为在西方向德意妥协的又一重要根据”；“在进退两难中，人们通常总是寻找一条阻力最小的路线”；“英法两国就是这样步履错杂地踏上了妥协的斜坡”；直至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后，将对德绥靖政策发展到“慕尼黑”的顶峰。［６］这种从客观形势出发论证国家决策行为的分析，比先前那种简单化的论点显然更符合历史的实际。但是，这种分析还是没有离开将绥靖政策理解为“西方国家”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外交政策上表现的行为特征的思维惯性。
其实，绥靖政策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其推行的根据主要并不取决于国家的类型或国家的处境，而是在于更具普遍意义的民族利己主义。在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单元、缺乏全球治理机制的国际社会中，国界被看作是人类群体的安全边界。当国界之外发生侵略、燃起战火时，是否进行干预，用何种方式干预，并不取决于“正义”或“同情”等道德范畴的因素，而是取决于利害得失的算计。这种算计由于只是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所以不可避免地具有狭隘、片面、短视、机会主义的特征，即使有些国家的领导者具备战略家的素养，能够在大战略层面作出具有前瞻性的决策，但如果得不到其他国家的呼应和本国民众的支持，这种决策也很难付诸实现。二次大战前的国际社会典型地反映了由于民族利己主义而导致的集体安全困境。当时，并非没有呼吁联合起来制裁法西斯侵略者的有识之士，苏联和法国也曾酝酿过集体安全的机制，但是这些遏制侵略的有效措施终究未能占据国家行为的主流。在谈判筹划联合行动的国家间还忙于本国得失的争执时，法西斯方面已经通过软硬兼施和满足对方眼前利益的策略，将尚未成型的反法西斯阵线各个击破，先后与英法签订《慕尼黑协定》、与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从而为发动全面战争争取到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只是在全面战争爆发以后，尤其是英法苏美等主要大国自身都遭到法西斯的侵略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才得以真正形成，而此时人类社会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如果说，以法西斯为表现形式的极端主义国家行为是一种进攻性的民族利己主义，那么，以绥靖政策为表现形式的国家行为就是一种防御性的民族利己主义。在二次大战前史中，类似的防御性民族利己主义表现还有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苏联在慕尼黑会议后采取的机会主义的中立自保政策。正是两种民族利己主义的交织、重合，消解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本该受到的遏制。
此外，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英美等国兴起一时的和平主义运动，亦可看作防御性民族利己主义的民间行为。作为群众性反战运动的和平主义思潮，固然包含着真诚的和平愿望，但是，在和平主义运动发起者的动机中，同样可以发现拒战争于国门之外的消极自保的民族利己愿望。这种以不卷入战争来求得本国安宁的消极的和平主义恰恰是绥靖政策得以推行的社会基础。就当时英国的情况来看，那些和平主义运动的上层活动分子，如担任“和平誓约联盟”会长的兰斯伯里等人，在１９３６年以后成为张伯伦政府绥靖政策的支持者并非偶然，因为在民族利己主义立场上，他们是一致的。二次大战的惨痛经历宣告了绥靖政策的破产，然而，就像极端主义政治行为并未随着法西斯的失败而消亡，民族利己主义行为也没有因为绥靖政策的失败而退出历史舞台。在战后的历次国际冲突和重大国际事务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以本国利益至上为唯一尺度，而不惜牺牲他国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的民族利己主义的种种表现。其中，大国的民族利己主义对国际社会造成的损害尤为严重。目前，在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挑战时，人类应该采取怎样的集体安全措施？应该怎样避免重蹈当年绥靖政策的覆辙？在这个问题上，能否从二次大战中吸取教训，能否超越民族利己主义的羁绊，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其空前的牺牲和惨重的代价暴露了人类社会的两个病灶：极端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战前，当由极端主义孳生的法西斯侵略者对世界各国构成威胁时，由民族利己主义孳生的绥靖政策和孤立自保行为则姑息、纵容了侵略者，不仅没有制止战争，反而加速了战争的到来。在战争进程中，反法西斯联盟之所以能够形成，是由于被侵略的各国已经不可能通过利己主义的自保来求得安全，而只能联合起来反击侵略者。人类社会也正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才获得了通过集体安全的努力战胜极端主义凶恶势力的经验。当今天的人类面临新的共同威胁时，我们需要正视酿成战争惨祸的社会病灶及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孳生体，这是二次大战教训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１］［２］ 李巨廉． 战争与和平――时代主旋律的变动． 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５５、１４１
［３］陈祥超． 墨索里尼与意大利法西斯 ．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４：３－５
［４］［５］莱茵霍尔德・尼布尔． 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 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７２―７３
［６］李巨廉、潘人杰． 第二次世界大战．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８１―９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