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阵驰驱六十载，功垂青史仰高岑。平生厚谊兼师友，晚岁书函泛古今。少作虚邀妙监赏，暮琴幸获子期心。手浇桃李千行绿，点缀春光满上林。”这首诗，是老作家姚雪垠为贺茅盾先生八十一岁高寿而作。其中“晚岁书函泛古今”句，指的是1974到1980的六度春秋里，他与茅公之间88封近12万字的书信往还。其中73封与《李自成》创作以及其他重要文艺理论问题有关者，现已结集为《茅盾姚雪垠谈艺书简》。根据内容，《书简》大致可分为三部分，读之能从不同角度走近两位古人，在见识他们深厚的友谊与学养之同时，瞻仰茅盾先生作为一代文坛宗师之风范。
(一)
《谈艺书简》第一部分，大致由1974年7月10日至10月16日之间的8封信构成，其中姚雪垠制5封，茅公制3封，主要内容是姚雪垠以后学身份，抒发对恩师及五四前辈的怀念与感激之情，同时“简要汇报”《李自成》的写作计划，兼以汇报自己的“生活、工作决心和追求”，好让茅盾先生了解自己“后半生的道路是怎样走的”，以及“某些愿望或梦想”。茅盾先生的复信则勖勉有加，“殷殷关注与期望情意，充满于楮墨之间”。
在姚雪垠心中，茅盾先生是他的恩师。这种关系。确立于1938年。那时候姚雪垠初出茅庐，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受“大众语”讨论启发，他用家乡的豫西方言写了一篇小说。名为《差半车麦秸》，投送两三个杂志都未得发表，最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寄给了远在香港的茅盾先生。不久即登在了先生主编的《文艺阵地》上。有了茅盾先生的举荐与推重，这篇小说很快轰动全国，姚雪垠的名字亦随之登上文坛。“少作虚邀贺监赏”，从此他将茅盾先生认作了“恩师”。其实此时他与先生还从未谋面，真正见到先生要等到5年以后。那时姚雪垠从第五战区到了重庆，住在中华全国抗敌协会所在的张家花园二层小楼里。茅盾先生有时候从住地唐家沱进城到文协办事，如果恰好姚雪垠没有出门，他就能满怀崇敬地一瞻先生风采。更进一步的接触是在1944年春天。重庆继延安之后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姚雪垠被吸收参加学习，恰好与茅盾先生分在一个小组。在此之前他的《牛全德与红萝卜》正遭受着宗派主义的无情打击，一顶“色情”帽子压得他抬不起头来。又是茅盾先生挺身而出解危救难，一方面对他的小说给予了“最深刻、最公正、最严肃”的批评，一方面亲自出马替他抵挡着胡风等人的“党同伐异”。这种高强难度的保护与扶持，除了“恩师”，确实不是其他什么人所能随便替代的。
当然，茅盾先生这棵大树所荫蔽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甚至两代人，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学、文化事业。姚雪垠深知这一点，他曾在一篇怀念文章中写道：“茅盾同志是伟大的孜孜不倦的文学教育工作者，大概有两代人都把他看作最值得尊敬的导师，直接受到他的鼓励和指导……现在略有成就的作家，从七十岁左右到四十几岁的两代人，很多人都直接受过他的鼓励、指导、评论、推荐等不同帮助。”“我只是他所亲手培养的作家之一。”
接连几封信，姚雪垠抒发的都是这样的情感。他向先生汇报，“到了解放以后……反复衡量了自己的短处和长处，暗自决定向历史小说的领域努力。但这要耐得寂寞和孤独，不声不响地读许多书，探讨许多新的问题…这决心不但来自一个‘悔’字，也来自一种责任心。黄仲则有两句脍炙人口的诗：‘收拾铅华归少作，排除丝竹入中年。’在青年时期我也很欣赏这两句诗。但实际没有体会，不懂；等我懂的时候，我反而觉得黄仲则在创作经历上的感受还不够深。我是怀着沉重的悔恨、顽强的决心、百折不挠的毅力、深深的寂寞和激动的感情，冲过一道道难关，走上中年以后的创作道路的。”后来，他又于一日之内写成咏史七律五首，用“浦江旧垒飘新帜，惊梦鸳鹞散落晖”、“译书万里通中外，草檄几番定是非”、“海上鱼龙翻《子夜》，村中忧患系《春蚕》”等诗句，记述了茅盾先生在革新《小说月报》、译介域外文学、引进现实主义理论等方面的重大贡献和新文学创作方面的辉煌成就，表达了对“老将殊勋青史在，长天一雁众星稀”的敬仰。他说：“每个历史运动中的有功之士，都是历史的产儿，既参与对历史的缔造，也不能摆脱历史的局限。他们是在历史的局限中做了历史前驱的战士。后人将会历史地、辩证地、怀着敬意地看待一切有贡献的历史前驱看。我对您也是如此。”
茅盾先生的复函同样饱含感情，“文革前闻人言，吾兄从事于长篇小说《李自成》，读书万卷，博采旁搜，稿已得半而不得不暂辍：今闻中间虽搁笔而积稿幸存，观成有日，不胜欣慰。”殷殷关注之时，更多地是鼓舞与鞭策：“来函谓全书有五卷之多，逾百万言，想见笔锋所及，将不仅为闯王作传，抑且为明、清之际社会变革绘一长卷，作一总结。如此规模，不愧鲁殿灵光。”“足下遭逢坎坷，然后云开日出，山川人物，焕然一新，而‘从新来’之决心，遂有条件，即此可卜足下之成就则胜于仲则。承示大著纲要，并谓全书告成时将在二百五十万言以上，鄙见以为不嫌其多，亦不愁其末尾有败笔，盖今非著书都为稻粱谋之时，正可从容推敲，反复删改也。谨再预祝成功。”
一方是真诚的尊重，一方是真诚的关怀，读之不能不想起“受恩不忘施恩不记”的古训。姚雪垠“吃水不忘开井人”，其士子良心古遘热肠固然令人感动，但更让人感动的，却是茅盾先生复函中所昭示的谦逊之风，具体说来就是先生的不肯坐大――既不肯安“恩师”之尊，更不肯享“大贡献”之誉。为不“安”者，他说：“兄与弟皆‘五四’产儿，虽投身于文艺工作之时间有先后，而就此整整一时代而言，你我属同辈也……”为不“享”者。他说：“个人自我反省，青年时摸索颇苦，成就有限。当时为时势所逼，信笔涂鸦。量多质劣，乃今思之，每自汗颜。解放后不敢复理旧业，则因山川人物日新又新。个人生活经验依然隘仄，偶写短短之见闻。亦只具表象，未透本质。因是不敢多作。”这后一种意思。他曾多次表示：“对弟之谬许，则不敢当。彼时眼光短浅，而胆大妄为，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及今思之，常自汗颜。”
书读至此，真是说不出的钦敬!“谦逊”一语，平日里常说常听打了成千上万次交道，惟到此时才似乎真正认识了它!一代文学宗师，其成就像山一样横在世上，爱恨毁誉任随你，你却无论如何都无法不面对它!可这座山却竟然让他“常自汗颜”。这就是大师，这就是大师风范!因为他太知道学同的博大精深，太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所以学问越多越是惶恐，纵然对自己一手扶持的学生，也仍然恭恭敬敬，不敢有半点得意骄狂。那不是一种刻意的表现，那是发自内心的对文化对学问的恭敬与崇拜。“学而知不足”，这才是谦逊的真正内涵。
(二)
《谈艺书简》第二部分，大致由 1974年10月20目至1975年8月22日之间的23封信构成，其中姚雪垠制13封，茅公制10封，主要内容是姚雪垠对《李自成》第一卷、《李自成内容概要》、《李自成》第二卷书稿相关问题的阐述，和茅盾先生对此提出的艺术批评。
写信长篇累牍地谈论《李自成》，姚雪垠是有顾虑的。他对茅盾先生说：“您的目疾未愈。身体也不太健康，我不应在信中谈问题太多，增加您的负担。但是您一身具备学识渊博、创作经验丰富、思虑细密。一贯认真帮助后学，为我素所深知而敬佩……您已是将到八十岁的高龄，我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使我向您请教的日子愈来愈少了。因此，我又总想在信中多谈点问题……”怀着这种矛盾心理，他在1974年的10月中旬把6万多字的《内容梗概》寄给了茅盾先生，又让中国青年出版社把《李自成》第一卷也同时送去了。茅盾先生先读第一卷，再读梗概。到12月中旬，已将“不成熟意见”写成，12月23日以挂号寄出。
那是一封数千言长信，所谈意见有七：“一、一部大书从崇祯十一年冬清兵深入京畿。崇祯、杨嗣昌等阴谋对清妥协，而以全力‘剿贼’开始，把这以前的农民起义军的纵横南北以及李自成的功勋等等都不作正面叙写，只在以后各章中随时点补，这样的剪裁是极妙的。写崇祯君臣对卢象升虽似重用而又以高起潜掣其肘，便将崇祯的‘联非亡国之君’一语完全驳倒。此为刻画崇祯形象的第一笔，便已十分有力。既写出卢出师，却又突然放下，画面转入潼关战场，从此进入李自成本传，这个笔力也是惊人的。”“二、第一卷中写战事不落《三围演义》等书的旧套。是合乎客观现实的艺术加工。这是此书的独创特点。以潼关南原之战为例，有时短兵相接，有时写战局全面的鸟瞰，疏密相间，错落有致……如此布局，极见匠心。”“五、此书人物的对话，或文或白，或文白掺半。您是就具体事物、具体人物，仔细下笔的；这不光做到台情合理。多样化。而且加浓了其时其事的氛围，比之死板板非用口语到底者。实在好得多。”“六、第二三四五卷梗概，……看出来对于过去的各家的纷纭歧见，有取有舍，却有制断。并非随便拣来就算，这是难能可贵的。”……
姚雪垠读罢长信，“欣感交并”。医为“《李自成》从有打印稿子起，到出版十年之后的今天，尽管说好话的人根多，但还不曾有人”像先生“这样对它作艺术分析，看透作者的艺术苦心”。姚雪垠在信中写道：“由于您学养渊博，创作经验丰富，数十年来又惯于细致地分析作品，帮助别人，所以常常以几句话就指明了我在写作时的苦心经营。您的这封信对我的鼓励不是空洞的和一般化的，而处处流露出您的一贯的细致、认真态度，和您对我所从事的这一工作的热情关怀。”就这样，他又忍住自己的于心不安，得寸进尺般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希望第二卷稿子能够得您一看，给我提一些修改意见。时间不急，您半年看完，八个月看完都没关系……我希望您将这稿子放在书斋中，精神好的时候挑一个单元看一看，等于消遣，有意见就夹个条子。不赶时同。不要急着给我写意见。”
于是，1975年3月中旬，中国青年出版社将《李自成》第二卷打印稿送到了茅盾先生府上。四月里。茅盾先生看完了一遍；五月里，再读一遍。随读随记所感，而后加工整理，“对每一个单元都写出了非常精辟的高见”，于6月17日、20日和7月1日分三次寄还汉口。现以第一、二、三章为例，摘录部分评论如下：
关于《商洛壮歌》：“整个单元十五章，大起大落，波澜壮阔，有波谲云诡之妙；而节奏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震霆击，时而凤管鸱弦，光风霁月：紧张杀伐之际，又常插入抒情短曲。虽着墨甚少而摇曳多姿。头两章为此后十一章惊涛骇浪之文字徐徐展开全貌，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后两章则为结束本单元，开拓以下单元。行文如曼歌缓舞，余韵绕粱，耐人寻味……”
关于《宋献策开封救金星》：“此单元于紧凑中见从容，富于抒情味。妙在只从侧面写“救金星”，而正面文字却是宋献策与李信的‘合传’……本单元中提到红娘子，但只是后文伏笔。虽着墨不多，却有声有色……在艺术形象方面，这一章是很完整的，跌宕多姿。没有一笔是多余的……”
关于《杨嗣昌出京督师》：“此单元上半部写崇祯在派杨嗣昌出京一事上犹豫不决。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把崇祯之貌似英明果断，实际上事事心中无主，举动乖张，刚愎自用，猜疑多端等等弱点作了极细腻的描写。二、把明朝大官们的庸庸碌碌。植党营私。昏庸无能。刻画尽致……后半部写杨嗣昌到襄阳雷厉风行的派头，浅见者或以为这把杨写得太高了，我却以为这正是从侧面写杨的伎俩不过如此而已。行辕中‘奸细’始终不能清除，督师的一举一动仍为张献忠所掌握，故表面对杨似‘褒’，实际上是‘贬’……”
在予以如上充分肯定的同时，茅盾先生也指出了“第一章大段对话很多……读之有沉闷之感”、“又有些大段独白，也觉沉闷”、个别地方“文字松弛”等等毛病。为“避免平铺直叙。删削不必要的字句”，茅盾先生还亲自动手，代拟改写了第一章第一页的一段。因为《商洛壮歌》之名“不是概括内容。且犯下边的《河洛风云》”，茅盾先生以为“不如用章回小说每回目是一对联的办法，索性写为’弄巧成拙，郑制台棋输全局；制敌机先，李闯王险渡难关’”；而《宋献策开封救牛金星》、《杨嗣昌襄阳督师》两个单元，先生认为‘可合为一卷，直厢曰‘宋献策开封救友，杨嗣昌襄阳督师’。
姚雪垠拜读了茅盾先生的评论，又把稿子中先生的手迹进行了细细地检读，“颇受教益，但恨太少。倘能稍多一点；幸何如之。”他在回信中写道：“沈老：您以八旬高龄。患有眼疾。将七十万字的稿子读了两遍，您做这项工作的经验与学问固是难得，而一贯严肃、认真、精细，数十年如一日，尤属少见。您……的意见，许多地方都剖析入微，洞察我的创作意图，这是我不能不特别感激与感动的。每一段的分析和评论，文笔生动，既具体又概括性强，实为文艺评论的典范。”特别是《商洛壮歌》单元，姚雪垠认为那“如诗一般的评语”是对他的“真正知音之言”：认为茅盾先生的分析和评论之最可宝贵的特色，是“植根于”他“自己的丰富的创作经验，能够深切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艺术匠心，而绝不作泛泛之谈……”这些分析和评论，“提供了不少关于长篇小说艺术方面的精辟意见。而这种探讨正是我们文艺评论界多年来所忽略了的或回避不谈的”，因而“弥足珍贵”。
(三)
《谈艺书简》第三部分，大致由1975年10月7日至1980年2月13日之间的41封信构成，其中姚雪垠制23封，茅公制18封，主要内容是关于《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前言》、电影对小说作品的改编、长期以来文 艺批评的简单化、历史题材对现实主义方法的运用、大文学史。的编写等等以及其他一系列相关问题的交流讨论。
茅盾先生阅读批评《李自成》一、二卷付出的大量心血。让姚雪垠于心不安。他对先生说：“希望您保重身体，向九十迈进。第三卷，我不敢再请您着，这工作对您这样高龄的老人负担太重了。”他告知先生，他将暂停赶写第三卷，“回头推敲改写第二卷”。茅盾先生不同意他这么做，立即回函制止：“字斟句酌细琢磨的功夫可留待将来，而现在以赶写第三卷为重要工作……曹雪芹写《红楼梦》。大概写成一百二十回的初稿，然后再琢磨前八十回，可惜后四十回初稿遗失了。《李自成》规模比《红楼梦》大得多，你年纪也不小了。倘使只有前二卷的定稿，而没有后三卷的初稿，那真是一大憾事!”姚雪垠“反复诵读”先生此信，深感先生的关怀和鼓励，帮他“解决了心上的一个矛盾问题，为今后的工作确定了方针”。他决定改变原来“稳扎稳打，写成一卷算一卷”的主张，转而“对三、四、五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1976年年底，《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发排，姚雪垠为之作《前言》一篇，对“四人帮”倡导的学风和文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茅盾先生看后回函：“《前言》中提到的几个问题，我完全赞同。二年前儒法斗争史的研究，给‘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搅乱了。一些问题，不容有不同意见，实行棍子政策。您就李自成之例辨明农民起义领袖之非必反孔，也打倒了一个公式……”思路从这里拓宽，交流话题越来越多。
谈到文艺批评，姚雪垠认为“简单化是目前文艺批评与创作的大病”。他说：“若干年来，特别是‘四人帮’在文学艺术领域实行法西斯专政以来，在创作上所提倡的实际上是简单化、公式化、表面化。所谓‘三突出’的一套理论，就是这三化的体现。不论小说或电影，看了开头就大体知道结局，好人和坏人都可以一眼看清……满足于将敌人从表面上加以丑化，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而不肯写入物的深处，不追求写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茅盾先生“实有同感”，认为“在这方面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得慢慢来”。
谈到电影对小说的改编，茅盾先生说：“改编有所依据，这是有利条件，但也因此有所拘束，这是不利之处……原作的战争场面。用上万字来描写的，在影片中或许只要十几分钟；但原作的抒情的描写人物内心活动的场面，在影片中要处理得好。颇不容易……”他提醒姚雪垠注意，“不要把明朝士大夫的对话弄成现代话，起义将士及劳动人民的对话中也要防止出现新名词”。姚雪垠认为这些意见“颇为重要”，也是他所“耿耿在心”的。他认为“写历史人物的对话，必须注意三个方面：个性化、时代特色、阶级烙印”。而“对话的时代特色不仅要注意一个历史时代所常用的或特用的词汇，以及不会使用的词汇，而且要注意使用语言的风俗、礼节等习惯”。
谈到《李自成》第二卷问世后的反应，茅盾先生听说“有些读者认为第二卷不如第一卷”，感到“真怪”，随之“拟就历史人物之现实性与虚构性之合理的结合一端，写随感式短文数则”，以破对《李自成》第二卷之“形而上的议论”。
1980年年初，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召开。就茅盾先生在大会讲话中提到的问题。姚雪垠又写长信一封，提出了写“大文学史”的建议。茅盾先生赞同此构想，建议姚雪垠尽快公之于众……
读这一部分信函，最大的感受就是那种平等交流的学术气氛，和浸染在这种气氛中的现代民主观念。其中最具典型性因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本段开头茅盾先生提到的“就李自成之例辨明农民起义领袖之非必反孔”的问题。为还原情境。现将有关论辩文字摘录如下：
茅：我有一点意见请考虑：现在展开历史上儒法斗争的研究，凡分析农民起义全部着重突出其反儒反孔：您此书写李自成之所以能号召广大农民，实质上有其反儒反孔的一面。似乎还可以正面点出。重笔写几个插曲(似乎可以虚构)，则更妥善……李自成内部矛盾之尖锐化与深化，似乎也可拉扯上儒法斗争。尊见以为如何?(1974年12月23日)
姚：李自成是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杰出英雄。但他有历史的局限性，其局限性也表现在他受了儒家思想的腐蚀。他同朱元璋各有特殊性，也有共性。受了儒家思想的腐蚀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例如他重用牛金星。重用明朝投降文臣，过分相信天命。到西安后大事铺张地回米脂祭祖，进北京后很关心登基大典和郊天大礼等等……(1974年12月29目)
茅：来函论及李自成虽是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之杰出人物，但仍有其历史的局限性，至为精审。历史上由农民起义而成统一之业者如刘邦、朱元璋，当其扫定乾坤之时固然重法轻儒。但既做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至尊，就要利用儒家以求子孙万世不替
但历史人物的性格是复杂的，其发展过程也是复杂而益折的，因而我以为第一卷中虽写了“问道于孔孟，求教于牛金星”，仍然可以写李自成有其反孔、儒的法家思想及其措施。(1975年1月6日)
姚：关于李自成与批孔问题，我的意见是：(一)在《李自成》全书中要努力写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至于“批孔”，需要重视这个问题，但不强拉硬凑。……(二)李自成和朱元璋都是领导农民战争的杰出领袖，都生活在封建社会后期……他们都受了儒家思想很深的毒都按照儒家的政治思想去建立封建王朝(朱元璋的尊孔和提倡礼教超过以前的历代帝王)，只是一个成功了，一个夭折了。(三)根据现存的、经得住推敲和复查的文献资料，李自成没有过反孔政策和措施，倒是相反的资料不少。这正是他的弱点，他的局限性……(四)历史运动的现象(包括一个时代的具体人物)是很复杂的，不出于总的阶级斗争轨道，但不一定都在。儒法斗争。的范畴之内。(1975年3月7日)
茅：对第一点，我赞同您的“重视这个问题，但不强拉硬凑”的主张……离马克思出世数百年，封建经济基础的当时明末社会如果产生像今天那样的彻底批孔反儒的人物，那才是不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的……至于兄的第二点，我以为少着墨为佳。(1975年7月1日)
1974年是“批儒批孔”年。武汉有人作了文章批判《李自成》写“尊孔读经”，姚雪垠日子很不好过。为免生枝节息事宁人，茅盾先生建议他在小说中也“拉扯上儒法斗争”。姚雪垠却不肯随波逐流，逆境中仍要坚挺自己的学术观点。此不肯盲从的学人气节固然可敬，但辜负了恩师要他自我保护的一片苦心，却也的确有违常情。令人感动的是茅盾先生的宽厚胸怀，他并不因为你不领我的情我就对你怎样，而是一如既往地以研究学问明辨是非为己任，自己和学生争，也允许学生和自己争，绝不因为我是“恩师”是前辈，就把自己视为真理的化身就不可“冒犯”就压你一头。这就是大师，这就是大师风范。论争结果自己错了怎么办?错了就错了，“人孰无过，而况在这复杂的时代。”茅盾先生如是说，“人患重名利，无远见……看穿些……过去的让它过去了，坦然自承当时看错了，那就放下包袱，人家也就没有话可说了。”
本栏责任编辑：孔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