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中午，我照例到学校的国际交流中心去吃自助餐。这也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交流中心的固定节目，为了让那些英语不是母语的国际学生和访问学者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以便尽快融入当地的生活，学术中心特地在每个周三的中午邀请一些英语为母语的志愿者来这里和大家共进午餐，相互交流。这些志愿者基本上是学校所在地拉霍亚小城附近的一些居民，他们大都已经退休在家，虽然一年四季总有加州明亮的阳光和迷人的海滩可以享受，但其孤寂可想而知，所以，他们都非常踊跃地参加这个活动。有时，他们的人数甚至比来学英语的人都还要多。好几次，当我走进国际交流中心那幢回字形的两层小楼，看到在中间的空地上摆着的圆桌周围晃动的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我都会站在走廊上犹豫那么一下，因为，我总是误以为自己不小心走进了哪家养老院。
我喜欢这些老人，他们和善而健谈。而且，对我这样的英语糟糕的家伙充满耐心。有一次，我就和这样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坐到了一张桌子上。实际上，是他主动邀请我和他坐到一起的。我本来准备坐到他身后的一张桌子上去的，但当我从他面前经过的时候，他抬手向我打了个招呼，示意我在他的这张桌子旁坐下来。我只好向他问了声好，端着餐盘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他的背有些佝偻，但坐在他身边的太太却腰身硬朗。在我坐下来后，她很客气地向我问了声好。他们已经吃完餐盘中的东西，正在慢慢喝杯子里的咖啡。我们相互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当他知道我是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后，老头忽然用中文对我说了声你好，我有些惊讶，也忙用中文对他说了声你好。我以为他懂中文，可他却很遗憾地摇了摇头。原来，他是一个工程师，十几年前，在他依然在职的时候，公司曾派他到新疆工作过一个月，所以学会了几句简单的中文。
可能是考虑到我的英语水平，他在和我说话时，特地把语速放慢了很多，遇到我听不懂的地方，他不仅会把说过的话重复一遍，而且还会用很清晰的发音把有些我听不清楚的单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一下。他的夫人在一旁喝着咖啡，一边静静地听着我们聊天。他主动和我聊起了南加州难得的好天气，漂亮的沙滩，犹如天空一样辽阔的大海，形状像个鸡毛掸一样惹人发笑的棕榈树等，显然，像这样普普通通的谈话他的夫人一定听了很多遍，所以她只是微笑着，并不插话。在温暖的阳光下和周围人的喧声中，我就这样边吃边和他聊着天，直到我看见他又一次下意识地端起空空的咖啡杯，我才反应过来，他们只是为了陪我聊天，才坐到现在。
我忙把纸杯里的饮料喝掉，把它放到餐盘上，然后向他和他的善解人意的夫人告辞。他们笑了笑，也拿着空咖啡杯站了起来。我陪着他们一起向门廊走去。
“要想学好英语，”老人拄着拐杖回头对我幽默地说，“不在课堂上，也不在书上，这里就是最好的学校。”
“是，”我说，笑着向这个老人表示感谢，“希望下次还能在这里见到你们。”
“当然。”他说。
因为只顾着说话，所以餐盘里的东西还剩了不少，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它扔到了垃圾桶里。虽然这顿饭号称自助餐，可按国内的标准看，充其量只是一份简陋的盒饭而已，无非是两三道煮得半生不熟的菜和一块面包罢了，而且，这还是好的，有时干脆就是一个汉堡，一份色拉了事，一点也不像国内的自助餐那样，不仅琳琅满目，还可以让你大快朵颐。
不过，不要以为这里的自助餐不好吃就以为是免费的，这个自助餐当然不是免费的，不管是谁，即使是那些志愿者，也一样在收银处排队花四五块钱买上一张餐券。谁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早已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点，不仅在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即使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美国，也不例外。
其实，这个世界又何尝有过免费的午餐呢?
这天当然也和别的星期三没有什么区别，阳光依然明亮而耀眼，透过高大的桉树的枝叶丰茂的树冠，可以看见湛蓝的天空，犹如手提电脑的液晶显示屏一样细腻而自然。把“自然”这个词用在这里，可能让人有些奇怪，但是，在我这个已经习惯了中国江南的阴雨天气的上海人看来，的确有这种奇怪的感觉，总是觉得这样的蓝天多少有些不自然。但这只是我这个异乡人的感觉而已，对本地人来说，这样的蓝天却是很正常的。
当我端着餐盘走进国际交流中心当中的院子时，才发现今天来的人特别多。在靠走廊的一侧提前清出了一片空地，两边各摆上了一个黑色的长方形的音箱，几个工作人员正在空地上忙碌，好像正在架设一个落地的麦克风。看样子，今天又有国际交流中心组织的一个小演出。
因为大家都对着那块充作舞台的空地坐着，所以，一张桌子总有一小半都是空着的，再加上来的人也不少，所以显得很拥挤。我只好端着餐盘从坐满人的桌子中间侧着身子小心地穿过，在一个已经坐了两个人的桌子边坐了下来。紧挨着我的是个金发的小伙子，戴着一副很深的近视眼镜，他的旁边，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头发花白的亚裔男人，他穿着一件厚厚的灰色夹克衫，一边吃东西一边专注地看着在前面的空地上走动的工作人员，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在这张桌子旁坐了下来。
那个金发的小伙子显然也不是个善于言谈的人，他只是出于礼貌向我点了一下头。为了不虚此行，我主动和他搭讪了起来，问他是哪里人。不知是我的听力不好，还是他的英语口音太重，他说了好几遍，我才明白过来，原来他是意大利来的，我就顺口问他是学什么专业的，我想，也许我可以和这小子聊聊我喜欢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谁知这个总是口齿不清的家伙竟然是个生物化学的博士后，虽然明知道这下对他讲卡尔维诺肯定完蛋了，可我还是不死心，主动告诉他我很喜欢卡尔维诺，他果然是一片茫然，在吃力地咽下了一口色拉后，才问我他是谁，我只好把卡尔维诺的名字重新拼了一下，告诉他这个人是个著名的意大利作家，希望他能想起来卡尔维诺是谁。
结果可想而知，他当然是想不起来的。透过他的一圈圈的镜片，我看到他的眼神在我面前游离起来。我假装没有注意到，赶紧主动转换话题，向他介绍我自己，我告诉他我是个访问学者，来自中国的上海，已经在这里呆了三个月了。
在介绍我自己时，我故意加重了我的声音，我想，坐在他旁边的那个亚裔的男人如果是中国人，听到后，也许会和我打个招呼，这样，就不至于让我们的对话冷场了。
但是那个人似乎并没有听到我的话，尽管他应该能很清楚的听到我的每一句话。他仍然一边吃餐盘里的东西，一边不停地抬头盯着前面的舞台。我也只好转头朝那边望了一眼。一个大概是此次活动负责人的秃顶男人已经站在麦克风旁，咳嗽了两声后，他开始对着话筒讲话。他首先向今天来到这里的朋友表示欢迎，然后，他向大家介绍，由国际交流中心在每周三举办的这个午餐会，已经成为大家结交新朋友和进行交流的一个非常好的活动，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感到快乐，接下来，将由国际交流中心的工 作人员给大家表演一些节目。
他的话刚说完，大家就在陡然变大的音乐声中鼓起掌来。
看到掌声如此热烈，我还以为今天的这些节目一定是精心排练的，谁知道第一个打头的节目只是一对长相平平的青年男女在那里跳了一支拉丁舞而已，两人也没有化妆，更没有换上什么演出服，就好像直接从办公桌后面被拽到了这里一样。而且，那个小伙子嘴里还不停地嚼着口香糖，让人对演出的严肃性大打折扣。而大家也是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所以，他们一曲舞罢，只有几个人稀稀落落的拍了拍巴掌。还好，那两个摆在一边的音箱效果比较好，声音比较大，所以，感觉上气氛还是挺热烈的。
不知是不是我刚才的问题让那个意大利的金发小伙感到不好意思，就这么一会工夫，他把餐盘里的一大堆东西哗哗啦啦都倒到了肚子里，然后起身向我告辞。我看了看这个可怜的没有文化的家伙，觉得他真为意大利人民丢脸。但有什么办法呢，我又不是意大利人，只好让他丢了。
这时，我看到那个秃头主持人又走了上来，我还没弄明白他说的是什么，第二个节目就又开始了。可出人意外的是，还是这两个人在跳舞，只不过换成了普通的交谊舞。我看了看站在他们身后的国际交流中心的工作人员，并没有看到别的什么人想跃跃欲试。看来，今天所有的节目都是这两个人跳舞了。
我不禁感到一阵无聊。要知道，我今天就是为了练练英语才专门从家里坐了半个小时的巴士跑到学校来的，就这么铩羽而归实在不甘心。于是我放下叉子，转头向旁边的那个中年男人打了个招呼。
“你好!”
我很奇怪，这么枯燥的东西，他也看得进去。不知是音乐太吵还是他看得太投入，他居然一点反应也没有，依然一动不动地看着舞台上的那两个还在死乞白赖地跳舞的年轻人。我只好在凳子上晃动了一下身子，向他侧过头，大声对他打了个招呼。
这次，他终于反应过来。他转过头，似乎对我向他打招呼感到很惊讶。不过，当他看到我正在向他微笑时，他马上向我很客气地点了点头，问了我一声好。
因为搞不清他的身份，所以我只好表现得主动一点，再次把自己介绍了一遍，显然，从他的反应来看，他并不是中国人，否则他应该会和我讲中文才对。他就像那些美国人一样，在听我介绍完自己后，本能地用英语说了声很好。然后他拿起叉子吃了一点通心粉。我注意到，他是用左手拿的叉子。不过，他似乎并不是个左撇子。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左手的动作不是那么自然和协调。但他的右手就放在桌子上，看不出有什么毛病。或许，他的左手受伤了也未可知。
“你在这里教书吗?”我也吃了一口通心粉。
“哦，不是，我是个邮差。”他把叉子放在盘子边，又用左手端起旁边的饮料杯。
“就在这里工作吗?”
“不，”他再次摇了摇头，“我在东部工作。”
“东部?”我有些奇怪。
“是，我住在新泽西。”可能是看到我有些疑惑，他主动向我解释，“我来这里是参加一个研究工作。”
“研究工作?”我看了他一眼，感觉更加摸不着头脑。因为我不知道一个邮差来这里能参加什么样的研究工作。
看来，他也是第一次碰到像我这样糊里糊涂而又喜欢追根问底的人，他只好放下手里的饮料杯，对我笑了笑。
“诺，我是双胞胎。”他用叉子搅了一下盘子里的通心粉，“我和我哥哥是双胞胎。”
“双胞胎?”我变得更加茫然，感觉这个人宛若天外来客，所说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可思议。
他放下手里的叉子，又重新用左手拿起饮料杯，把它放到了右手的前面，然后用右手握住了这个杯子，但是他并没有端起来。“这里的医学院做研究，研究双胞胎。”
“哦。”我这才明白了过来。我常常在本地的报纸和杂志上看到这样的广告，除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医学院外，圣地亚哥还有很多医学研究所都在征求各种志愿者参加这些医学实验。刚来的个把月，因为孤独而导致我情绪低落，我一度想参加一个专门研究抑郁症的活动，还有一个治疗失眠的研究所也在征集志愿者参加他们的研究，以改善自己低落的情绪或者失眠所导致的无精打采，可后来觉得太可笑了，还是毅然放弃了。
“他们付我钱，给我买机票，还付我在这里的费用。”他向我解释说。
我点点头。其实，我并没有问他这个。犹如我们国内的志愿献血，这些研究所征集志愿者参加他们的研究时，也都是付费的，而且，所付不菲。我记得一个最为搞笑的研究就是戒烟，就是普通的戒烟，而不是戒毒什么的，一天时间，不仅为你免费检查身体，还慷慨地白送给你好几百美元。要不是这些年国家搞改革开放，变得稍微富裕了一点，让我能够在这里堂而皇之的做我的访问学者而不至于为生计而焦虑，我真会去试试。尽管来美国后，我已经很顺利地把烟戒掉了。
不过，显然这个话题不管是对他还是对我来说都有点复杂，一方面，我对双胞胎所知甚少，再就是，毕竟双胞胎这样的事情涉及到个人隐私，我再问下去也不是很礼貌。
刚好，我准备月底去纽约等地一游，所以我问他那个时候到东部去应该穿什么衣服。因为我们一直坐在太阳下面，身上有些热，所以，我把外套脱了下来，只穿了一件黑色的圆领衫。
“也许你应该穿厚一点，你知道，那边很冷，说不定到时候还会下雪。”可能是觉得我穿得实在太少，他下意识地的抬了抬右手，似乎想强调一下，但他的右手并没有举多高，就重又放了下来。看来，他的右手尽管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一定是有问题。而他也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用左手把刚才放在右手边的那杯饮料拿起来喝了一口。“你知道，加州的天气实在太好了。”
“是。”我笑了，这几乎是所有到过加州的人的第一印象，同时也是最强烈的印象。而且，的确也是真实的印象。我觉得，任何对加州天气的溢美之词都不过分。但对我来说，却毫无意义。我不喜欢这样的好天气，我喜欢的是那种阴雨连绵的天气。其道理当然就像一个人的口味一样，无道理可讲，我适应那种寒冷潮湿的气候。“我还是喜欢东部的天气。你知道，上海现在也是这样的。”
“当然。一个人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他向我笑了笑，把餐盘里的最后一点通心粉吃掉，用餐巾纸擦了擦嘴，然后把饮料杯放在餐盘上，用左手端着站了起来。我发现，他的右手确实有问题，似乎是被他从桌子上拖起来的一样。
“很高兴见到你，”我向他告别，“祝你今天快乐!”。
“也祝你快乐。”他很客气地回了我一句，接着转身从旁边的桌子间走了出去。
前面的舞台上，那两个年轻人还在跳舞，这次他们终于表演了一个有点难度的动作，那个小伙子握着女孩的双手，在自己胸前打了个跟头，但也仅此而已，无甚新意。
我一直坚持到了最后，最后，那个秃头主持人再次走到麦克风前，在音乐声中向大家表示感谢，同时热情地宣布，凡是今天在场的朋友如 果愿意报名参加由国际交流中心的举办的舞蹈培训班，他们可以打八折。
这个世界，确实已无免费的午餐了。
但我想，不管怎样，我们至少还可以选择吃还是不吃。或者说，至少，这份午餐我是可以不吃的。我把餐盘扔到垃圾桶里，端着剩下的饮料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走过，离开了国际交流中心。
月底，我按原计划到东部去了一趟。我乘了三天两夜的灰狗到了芝加哥，一路上可谓风餐露宿，尤其是天气之糟糕多变，让人不由得想起我在国际交流中心碰到的那个双胞胎先生的善意的提醒。汽车还没有到达东部，只是往中部开了一天不到，天就开始下雨，接着就是一片一片的大雪，幸亏我在从圣地亚哥出发前，我的朋友杨小勇借了一件黑色的鸭绒衣给我，不然我非被冻坏不可。
在校园宛如中世纪的教堂一般的芝加哥大学，我特地到社会思想委员会去看了我喜欢的作家索尔・贝娄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其实，自然也无甚神秘可言，只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而已。而我之所以自己花钱坐着咣当作响的灰狗大巴几乎横穿整个美国不辞辛苦跑来芝加哥，有一大半就是为了来看看这间小小的办公室，想想也真是不可思议。当我在芝加哥大学著名的“酷铺(COOP)”书店手拿索尔・贝娄以芝加哥为故事背景的小说《洪堡的礼物》，摆好姿势让一个朋友给我拍照留念时，我甚至感到有一种荒谬感。因为，我突然想到，这家位于一幢建筑的地下室里的庞大的书店的英文名字的意思，其实就是拘留所或者监狱。那一刻，我的思绪很自然的从地下室飘到哲学的玄思层面，我想，这是不是一个隐喻，我这一生都将受困于这些堆积如山的书籍之中?或者说，我一路奔波，到头来找到的只是这样―个有无数的书籍所构成的监狱?
等等等等。
不过，芝加哥还是要比我想象的漂亮得多。没有索尔・贝娄小说里肮脏的积雪，也没有三十年代由帅气的保罗・穆尼的主演的黑帮电影《疤面煞星》里可怕的枪战，只有漂亮的摩天大楼，整洁的街道和匆匆忙忙的行人。为了消磨在芝加哥的时间，我还在一天下午，和很多观光客一起花钱买票，排队登上著名的西尔斯塔看了看，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也许只有用索然寡味这个词来形容比较合适。就像很多初次来上海的游客都要爬到东方明珠上看看一样，所获自然非常有限。
非常有限。
无非是所看的东西的形状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已，实际上它们没有任何改变，改变的只是我们自己看它们的角度罢了。
在蒙蒙细雨中，我还沿着密歇根湖边走了很长一段距离，如果不是过于寒冷，后来竟然飘起了雪花，我可能还会在烟波浩渺的湖边再倘佯一会。
之后我坐火车到了纽约，接着又乘唐人街的便宜大巴去了波士顿，在波士顿待了一个星期后，我最后乘飞机飞回了洛杉矶。就这样来来回回，我差不多折腾了快一个月。因为这一路舟车劳顿，回到洛杉矶后，我就感觉身体有些不舒服，又是感冒又是发烧，于是，我索性就赖在同学家住了半个多月，然后才重新回到了圣地亚哥。 不过，这次旅游并非一无所得，正是由于有了这次对东西部天气的对比，我不禁开始有点喜欢加州的好天气了，首先，我对每天早上透过百叶窗射进房间里来的明亮的阳光就不再像过去那样感到难以忍受。而且，为了真正的享受加州的阳光，我每星期都乘公交车到拉霍亚的海边去一次，一个人买杯咖啡或者拿本书坐在海边的长凳上发呆。我静静地在阳光下看着蓝天下的大海，躺在沙滩上的懒洋洋的海豹，还有在大海中冲浪的人，头一回感到了加州生活的惬意和美好，而从此以后，我也不再对人抱怨加州的干燥和少雨。
尽管从我住的地方到拉霍亚的海边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每去一次，我都不得不乘将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而且这还不包括我等待每半个小时才会有一班公交车的时间。但我却并不以为苦，因为，我有的是时间，像我这样一个人孤独地生活，也许最不缺的就是时间。由于一到周末海边就挤满了人，所以我常常在星期三下午去。
这次旅行所导致的另一个变化就是，从洛杉矶回来之后，我忽然对周三中午国际交流中心去学英语丧失了兴趣。原因一是经过这次出行，我发现自己的英语已足够应付一般的交流，二是在国际交流中心和那些志愿者说来说去，也不过就是学一些日常使用的英语而已，实际上对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并无帮助。而且，我还发现，在这里，不知道为什么，你似乎总是很难碰到你上一次见过的人，所以，每次来，你都不得不和一个人从头开始聊起，而当大家谈得差不多的时候，时间又该结束了。这多多少少让我感到厌倦，毫无疑问，重复做任何一件事都足以让人觉得厌倦，即使重复做爱也是如此。当然，重复说一些话比重复吃一些难吃的菜更加让人难以忍受，何况这还是自己花钱买来的呢?
当然，事情也未必竟然。后来有一次我偶然经过国际交流中心，却很愉快。这次我恰好和一个头发已经有些发白的女士坐在了一起，她的身材保持得很好。我相信她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应该属于那种典型的金发美女，她的鼻子高高的，很爱笑，一笑嘴角就往上翘起来，很像有美国甜姐之称的梅格・瑞恩。我们不知怎的聊起了鲍勃・迪伦，聊起了他的那首《答案在风中飘》，她竟然激动地坐在桌子边哼唱了起来，显然，这首歌在她的生活中留有很深的印象。她告诉我她原来住在三藩，当年参加反越战游行的时候，她曾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哼着这首歌从伯克利开车开到了华盛顿去示威。这当然也是个漫长的旅程。刚好我乘灰狗旅行的经验和她的差不多，所以和她聊起来十分开心。后来，她还兴奋地掏出皮夹子，让我看了看她的女儿的照片。从照片上看，她年轻的时候和该她的女儿差不多，或者说，她女儿就像十几年前刚出道时的梅格・瑞恩。所以，我发自内心地恭维了她一句，我说我觉得，像她女儿这样的美女，应该去好莱坞发展才对，她愉快地笑了，告诉我她女儿现在正在杜克读书，以后的前途自然是无量的。显然，毋庸讳言，此刻要是她的女儿和我坐在一起聊天，我会更加快乐。但我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
因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甚至，当我在下个星期带着一丝侥幸心理再次来到国际交流中心时，不要说她的照片上的漂亮女儿了，就连她的影子也找不到了。尽管国际交流中心的空地上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阳光也和上个星期三没有任何区别，屋顶上空高大的桉树细碎的树叶也一样在阳光下像鱼鳞一样闪烁个不停。但是，我要找的人，却没有了。
这就对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在美国，真的就像在中国一样，想要和一个人重逢实在是太难了。虽然原因不一样，但本质并无不同。在美国大家很难重逢是因为人少，而在中国却是由于人太多，人少很容易消失，人多很容易淹没。如此而已。
而我和国际交流中心每周三的自助餐的缘分，也终于到此告一段落。在后来的时间里，甚至连偶然走过的机会都没有出现过。我想，大概在我内心深处，真正讨厌的还不仅仅是一次次 地重复那些简单的日常用语，而是在这种场合，那种与谁都不可能深交，与谁都浅尝辄止的感觉。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人生的本质或者人生的真相，试想，我们和哪一个人的相逢能够持久，或者说，即使能够持久，又能够持续多久呢?可明知如此，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我希望再一次碰到那些我见过的人。不管是谁。哪怕是我所不喜欢的人和不喜欢我的人。因为，正是这种重逢，才能让我感到我确实在过去的某一刻真实的存在过，而非仅仅是留在大脑皮层里的一种若有若无的短暂的化学反应。实际上，我希望重逢，与那些熟悉的人重逢，而不是与我熟悉的那些寒暄的话重逢。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7月份放暑假后不久，平时人来人往的校园里很快就变得沉寂起来，除了遍布校园的桉树，你甚至可以听见这些桉树的树叶在风中的相互撞击的响声，和一两个偶尔在通往图书馆的大路上走动的无处可去的人(其中就包括我)之外，整个校园就像《一千零一夜》里忽然失去魔法的宫殿一样，变得空空荡荡。学校的班车早已停开。每天上午，我都坐公交车到学校去，可它同样也在一夜之间变得空空荡荡，当我孤独地望着窗外空无一人的街道时，感觉自己就像是在往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走去。
学校的那个蘑菇形的图书馆里空调的温度每天都开的低得吓人，犹如一个巨大的冰箱。我常常带一件外套，一进去就穿上，即使这样，还常常冷得发抖。中午的时候，我会到学校的活动中心去吃一块比萨或者吃一个汉堡，然后买一杯热咖啡，在阳光下把自己晒得浑身发烫之后，再重新回到在我眼里已和一个蛋筒冰淇淋无甚区别的图书馆看书或者写东西。
因为回去后一样无事可干，所以，我几乎每天都是坚持到5点半图书馆快关门时，才在关门的铃声中走出冰凉的图书馆的底楼大厅。但这时外面的天空却还是像中午一样一碧如洗，有时，甚至连一丝云也没有，太阳也依然像一面巨大的明晃晃的镜子一样悬挂在头顶。当我从一块空旷的硕大无比的草坪中穿过，走到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等车时，为了避免被远远超出正常剂量的紫外线灼伤，每次我都不得不把一本从图书馆里借的书或者杂志顶在头上，以遮挡强烈的阳光。在加州生活大半年之后，我的皮肤已经足可以与任何一个非洲的朋友媲美，当然，毋须谦虚，我本来就不是那种齿白唇红的奶油小生。
所以，每天总有一段时间，在加州刺眼的阳光下，我一个人头顶杂志孤独地站在一块公交车站的路牌下，看着对面的犹如灰色的火柴盒一样的空无一人的办公建筑和前面整整齐齐的绿色草坪，还有反射着阳光的宽阔而安静的马路，感觉自己就像一棵无聊的棕榈树一样无精打采。只有突然从天上飞过的正在进行例行训练的美国海军的军用飞机偶尔会划破这里的寂静，让我从枯燥的等待中抬起头来。
除此之外，在这个车站，我从来没有在候车的时候碰到过什么异常的响动。尽管每天，我都期待着能在这里碰见一个和我一样等车的人，我想，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我一定会主动向他打招呼，和他聊天。要知道，我常常从早上走进图书馆到下午从图书馆出来，一整天都说不了一句话。
有一天，我听到似乎有人从我身后的草坪走了过来，我扭头看时，却发现是一只小松鼠在那里寻找食物。相对于面积这么大的草坪，那只小松鼠的体型小得有些不成比例。这让我想起自己相对于这个广大空旷的校园，有多么微不足道，又有多么渺小。
不过，我并没有因意识到自己的微不足道而产生自暴自弃的想法，更没有顾影自怜，我想这是正常的，相对于这个庞大而漫无边际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每个人都得过自己不得不过的生活。如此而已。也仅此而已。
所以，在这个漫长的暑假里，忽然有一天的下午，当我正顶着一本杂志站在路边等公交车时，看到一个人直接从马路中间穿过，而不是像我那样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从不远处的路口前的人行道上走到这边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更没有为之感到惊奇。
尽管，之前每天在这里等车的时候，我都一直盼望着某一天，有一个人就这么向我走过来。
而这个人竟然真的向我走了过来。
这是个身材瘦小的亚裔男人，他的头发花白，像那些上了年纪的男人一样，他的头顶已经有点稀疏。这么热的天，他仍然穿了一件黑色的夹克衫，而且，在里面还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衬衫，但他下面却穿了一条宽大的白色的裤子，让人感觉到他似乎有些头重脚轻。即使不看他那张略微有些苍白的脸，仅从他的这身打扮就可以看出，他并不是当地人，甚至我敢肯定，他连加州人也不是。加州人的脸最起码应该像我这样黑才对。
这当然不是个玩笑。事实上也是这样，加州人的脸或者肤色基本上和我们国家那些一年四季在田间地头劳动的农民差不多。
实际上，情况并不像现在我所回忆的这么复杂，我想，当时很有可能我什么也没想。因为，他其实很快就从马路中间走过来。他向我打了个招呼，问我知不知道肝病研究中心在哪里。但一开始我并没有听懂他的话的意思，我向他道了个歉，请他再重复一遍，他又说了一遍后我才明白过来。我转头看了一眼正好在我身后的医学院，搞不清楚他说的这个肝病研究中心是否就在这幢医学院的大楼里。但我想，也只好让他去看看了。
“这里就是医学院，你可以到里面去看看，或许，研究中心就在那里。”我抬手指了一下那幢灰白色的医学院大楼。
“哦，我刚才去过了，但是没有找到。”他摇了摇头。
“是吗?”
“你等等。”可能是看到我，他似乎有点着急，伸手拉开了夹克的拉链。我这才发现他是个左撇子，我看到他用左手拉开夹克的拉链后，又伸手从夹克的左胸的口袋里拿出了皮夹子，然后把皮夹子放在右手里打开，从里面掏出了一张叠起来的纸。
接着，他把这张纸打开，用左手递到了我面前，看到他那只拿着皮夹子的右手有点不自然地垂了下去，我忽然想起了他是谁，他就是我春天的时候在国际交流中心碰到的那个手有点毛病的双胞胎。
但显然他早已将我忘记了。其实，如果不是他的那只有毛病的右手提醒了我，大概我也想不起来他是谁。就像所有那些你在这种场合碰见的人一样，甚至一辈子也不会想起来。因为，我说过，这才符合某种规律或者人际交往法则。
我接过来看了一下，上面原来是那个肝病研究中心的地址。
“你会讲中文吗?”他突然问了我一句。
“当然。我是中国人。”我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对他问这个问题感到有些惊讶。
“哦，我也是中国人，”他立即改用中文对我说，“我来这里是为了参加一个医学研究工作的，但是我在这里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地方，你知道，学校放暑假了，一个人也碰不到。”
“是，”我也忙用中文说，“学校基本上都空了。很难碰到一个人。”
“我和他们约了时间的，迟到了就不好了。” 他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有点焦急地说。
“你有电话吗?”我忽然想起来，可以直接打个电话问问。
“电话?”他迟疑了一下，“没有，我没有电话。”
“哦，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研究中心的电话，我有手机，你可以直接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不就行了吗?”
“是这样，有的，在这张纸上就有，”他指着这张纸上的一个电话号码告诉我，“就是这个。”
“这就好了。”我先把这张纸还给他，然后从我的背包里拿出我的手机。“诺，你给他们拨个电话问问就行了。”
“不好意思，你看，你能不能帮我打一下，我没用过这个玩意。”他说。
“没问题，”我说。
我按照那张纸上的电话号码很快就拨通了对方的电话，然后我把手机递给他。他忙伸出左手接了过去。
他的英语显然很好，不仅发音标准，而且非常流利。他告诉对方，他现在就在医学院的大楼前，然后，他一边说，一边按照对方的提示转头朝两边的草坪和建筑看过去。
因为知道了他是中国人，所以我很容易就从他刚才讲中文的口音里判断出，他应该是湖北或者湖南一带的人。不过，从他的英语水平来看，他来美国肯定已经很长时间了。但他讲英语的那种腔调，还是一个外国人的腔调。我很奇怪，上次居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他已经打完了电话。显然，在对方的指点下，他已经知道路该怎么走了。在阳光下，他显得如释重负，甚至，连脸色都红润了起来。不过，这也可能是阳光太强烈的缘故。
“谢谢，真的谢谢你了，”他把手机还给我，“要不是碰到你，我今天可能还真找不到他们，他们马上就要下班了。”
“没关系，”我说，“只要联系上就好。”
“好，那就这样，刚才耽误了不少时间，我得赶紧去他们那里了。”他来不及和我多聊，拿着那张写有地址的纸向我扬了扬，“真的多谢你了。”
“别客气，应该的，”我笑了笑说，“都是中国人嘛。”
“那是。”他也向我笑了笑，然后转身又从向马路对面走去。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地多走了点路，从路口的人行道而不是像刚才那样直接从马路中间穿过去。
尽管我很想告诉他，我就是那个曾经在国际交流中心和他有过一面之缘的来自上海的访问学者，但是我转念又想，也许他并不希望认出我来，或者说，希望我认出他来。但我说过，这些都是我的胡思乱想，其实，他早已经忘记了我，也根本想不起来我是谁，事实上，他也并不知道我是谁。
只是，看着他消失的身影，我忽然希望，我现在碰到的这个人是我几个月前在国际交流中心遇见的那个双胞胎的哥哥，我记得他说过他有个双胞胎哥哥的，而不是他自己，那个右手有毛病的邮差。
不知为什么，我忽然很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那就是，这一次来参加医学实验的，还是他本人。
我希望，不是因为我是个中国人才这么想。
这个想法很怪，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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