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学精要：作为教学文本的《礼记》 对国人来说，《礼记》首先是一部通俗辅助教科书，一部在西汉经学繁荣时期出现的旨在阐发周代《仪礼》(即孔子所编定《礼》)微言大义的教学文献。相对于五万言的“母本”《仪礼》仅在冠、婚、丧、祭、饮、射、燕、聘、觐等人伦礼仪的繁文缛节上着意铺叙，十万字的《礼记》对儒家后学更有吸引力。从西汉到晚清，《礼记》地位越来越高，唐以后便成为较《仪礼》更普及、更见影响力的儒家典籍。作为面向官学贵族子弟的教学文本，《礼记》不仅对贵族生活的细枝末节做了更趋实用的介绍，而且详细论述了各种典礼的社会教化意义，具体阐释了儒家的制礼精神、礼治思想。可以说，以“礼”为基本思想的儒家道统是自汉代开始正式从官学走向社会，并成为历代中国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今天看来，对于这一深刻的社会教化过程，对《礼记》所发挥的作用再怎么评估都不会过分。
以贵族子弟为主体的汉代官学学生是《礼记》的第一批接受者。不过，作为“独尊儒术”时代的太学生，他们对《礼记》的学习，领悟和掌握的主要是以各类典章制度为基本内容的儒家思想精要。拿《礼运・大同》这章来说，太学生们的学习差不多主要包括：“天下为家”时代为何要制礼?历史上哪些人曾为礼的制定、礼的维护、礼在天下的有效运行和实施作出过贡献?对天下、王朝和“国”来说，礼的兴衰意味着什么?这些是他们学习的重点。其中，礼的重要性是学习的根本。通过学习研讨，太学生们可以领悟到的是：礼是“家天下”的现实需要，孔子一生仰慕的“六君子”是礼的主要制定者和最坚定的维护者，礼的兴衰乃天下治乱的重要标志，所谓“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可以说，对于儒家“大同”和“小康”的解读和判断，他们是围绕“礼”的价值和意义来展开的。
因此，在太学生那里，儒家首先是一个极具现实情怀的思想学派。在儒家看来，尽管心中最为向往的还是传说尧舜在世的“大同”世界，但“小康”社会却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现实的理想“天下”。支撑和维系“小康”得以实现的不是遥不可及的“大道”，也不是其他什么神秘力量，而是前代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等“六君子”所制定的实实在在、规规矩矩的“礼”。“六君子”当年曾是那样极力维护礼的尊严、保障礼的畅行无阻!在他们的倡导和鼓动下，整个社会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如有不循礼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那些“无礼、毁礼”之徒乃祸国殃民的魁首，即使再有地位，再有权势，也能把他赶下台。尽管这时的天下不再“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甚至“货力为己”，“谋、兵”时起，但毕竟“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社会安宁、百姓安康可期、可待。
另一方面，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深刻去理解――儒家又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政治派别。“礼”虽说是维系天下安宁的制胜法宝，但儒家的全部智慧和期待并非完全寄托在“礼”的实施和贯彻上。以“礼”为基本准则的天下算不上是最理想的人伦结合体、最理想的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最美好的是在被称为“天下大同”的时候。那是一个“大道”运行天下、人人大公无私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社会的基本准则不是“礼”，而是比礼的境界要高尚、先进得多的“大道”。人们想的、做的都是为了超越血缘亲情关系的“普天下”，负责各项事务的官员部是民众大家共同推选出来的社会“贤人”，人与人之间讲究信誉，崇尚和睦。不仅叛乱、残害之事不会发生，就连盗贼也没有，人们外出不必关门闭户，晚上就是敞开大门睡觉也安然无事。
只是这样的世界已离人类远去了，早在孔子时代就是一个遥远的传说。传说时代一结束，天下骤变，“大道”不现，人们各自为着自己的小家孜孜砣砣、奔走呼号。于是，一种新的适应这一变化的社会道德规范逐渐在天下运行、普及起来，这就是“礼”。礼的运行，让君臣关系有了可遵循的规范，让父子情感变得淳厚，让兄弟由争斗走向和睦共处，让夫妇由相互猜忌走向和谐恩爱，各种社会制度随之设置起来，乡里活动也有了明确的章法。这就是被儒家称为“小康”的礼治社会。
牢固树立这样的礼治社会理念就是作为教学文本的《礼记》对于中国古代官学学生所要承担的主要教育意义。
二、社会构想：转为哲学文本的《礼运》
近代以来，随着儒学地位的式微和改变，《礼记》的价值、意义也有不少变化。其基本的教学意义在逐渐丧失，但个别篇章的文化意义、思想意义却逐渐彰显出来，如《学记》、《乐记》和《礼运》等。特别是《礼运》篇，越到晚近越被国人视为一个阐发社会理想的哲学文本。包括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在内的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从这里汲取营养，勾画自己的社会改革蓝图，《礼运》的“大同世界”、“小康社会”也就是因为这些时代先锋的改造从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世界。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人所追寻、探索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曾经和正在建设和实践的人民公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都与《礼运》儒家社会理想的改造和现代化息息相关。
对这种改造完成得比较系统甚至精细的是较早的康有为。他也是最早依循西方进化论思想完成对《礼运》大同社会的改造、描画心中的大同世界的。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他早年的《礼运注》和晚年公开出版的《大同书》中a康有为的改造和描画首先变《礼运》的道德递衰论为社会进化论，将“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的“二世说”进一步推演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他所认知和欣赏的资本主义世界被推为“升平世”，未来要构建的崭新世界被定为“太平世”、“大同世界”。康有为认为，大同世界有“区”无“国”置“总政府”，甚至认为帝国主义吞并弱小民族，也是通往大同世界的一个途径。他还认为，“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应当说，康氏包括“无国家”、“无家庭”、“置总政府”、“设共同食堂”在内的人类设想大都是空想，脱离实际。但其中蕴涵的现代意识，却给人精神以期待和遐想。比如，他笔下的“大同之世”，车船速度极快，且设备先进，铺设豪华。船上设有林亭、鱼鸟、花木、图书，乘客可歌可舞，极尽娱乐，甚至陶醉于舟居中。此类遐想就是当代人都为之艳羡!
力求将大同世界的空想引向现实，因而对近现代中国更有实际影响的是孙中山。孙中山一生倾心大同学说、宣传大同学说，并以大同学说指导其革命实践。他明确指出：“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就是“平等、自由、博爱”。如果说前者是大同学说，后者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孙中山实际上就是把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了他以“三民主义”为主要精神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并以此倾覆了满清统治，建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被誉为“伟大的先行者”。他提出的构想和主张“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是一种大同理想的民主思想，与《礼运》古朴的大同学说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着很大的区别。和康有为一样，其大同世界构想除了建立在对现代文明的体认之外，还把传统“天下”的范围扩大到 真正的人类世界。但与康氏不同，孙中山的大同思想包涵的是世界各国之间的平等和睦关系。
将大同社会这一宏伟蓝图更多地付诸实践的是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对大同学说终身抱有浓厚兴趣。早在1917年，他就宣称：“大同者，吾人之鹊也”。1919年就曾以康有为《大同书》为范本，畅谈创办学校、家庭与社会为一体的“新村”设想。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对大同理想依然如痴如醉。新中国成立之初，各地创建的许多“新村”就是他这一设想的升华。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曾把康有为的《大同书》连同《共产党宣言》一道推荐给当地干部学习。“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大办公共宿舍、公共食堂等，他极力称赞。这种近期实现“大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尝试和努力实践证明既不符合中国国情，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一代伟人的大同理想实践受到重大挫折。1978年开始，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进行新的探索。在深刻反思“人民公社”等尝试和努力，准确定位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后，他明确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从而实现了共产主义“大同”理想与现实“小康”目标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与传统礼治“小康”社会不可同日而语，但却是后者思想的历史继承和现实超越，探索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崭新实践在传统文化的承继中找到了新的方向。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新的庄严承诺。这些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同时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为美好社会理想奋斗不息的精神。可以说，“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建设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让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实践闪耀着中华民族传统理想和现实精神的光芒。
可见，《礼运》因为大同、小康思想的源远流长在中国近现代确实是作为一种描绘未来社会构想的哲学文本来接受的。
三、人生楷模：走向文学文本的《大同》
除了社会构想的激发和启迪，《礼记・礼运・大同》的魅力还表现在其文学价值。在笔者看来，作为一般读者，普通知识分子，这篇儒家文献视为文学文本更有意义。这不仅因为作品铺张扬厉，气势充沛，文字谐韵、格调典雅，很多文句作为格言流传千百年，而且因为读者在读完《大同》后常常把孔子具有怎样的人格魅力作为主要话题来讨论，特别是在当今这样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
从《大同》来看，孔子至少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第一，铁肩担道义，匹夫忧天下。一个本出身微贱又怀才不遇的民间学者、普通知识分子却被后人敬奉为精神导师样的“圣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深切地感受到孔子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伟人!因为只有拥有这种责任感、使命感，读者才得以看到一个参与“年终蜡祭”的“陪祭人员”竟为了“礼”的丢失、“礼”的不见而痛心疾首、扼腕长叹!只有拥有这种责任感、使命感，他才不仅能够深刻地意识到宗庙观阙内“礼”的湮灭必将导致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危机四伏，而且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天下将会面临一场天倾地陷的危险!难道不是吗?鲁国曾是唯一一个“周礼”保存得较为完好的国家，一度为许多国家所惊羡，大家纷纷朝鲁，到鲁国来学礼、观礼。“礼崩乐坏”这一道德危机波及、延展到鲁国，整个天下的倾覆也就不要多少时日了!
不错，孔子曾宣称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因为他深知“身在江湖，心驰魏阙”的无奈甚至尴尬。但实际上，正如弟子子禽所感慨的，“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每到一个国家，他都熟知这个国家的国情与政事。从鲁国到他国，到处都能看到一个社会热心人士的匆匆身影。他在奔波，在游说，在劝人“克己复礼”，回归周礼。《论语》记载：“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那是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已年逾七十，听说齐国陈成子杀了齐简公，他竟特地沐浴一番登朝，要鲁国出兵讨伐比鲁国强大不知多少倍的齐国!那时的孔子，已离职多年，早已不在其位。再说事发齐国，并不是他鲁国!可孔子就是要去呼喊、去请命，不再计较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第二，胸中有天下，富贵如浮云。孔子的这种责任感、使命感来自他高远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很多人鼠目寸光、渺小短视，或担心末日降临，或斤斤计较一己私利。可在后人眼里，孔子却站得那样高、望得那样远。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常常与弟子一道畅谈理想和抱负。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皙四人都曾各自发表看法，唯曾皙所谈让他喟然长叹，并发出“吾与点也”的赞许。为什么?因为曾氏所描绘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一“暮春郊游图”正是他所向往的太平盛世景象，是理想的最高境界。孔子曾明确宣称自己的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让老年人得到安逸，让朋友们相互信任，让少年人得到关怀。《大同》中“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正是这种宏远理想的具体描述。
其实，对于与挽车夫为邻、在“多为执办丧礼者”的居里长大的少年仲尼来说，起初的理想无非就是做一个主持祭丧之礼的傧相。但残酷的现实让孔子备受侮辱和歧视。鲁国贵族领袖季氏宴请诸“士”君子，他想请求参加，可得到的回答是：“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这里正在招待的是“士”，是贵族子弟，而不是你这种人!蒙受这种羞辱的孔子由此悟出两种“君子”，进而提出两种社会理想。君子，一种谈权位财富，一种论道德学问：社会理想，一种是小康，一种为大同。唯有道德高尚者，才是真君子；只有“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才是人类应该坚守的最高理想。
第三，敬礼而事人，不谈鬼与神。孔子的这种责任感、使命感又是与他脚踏实地，不事玄想，正视现实，积极进取的入世情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立得正、站得稳，永远把脚踏在“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现实土壤上。在那个巫鬼盛行的时代，孔子“偏不肯随俗谈鬼神”，对鬼神敬而远之、存而不论。弟子子路问起如何事奉鬼神，他回敬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那些吃五谷杂粮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才是孔子一生不能忘怀的。他一生崇敬的不是鬼神，也不是上帝，而是为协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关系，打造、建设并维护那个礼治社会的“六君子”。其中，最为仰慕的就是那位不是君王、“圣”似君王的周公。他谈人，几乎涵盖人的一切，包括人的理想，但更重视“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的“礼”的学习、讨论和实践。他时刻关注礼事，“子入太庙每事问”。即使生活造次颠沛也不曾忘礼。晚年专心编辑《礼》，将《礼》传授给弟子们。“礼、乐、射、御、书、数”六门课程，《礼》是他为学生开设的第一门课程。他一再叮嘱学生和后人“不学礼，无以立”。
只是因为将快为社会淘汰的周礼作为“礼”的正统和极致，孔子在社会政治领域一再遭致挫败，最后只做了个“私立民办学校教师”。然而，这种现实妥协，是智慧的迂回。周礼不能恢复，礼治难以兑现，但在文化领域他却赢得了不朽。作为一个学业和思想的传播者，孔子门下涌现出了包括南方弟子言偃在内的一大批成长于民间的士子和学者；作为一个文化创立者，他整理古籍，著书立说，包括《礼》和《诗》在内的儒家最初经典都出自他之手。他不仅将他之前的两千年文化做了几乎全方位的总结，极大地丰富了后世文化宝库，而且还成就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奠定了两千年一个东方古国的基本发展轨迹。孔子其实从他晚年起就已成为一笔巨大财富，为前行的人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从《礼记》时代的司马迁身上就可以找寻这一遗风和承续的清晰脉络。
诚然，孔子到死也没能恢复周礼，但其积极入世的进取精神让他在现实的妥协中赢得了自己的人生，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导师、千百年知识分子的人生楷模，而以“礼”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当今人类和谐世界的创建步伐正因为有孔子儒学的启示才稳健而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