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基督世家 我们家老屋厅堂以前是一个礼拜堂。一年，一个外地人找到这里，站在门外，面露惊喜神色：“找到了，找到了。”一阵惊呼。他走进厅堂，对着我们家的猪圈低头作揖，默默祈祷。那时候，这个破落了不知多少年的厅堂早已被我们用作堆放杂物和喂养牲畜的地方了。祖母疑惑不解，上前去问。那个人说：“这是咱们的福音堂。”
祖母讲起这一件事的时候脸上掩饰不住骄傲的神色。“这是咱们惠北第一家基督教堂。”祖母说。我听了，大惊失色：怎么也看不出，我整日进出，上落厅堂养猪、下落厅堂养鸡鸭的破宅子竟是我们这里的第一家基督教堂。我只记得那个大门，门楣上面有一个用灰浆镶嵌起来的匾额，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被敲掉，是字，还是花鸟？我曾经对此产生过好奇，歪斜着头脑对着门顶凝望，结果自然望不出什么来。然而我想，一定是字，花鸟虫鱼惹不了什么祸，历史上能惹祸的总是文字———当然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有些人连花鸟虫鱼也不放过，以为这些东西会毒害人的灵魂，把花敲掉留下叶———也许花太美了会腐蚀人的灵魂，把头敲掉留下身———也许思想的毒草存放在大脑里，把头敲掉什么都解决了。
我们家一直信奉基督。在我印象里，那时祖母每天晚上都要做礼拜，有时一个人，有时拉扯上我们，对着微暗的灯火一字一句教我们吟《圣诗》，然后祈祷。祈祷的时候必须肃立，闭上眼睛。祖母把求主保佑和需要忏悔的事情一一说过了，然后我们一齐念“心正所愿”，仪式便算完成。至于饭前的祈祷，祖母念得很轻，不知念什么，也许是感谢上帝恩赐吧。整个仪式总是做得很严谨。这一点后来影响到我们家族的女人———比如母亲，按说母亲是最不服祖母的，很少见过她和祖母一起唱诗祈祷，她却把祖母的那一套完全学会了，虽然不能像祖母那样做得很仔细———母亲一辈子忙，没有那么多时间。而她的儿媳妇们，也很自觉地把这一切传承下去，她们嫁到我们家之前信仰的可是佛教。也不知是不是佛教，乡间总是佛道混杂，宫庙里供奉的有佛陀有地方神也有祖先神，做道场的时候有和尚也有道士。进了这个家门之后，不出一年，她们就完全变成基督徒，而且比其他人还笃信。在这之中，我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神圣力量。我的一个侄女———我大哥的女儿做了牧师，我想，这也是一个成果。现在她每个星期五晚上都要回来，带领我们家的女人做礼拜，不知这是不是延续了祖母的事业？
一天，我在翻阅文史资料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秘密，书里记载着这么一件事：说一个叫李宝三的人，古县村人，到厦门去谋生，皈依基督，回乡传教，创建泉港（以前叫惠北）第一座基督教堂“古县耶稣教福音堂”。古县，我们村庄就叫古县，第一座基督教堂，按祖母说的，该是在我们家老屋里。然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叫李宝三的人？问父亲，父亲说，他就是你温平伯伯的曾祖父，墓地在你祖父墓地旁边。我一惊，想起那座被荒草淹没、然而可以看出十分气派的墓地。那座墓我看过，墓碑上有“皇清”、“教士”字样。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疑惑不解：怎么清朝就有传教士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了？
现在两个谜碰撞到一起，一切迎刃而解：我们家老屋厅堂就是泉港第一个基督教福音堂。后来我问起门楣的事，父亲说，门楣上原来有“福音堂”三个字，后来被敲掉了。一一对上来，我终于理解我们家为什么那么笃信基督：原来是有基督的陪伴，有神在侧。
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份教会历史手写本里发现这么一段文字资料：
坝头礼拜堂开始创建在田墩村，租赁屋宇做礼拜。适逾三年，有古县信徒李XX因举家外迁，愿将其遗在古县村后大石边的园子两丘，宫后园子一丘，村前冬田一丘，连同坐落在本村东首原始森林大榕树下书馆一座等不动产，总共估值租金每年三十六银元整，并将此租金以生道堂商号名誉奉献给迁移设在古县的坝头教会。从1870年至1921年夏，经历52年。
坝头教会设在古县的礼拜堂经常患盗。1901年至1911年，传道士叶思忠携眷到古县上任，附设小学，和妻子何彩玉自任教员。1911年严冬黑夜，北风凛冽，数猛贼闯上楼房，明火抢盗，把叶等三人衣服、棉被、箱匣洗劫一空。邻近李姓均是破屋，无人居住，喊救无从得援。叶等三人仅穿睡衣睡裤，冒冷僵至凌晨，就近逃到溪古邱振拔牧师家中索借衣物，穿以御寒，逃返叶昔日家中。因此，无人敢来古县继续担任传道士。
基督教惠安区会束手无策，到处搜罗，最后因为尾田教会传道士黄欢喜是古县人，将他召来接任，古县礼拜堂才得以连续安静十年。
黄欢喜1921年夏在古县病逝，信徒执事们商讨把古县礼拜堂屋宇退租，原物交还古县李姓迁在山腰寄居的李秀忠接管，把坝头教会迁回坝头，时间是1921年。
历史突然把真相呈现在你的眼前：这就是历史的事实！“古县信徒李xx”，他是谁？“村后大石边园子”，“宫后园子”，听祖母讲过，是我们家的土地。“村东首原始森林大榕树下书馆”，书馆我依稀知道，祖母说过，祖父以前教过私塾，就在我们家老屋阁楼里。可是大榕树在哪里？从来没听谁说过。“生道堂商号”，更是第一次听到。“患盗”的事情，小时候听祖母讲过，以前我们这地方经常有土匪出没。那一次礼拜堂患盗，该是其中一次。至于李秀忠，他就是我祖父，我们一家原来曾搬到小镇山腰去住，后来又搬回来了，时间大概是那时候。
这么一段历史，为何没有人提起？祖母经常讲起以前家族里的事情，为什么唯独不提这件事？52年的历史，在那样的年代，52年时间里一个礼拜堂该发生多少事，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起？关于这个礼拜堂，为什么一村子的人一致保持了沉默？这里面究竟埋藏着什么秘密？我再一次陷入迷惘。
2、有光滑额头的人
我们家族所有人都迁到外地去了，只留下我祖父一人。我想，当年要是祖父狠狠心离开祖母，踏上去南洋的轮船，那么就没有我父亲，没有我们兄弟和我这个叫李集彬的人了，我们这个家族就全都背井离乡，成为一群漂泊的人了。祖父的一个小小念头决定了我们这个家族之后的走向。他的归来，不仅延续了和祖母的爱情，还承担起了家族传承的重任。我想，祖父是一个值得我们整个家族敬仰的人。 祖母说，我们这个家族的人，走得越远越有出息。我知道她说的是李温仁、李温平伯父他们那一家人，他们一门三博士，都是大科学家。有人说，闽人是门里的那一条虫，出了门就是龙。也许有道理。堂伯父李温平，当年是滇缅公路总设计师，赫赫有名。然而堂伯父李温仁，不出闽门，不也建造出世界上第三台高压氧舱，成为国际著名心胸外科专家吗？
我们这个家族有两支，一支是传教士李宝三的后人，他们全都漂泊在外。我所知道的：一个在惠安开照相馆，是个摄影师；一个在福州，就是李温仁；两个在北京，一个是李温平，一个是李温和———李温和名气小一点，但也是国内一个颇有影响的化学家。这些人出去以后就没有回来了，只有父亲和他们有联系，知道他们的情况。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回来。也许很早出去，时间一久，都没有感情了。我们这一支，传到我祖父那里有兄弟二人，大伯公早早搬到小镇里去住了，村里就剩下祖父一人了。
我祖父李秀忠是一个老实人，早年教过私塾。前面说过，他曾经想和村里人一起到南洋去谋生，终归舍不得祖母回到村里。不知这是不是命定———我们这个家族也需要一个留守村庄的人，不然那些背乡离井的人回到老家也就无根可寻。我想，也许是吧，也只有他那样性格的人才适合在村庄里长期居住下去。
祖父以读书人的身份驻扎下来，因为忠厚老实，加上祖母逢人笑脸相迎，一家人竟然赢得村庄人们的尊重。在我的印象里，村里老一辈人都叫祖父秀忠哥，叫祖母秀忠嫂。长期以来，村里流传着关于他们老夫妇的这样一个传说：祖母叫祖父去摘菜，祖父问，摘多少？祖母说，随便摘两三叶。祖父果真摘三叶。“秀忠哥，三叶就三叶。”成为一个经典在村庄里流传。祖父的老实和书呆子气在村里是出了名的。然而祖父正是凭着读书人的身份和老实得到乡人的敬重。
当时村里大房大族的人家，在各方面有所争执的时候总占优势。李姓在村里是小字姓，总共才三四个房族二百多口人，各种行为上自然要受到掣肘。母亲经常抱怨这一点，说嫁到小房族里受欺负。她是一个要强的人，以至于后来，总希望我们娶个有钱有势人家的女儿，说这样也有个依靠。她想得并没有错，这是乡村里的事实，当时李宝三也是因为被欺负，在村里站不住脚，才去厦门谋生的。我想，他一定是一个倔强的人，交代他的后人，远远离开这个村庄不要回到这里来，不然他们为什么全都漂泊在外不愿意回来？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无从知道，就是父亲也不知道，他也算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后来成为基督教徒、回乡传教就是一个证明。
这一个家族需要一个留守的人，命运选中了祖父，因此他留下来。谁也不会在意一个那么老实的人，因此他得以安生。他是一个读书人，这个村庄敬重读书人。祖父生了伯父和父亲两个人。伯父年纪轻轻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壮丁，再也没有回来，这个家族就又剩下父亲一个男人。后来父亲生了我们兄弟五人，这个家族总算重新在村庄里扎下根来。
我们这个家族，一支漂泊在外，一支留守村庄，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这种联系逐渐稀疏，终至于无。
一天，闲极无聊，在网上搜索李温平这个名字，跳出许多文字，还有一张照片：一个矮小的老头———不知怎么，我们家族的男人都是高个子，而他……再看：一个光滑的额头。我祖父，我父亲，我，我的兄弟们，我们的下一辈，都有一个光滑的额头。我一下子认出：他是我们家族的人。我想，若干年后，我们的下一辈，在偏僻乡村，或者繁华都市，遇到一个有这样光滑额头的人，一定会说：你是古县李家人。
3、一只旧皮箱
那时每个家庭都有一口箱子，或者是木箱，或者是藤箱，或者是皮箱。这一口箱子里，装着一切穿戴：衣服、帽子、围脖、手套、首饰等等。还有用度，比如钱。提上它，你就可以出门去。它是你人生的行？。一口箱子总和一个家庭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那一口箱子，如同瓦楞上的瓦筒一般，在时光里渐渐透出一种沧桑的颜色，构成一个家庭历史的鲜明色彩。
在我童年记忆里，我们家有两口皮箱：一口是祖母的，一口是母亲的。祖母的那一口皮箱，我印象深刻。
祖母的皮箱十分简朴，简朴到极致，除了一把铜锁之外没有任何装饰。那口皮箱一直搁在祖母楠木眠床的床架上，安静、沉稳，充满神秘感。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的产品。祖母的那口皮箱，包括眠床，都是上等材质，有很好的质感，只是为什么没有装饰？如果说这一口皮箱有装饰，就是那把锁。把锁做成装饰，我想，前人这一点超过今人。我们越来越讲究实用，比如一把锁，我们想到的首先是坚不可摧，其实一切都是徒劳，哪有打不开的锁？前人把心思更多花在美感上，至少这一点比我们豁达。那把古雅的铜锁，从它的构造样式看，我想至少该是民国初年。
那口皮箱，不知是不是祖母的嫁妆？我想一定是。据说当年祖母的娘家家境殷实，祖母自己一直夸耀这一点，我想一定买得起皮箱。或者是祖父的。祖父虽然穷，祖上多少留下一点东西，那些东西里说不定就有一口皮箱。这一点我没有问过。我只知道那是祖母的皮箱，其余就不清楚了。
它似乎永远锁着，犹如一张抿紧的嘴，锁住一些属于祖母的秘密。之前它是祖母和祖父共用的皮箱，自从祖父去世之后，祖母一直把它锁着，我无从知道里面藏着些什么：仅仅是祖母的衣服，或者还有祖父的遗物？我想，祖母一定舍不得把祖父的所有东西全都扔掉，他们感情那么好，一定还藏着些什么。或者还有父亲小时候的东西：穿过的衣服、玩过的玩具等等。
那时父亲早已是儿孙满堂。我不知道祖母独自一人的时候，会不会打开苍老的皮箱，一如打开她久锁的心，捧出父亲儿时的衣服，放在手心轻轻抚摩，犹如抚摩父亲年少的脸？当然，这里面还有姑姑的，或者还有伯父的———那个据说比我父亲还英俊、二十多岁就消失了的我们家的男人———祖母和我讲起过伯父的事。据说那时候，国民党部队拉壮丁，伯父夜里不敢回屋睡，睡在庄稼地里，还是没有躲过去。到了莆田国民党部队里，不久染病去世。祖母去莆田找，连尸体都没见到。后来祖母从莆田替我父亲抱养了我大哥，不知这是不是一种偶然？我想，这两件事情冥冥之中一定有某种联系，一定隐藏着更深刻的秘密。然而祖母去世了，一切无从探求。我知道，那口皮箱里，藏着祖母所有生活，包括她不敢轻易触碰的心事，所以更多的时候，祖母把它锁着。 祖母去世后那口皮箱一直搁在老屋厅堂里，锁不知什么时候被打开了，不知被谁打开？或者是祖母，或者是父亲，或者是谁。我忍不住好奇，走过去，打开锁扣，揭起箱盖，里面只有几匹祖母生前织的染成黑色的粗布。祖母把什么东西都带走了，只留下一只空箱子。
4、女人体灯盏
说起灯，我自然地想起祖母的煤油灯，一种古典意蕴在静夜里轻轻缭绕，有如灯光摇曳。逼仄的房间、楠木的眠床、倚侧的桌子、精巧的油灯，一切景象那么熟悉，似乎还在眼前。
那盏煤油灯，时时在我童年记忆里燃亮：乳白色的瓷瓶有如女人体，精致优雅。小小灯座嵌在瓶口，好像一顶皇冠。多么优美的想象！你不禁要赞叹它的创意了。把灯点燃，瓶体晶莹透明，晶莹里又有一种淡红，让你恍惚，让你发痴。
那时它是我们家最好看的一盏灯了。那时候，像农村里许多人家一样，我们家的煤油灯大多也是土法炮制：弄一个玻璃瓶———药瓶或者罐头瓶，搓一根棉芯挂在瓶口，支弄起来，能照明就行。
我想，只有祖母才配有那样一盏灯。她总是把灯盏擦拭如新。我从来没见到一个人那么爱惜一盏灯，一盏煤油灯。我不知道这里面是否有什么深刻的原因：仅仅因为喜欢，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夜黑透了，祖母划亮火柴，把它点燃，静静坐在那里，看我们读书。不知她会不会想起祖父？祖父已经去世多年。也许许多年来她一直这样：静静坐在那里，时时恍惚，时时发痴。灯花爆裂，毕剥作响，想起她年轻时候，在这盏灯下绣花，祖父坐在圈椅里看书，然后有了姑姑，然后有了父亲……这样想着，灯火暗下去。清醒过来，拿一把剪刀剪去灯花，它又燃亮起来……
在我印象里，祖母安静，不爱说话，似乎一辈子都这样，不像我们不着边际，咋咋呼呼。祖母好静，就像那一盏灯，有一种娴静的气质。也许长期的独处，和灯盏默默地对视，心灵相通，就连思想性格都有些相像了。
那盏灯不知丢到哪里去了？也许是祖母去世的时候烧掉了，也许是后来什么时候丢掉的，不清楚。每一件东西都有存在和消失的过程：存在的时候把所有美丽呈现，消失的时候悄然隐匿，藏进时间的某一个角落里。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过程，就像祖母，最终要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只是一件物事经过多少年———几十年，上百年，可能再一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而祖母永远逝去了，只能出现在我们的记忆里：就像那一盏灯，优雅娴静地在记忆里燃亮。我坐在那里看书，祖母轻手轻脚地蹲下身去，为我点上一圈蚊香。要休息了，恭恭敬敬站在那里，对着那盏灯祈祷，仿佛主耶稣就在灯火之上。
5、极地
村庄前面南面山坡，距离村庄最远的那一块地是我们家的地。当初不知为什么分到那一块地，反正我知道，从我懂事时起那一块地就是我们家的地。也许是抓阄抓到的，也许是生产队分配的———谁能保证你每一块地都是好地？幸好我们不嫌弃。哪有自家人嫌弃自家的地？况且，说起来它还有某种好处。比如只有一丘田园在那里，不会因为田界的问题和别人吵架———那是很伤脑筋的事。谁也不会来打它的主意，一丘田安安心心放在那里。而且到那里去，打理完庄稼———种下花生，或者给地瓜施过肥，能做的事情做完了，剩下的属于大人了，我们便可以上岸到相思树林里去耍：扑蚂蚱、喂鸟雀。在我们心里，好像那一片树林也是我们的了，它的范围无形之中便得到扩大。因为这一些好处，我们一家人都对它感到满意，心理上承认了它的存在。
由于是旱地，土质不好，母亲筹划着改良土地：从猪圈、牛圈里起肥，安排我们挑到地里去。从我们家出发，出村口，走一段路，过小溪，再上一个很长的缓坡。挑一担土，走那么远的路，对我们来说便是一种考验。幸好我们乐意接受这样的挑战。
一出村口，抬起头来便可以望见那丘田地，高高搁在半山腰上，不是庄稼长高起来几乎望不见，只能大体知道在哪一个位置。目测一下距离，好像并不很远，实际上高低起伏、曲曲折折，不知要把一条路拉长多少倍。
有了目的地，土已经挑在肩上，你出发了。一开始你总觉得担子很轻，轻飘飘的。太阳还没有出来，空气里夹杂着鲜明的野草的腥气，满眼的黄绿，欢悦的鸟鸣。是山雀？是鹧鸪？还是不知名的鸟儿？跨过小溪的时候，你甚至望见一条鱼儿从水里冒出来：黑黑的背脊，肯定小不了。你想着什么时候拿畚箕来溪里捞鱼。过了溪，上坡了，肩上担子慢慢变得沉重。太阳出来了，照在身上有些灼热。一会儿，汗出来了，身上粘稠起来。坡并不是很长，走起来却那么漫长，似乎一点点拉长了，让你望不到尽头，只得踮起脚跟挣着身子嗖嗖往上蹿。因为你觉得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似乎增加到一倍、两倍、三倍，扁担硌得肩胛骨很疼，心底越来越没有把握，不知什么时候会把担子卸下———一停歇下来，想再把它挑上去就难了，所以你只有坚持。是你熬过肩上的担子，还是肩上的担子熬过你，把你压垮，你在心中展开拉锯战。意志薄弱了，把担子卸在一旁，身体歪在那里，绝望地望着远处那丘田地；还是把精力运作于一点，集中在肩上，挣扎着把担子挑上去，到了目的地，把扁担插在地里，就像一面旗帜，叉着腰站在那里，心中无比的骄傲，似乎一村子的人都在望着你，那种感觉多么美妙。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挑战。我想，我、我的兄弟姐妹们，甚至所有人的意志都是在这一次次挑战中磨练出来的。我们正是凭着那一种意志，奋力向前，走向我们人生的一个又一个高地。
现在，我们兄弟姐妹们在一起，提起当年的种种辛苦，说起脚力，就会说：“我能把满满一担子土挑到坝涵尾。”———那是我们的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