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记者调查，越来越多高考状元，已经开始选择就读大学经济、金融、管理等专业，而不是理工科。根据最新一期《学术界》的杂志文章《中国党政官员学历变化和代际更迭研究》，中国官员的代际更迭规律，清晰可见：由早年革命运动型官员，至改革开放后的技术专家型官员，再到而今的公共管理型官员。
数据显示，2011年10月至2011年11月底14省区的党委常委，换届前，181人中有135人最高学历是文科，换届后，则升至150人。在这些文科省委常委中，拥有经济学专业的常委最多，包括各类与经济相关的专业，其次是管理学。“常委中，拥有经济学、管理学专业的人数，超过所有专业人数的一半。”
实际上，官员学历走向，从十七届新入选的政治局委员也能窥其一斑。习近平、刘延东和李源潮，都为法学博士，李克强是经济学博士。
“工程师治国”
革命运动型官员，无疑以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为代表。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强调现代化，但主要停留在技术层面。文章指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选拔出来的干部，主要还是理工科出身。可以说，“这批官员，成长于计划经济时代，多从大型国有企业的骨干力量中提拔，他们的治国模式，也从革命模式，转化为计划经济模式。”
转变缓慢发生。政治局里，革命家委员人数逐步减少，技术专家型委员渐多，就是例证。十三届时，委员共17人，候补1人，其中，有6人为大学学历，大学学历文科的只有1人，革命家和工程师，占据绝大多数。
而十四届时，政治局委员中，有12人就读工科专业，占委员总数的60%，其中，不少具有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职称。
名副其实的“技术专家治国”，其实是十六届中央政治局。这一届，委员共计24人，候补1人。1人留学民主德国、有1人留学朝鲜、1人留学前苏联；有19人就读的，是重点理工科院校的工科专业，占本届委员的79%，其中，17人是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
论文提及，技术专家型官员，以江泽民、李鹏等工程师出身为代表。媒体此时也往往用“工程师治国”，来描述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均发生巨大变化，对现代化的理解更加多元，不再局限于技术层面，还包括社会制度层面——强调民主，强调法治。因此，中央对人才选拔的标准，也开始发生变化。以十七届中央政治局为例，委员共计25人，文科为10人，文科占所有本科以上学历的43.4%，这明显地改变了工程师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中国正处在这一转型期”
在省部级领域，这一情况也有显现。据2004年新华网上公布的省委书记名录统计，理工科和文科出身的比重，分别为40%和60%。
中央党校刘启云教授认为，通常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以工程专家治国，到一定程度后，会转变为文科出身的社会管理型学者治国。“中国正处在这一转型时期。”
另一为外界关注的现象是，在当时，新任的多数省部级官员，都是50岁上下，媒体用省部级干部年轻化做评。省部级干部的“50”后现象，或许也与这部分官员学历多为在职有关。论文提到，这部分省部级官员，他们的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动乱年代度过，读书上学的时光被荒废。
高考制度恢复后，只要有一张大学文凭，很有可能被党和国家重用。一部分已经走上领导岗位的官员，不会选择攻读全日制研究生这种得不偿失的做法，所以，绝大多数干部，是在职攻读学位。不少省级常委，都是在这一阶段快速获取了博士学位。
“这样其实是一举两得，既能够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获取更高的文凭，同时也能兼顾工作，他们这种积极上进的表现，更容易在激烈的干部选拔任用中胜出，走上更高的领导职位。”论文提及。
在职学位，以及时代的转型，造就了而今的高层官员多为公共治理型官员的现象。2009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成员李成在预测中国新的政治精英时说：“在今后10年，拥有法学或政治学的学历，是成为有抱负的政治领导的重要资格。”
预测正在逐步成为现实。从全国范围来看，有越来越多拥有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专业研究生学位的官员，得到提拔重用。
（摘自《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