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的日子里，举办大型主题性展览，以回顾和展示70年来中国美术的历程，对于认识中国美术在《讲话》精神指引下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和发展，对于宏观地研究70年来中国美术在思想观念和创作方法上所形成的方向性特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70年的中国美术“从延安走来”，70年的故事也要从延安讲起，因此，中国美术的“延安时代”成为展览的序篇。在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延安美术具有独特的创造性文化新质，是革命美术发展的重要篇章，而更为重要的是，亲历过延安时代的一代美术家以及他们在延安的成长与战斗、生活与创作，都开辟了后来中国美术发展的新的征程。从策展团队的构思酝酿到专家研讨会上大家的建言献计，都一致认为，在主题为“从延安走来”的展览中设立“延安时代”篇章，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历史文献及实物，营构延安时代的艺术氛围，再现《讲话》发表的历史情境，将让人们走进美术的延安时代，认识延安美术的特征，由此进一步理解《讲话》的价值与意义。
在大型展览中运用文献资料形成展出作品之外的延伸阅读，是美术展览发展的新的特点。但是，在展览中专设文献资料篇章，则是一种新的尝试。美术学界近些年急切呼吁抢救和收集20世纪以来老一辈美术家的文献资料，让它们和美术作品共同形成“活”的美术史，就是因为经过战争和动荡的岁月，许多珍贵的史料或损坏遗失，或零星散落，或缺乏整理。因此，借这次展览的机会，对延安美术文献进行寻访、汇集和编排展示，是一次初步的开端性工作。通过那些已经变旧发黄的老照片，那些留有老一辈美术家手温的创作工具，那些当年的出版物、日记、手稿以及其他实物，美术上的延安时代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1938年以后，当吴作人等一批艺术家纷赴欧洲、美国学习西洋绘画时，在中华民族奋起的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之际，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们来到延安开展文艺创作与宣传，他们中有新兴木刻运动的健将，有参加过抗日宣传活动的骨干，也有从国外留学归来即投身革命美术的人才，构成了充满活力的延安美术工作者群体。曾经参加过“一八艺社”现已103岁的延安美术老人汪占非先生回忆说，他们当时在城市中到处奔走呼号，宣传抗战，但是受到反动派的强烈阻拦甚至迫害。为了团结更多的革命力量，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与复兴，也怀着和平与艺术的理想，他们最后都选择去往延安。在当时烽火硝烟的岁月，延安对画家们来说如同圣地和避风港，老先生向我们讲述延安时，不断喃喃道“到达延安如同回到故乡啊”。著名木刻家胡一川在日记里也记录了他到达西北时的心情：“我已经看到金沙帐，更看到了少鱼沟。你不亲身到西北来，是不知道西北的真正面目……金色的阳光毫无自私地照耀着任何一个处所，清新的空气更充满着任何一个角落，你可以挺着胸自由地呼吸。”在滔滔延河边，巍巍宝塔山下，在绵延无尽的黄土高坡上，满怀激情的美术家们开始了艺术人生新的征程。
当年的“鲁艺”(创建之初称“鲁迅艺术学院”，后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校园如今依然保存着原来的面貌，带有五彩镶嵌玻璃窗的礼堂(原为教堂)在阳光下仍然映射出神圣的光辉，如果不是看到那些老照片和文献史料，任凭怎样丰富的想象力，都无法穿越历史的时空回到彼时当地，回到革命文艺的新起点上。“鲁艺”是延安文艺发展的第一阵地，被认为是革命文艺新的摇篮。1938年2月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七人，联名发出“鲁艺”的《创立缘起》。《创立缘起》指出：“艺术——戏剧、音乐、美术”等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刻不容缓的工作。我们决定创立这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他所开辟的道路去踏步前进。此后，“鲁艺”逐渐成为延安美术发展的中坚力量，并对整个20世纪中国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
“鲁艺”建立之初，在教学上设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后增加文学系。1941年，改设戏剧部、音乐部、美术部和文学部，美术部下设美术学和鲁艺美术工场。其中，美术学课程分为必修、专修和选修三大类，教学内容既有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艺术论和美术史论，也有美术基础课、写生课和创作课；教学美术工场则是一个综合性的机构，设有创作科、研究科、工务科，负责美术研究、创作和宣传，在创作科内设绘画、木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设计、摄影等小组，研究科设美术理论、技术练习、政治学习等小组，工务科包括工场管理，材料产品等小组。“鲁艺”的美术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所形成的新型美术教育模式既延续了先前的某些合理的因素，更有发展创新，而创新是本质的。在教学的组织系统上，“鲁艺”美术教育注重教学、创作、研究、制作各有分工，相互促进，其中最重视创作，这也是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教育崭新的事物，因此，在延安奠立起来的美术教育模式成为后来美术学院的基本结构。此外，“鲁艺”还出版专门的校刊，及时反映创作成果，交流创作思想，构筑了较为合理的教学与创作格局。在以后的70年现实主义美术创作和新中国美术教育体制的建立中，都显示着“鲁艺”的影响，正如《成立宣言》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我们的一切工作是为了抗战。另一方面，我们要在这些工作中创造的新中国的艺术。我们接受各时代的中国的和外国的艺术遗产，使新的中华民族的艺术更迅速地成长。”
以“鲁艺”为起点寻找延安美术创作的轨迹，可以发现江丰、古元、胡一川、彦涵、刘岘、华君武、力群、张仃等一大批斗志高昂、激情满怀的美术家的身影，他们将创作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研究与创作相结合，创作与技术制作相结合，以勤奋的劳动创作了大量作品。一方面，他们讨论美术创作的民族化、大众化等严肃的学术课题，留存至今的一些杂志上记录了当时热烈的学术论争，胡蛮的《论美术上的民族形式与抗日内容》、江丰的《绘画上利用旧形式问题》等讨论绘画的民族形式问题的专论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另一方面，美术家们也深入到农村、工厂和前线，走进群众生活，积极吸收民间美的元素，特别是结合延安剪纸艺术创造了新的木刻语言，并成为20世纪美术史上的代表性图式。由此，延安的美术创作出现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延安美术的发展也与活跃的文艺出版事业紧密相关。美术家们印行了专门的画刊，也为各种文艺刊物作美术设计，如《前线画报》《战斗美术》《文艺突击》《中国文化》《文艺战线》等都留有他们的印迹。其中，《前线画报》创办于1938年，一直坚持出刊长达7年之久，记录了当时美术创作和研究的丰富面貌，在延安出版的杂志中，它的存在时间最长。这些杂志刊登的美术作品和文章成为人们认识延安美术的重要文献。此外，《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刊登的美术作品及美术研究文章，也是构成延安美术面貌必不可少的部分。更为有意义的是，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延安仍然努力介绍和传播国外的优秀艺术，曾举办毕加索、柯勒惠支等外国名家的美术作品展，体现出宽阔的文化视野和面向世界的理想。同时，也成立了研究外国美术的社团，例如，“延安d.h.孚.宗版画研究社”就经常介绍欧洲版画及其技术。延安美术的活跃态势也引起了国际美术界的关注，当时的作品也被介绍到国外，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生活》杂志曾多次介绍中国的木刻作品。此外，1946年在美国出版的《黑白教职里的中国木刻集》，集中介绍了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木刻作品，该书的编著者巴克·皮尔(Pearl S.Buck)在序言中说，“这本书出版的木刻作品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发生在中国的故事。令人感兴趣的是，木刻成为了首选的媒介，这是因为木刻与旧中国的木版印刷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同时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发现，年轻的木刻家们将一种源自西方的技艺成功地与中国木版印刷结合，并运用在表现中国的主题上，但从实际上讲，他们选择木刻这种媒介可能与油彩颜料和画布的极大缺乏有很大程度的关联。无论如何，研究这些木刻作品都是令人兴奋的，……整体上说，通过将这种高超的技艺媒介运用到适当的主题，它们表达了真实的感受。”
延安文艺的发展始终得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指导和支持。毛泽东对当时的美术创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曾多次邀约艺术家到枣园讨论美术问题，并通过与美术组织、美术家的通信、座谈，通过对美术作品的点评、指导，通过美术界多种会议和活动，发表了重要的指示和见解。例如，毛泽东同志给刘岘的回信中写到：“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岘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了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另外，在看了“讽刺漫画”展览之后，毛泽东专门与华君武进行了交谈。毛泽东对整个延安文艺的关注和中国文艺的思考促成了那个历史时刻的到来。
1942年，当在延安的美术工作者们收到那张粉红色的邀请时，包括美术在内的延安文艺也开启了新的篇章。那是一份来自党中央的邀请函，而不是会议通知。对参加过座谈会的画家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方向。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小会议室召开，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引言”报告简明扼要地讲述了召开座谈会的目的和革命文艺的重要作用，提出为了实现这种作用应该解决的五个问题：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会议引发了空前热烈的文艺讨论，以至于到5月23日座谈会才结束。在毛泽东发表的那么多会议讲话中，也只有《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人们简称为“讲话”，它是珍贵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在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文艺发展的进程中，永远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讲话》延安美术的发展而言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总结了前面一段美术发展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问题，也为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与道路，其中的理论思想时至今日仍旧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此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指引中国文艺健康发展的一盏明灯。在《讲话》精神的感召和激励下，包括美术在内的延安文艺形成了新的创作热潮。美术家们遵循《讲话》的精神，奔赴前线，深入敌后，走向部队和农村，反映根据地和解放区火热的生产生活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在向民族民间艺术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清新明快、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风格，美术创作呈现出更加蓬勃发展的态势，展现出中国现代型态美术新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