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探讨了帕慕克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中所表达的焦虑意识，并认为这种焦虑源于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尖锐冲突。帕慕克描写谋杀案的目的主要是用来揭示文化融合的艰难性，而这种艰难性的书写，也恰恰反映出了作者思想深处那种具有忧郁特征的焦虑意识。
关键词：帕慕克 文化融合 焦虑意识
悬疑的谋杀案
《我的名字叫红》表面上颇似悬疑小说，仿佛作者娓娓道来的是一桩悬案。不仅如此，作者对这桩悬案似乎很感兴趣，他绕的弯子很多，似乎一再替嫌疑人做掩护，竭力不让其露面或者不让读者识别出来。嫌疑人即使发出自己的声音，一切还需要读者自己做判断。因为作者借用了叙事学中的不可靠的叙事人来进行讲述，所以每一个出场的人物说出来的话都不一定可信，哪怕是自言自语，也说不定是对某种事实的故意掩盖。
就小说中出现的一系列谋杀案来说，案情都是扑朔迷离的，显然作者的主题并不在案情的破解上，而在于通过这些案情所展现出的矛盾冲突上。虽然奥斯曼大师和黑将橄榄认定为杀人凶手，不过这种认定有某种个人利益在里面，因为苏丹陛下要求他们必须找出凶手，否则都要受到连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决定把橄榄作为一种牺牲品给予揭发出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橄榄说他们之所以供出他，一方面是嫉妒他的才能，另一方面他们达成了某种协议才这么做的。初看起来橄榄是牺牲品，虽然橄榄招认了是他杀死了高雅和姨夫的，但这种招认是在黑用金针刺入他眼球的情况下招认的。不过从作者的前后描述来看，橄榄是凶手的嫌疑最大。判定橄榄是不是犯罪嫌疑人，从他的招认与第一发案现场的情景进行比照就可以看出眉目。如果一致的话，那他无疑是凶手；如果有出入的话，那他就不一定是凶手。虽然作者故意模糊了这些，但从作者的前后描述来看，还是能看出作者的明显指向。
高雅被杀后，作者通过受害人高雅的视角，讲述了谋杀时的场景。当时凶手还听了听他是不是还有呼吸，摸了摸他是否还有脉搏，之后又朝他肚子上踹了一脚，然后搬起他扔进井里。隐身的凶手对姨夫也讲了他杀死高雅的经过。他当时哄骗高雅，说金子埋在井边，高雅急不可耐地用手去挖金子，凶手趁机将其杀害。橄榄供出的跟这些内容差不多，说他愿意给高雅钱，钱不在修道院，在别的地方，他们茫无目的地来到一个空旷处，恰好有一口井，橄榄说井边有金子，然后高雅就去用手挖，橄榄趁机杀了他。从这些梳理可以看出，橄榄应该是凶案的嫌疑人。
杀害高雅和杀害姨夫是同一人所为，姨夫遭杀身之祸时，凶手明确告诉说是他杀了高雅，然后举起墨水瓶，狠狠地砸向姨夫的脑袋。凶手连续三次举起墨水瓶砸向姨夫，直至姨夫彻底死去。凶手心地之狠毒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作者叙事手法曲折委婉，凶杀案情扑朔迷离，黑也容易让人产生是凶手的怀疑。黑和谢库瑞的相恋因为姨夫的干涉而告吹，所以他对姨夫怀有芥蒂也是难以避免的。黑担心别人怀疑他是杀害姨夫的凶手，他在姨夫死后故意装作还在和姨夫谈话，以此来掩盖某种真相，这难免不让人对他产生怀疑，就连谢夫盖也这样问他：“是你杀了我的外公吗?”甚至他本人也担心财务大臣会怀疑到他身上。在某种程度上，黑对自己的清白很不自信。除了黑之外，哈桑的举止也令人生疑。哈桑是谢库瑞丈夫的弟弟，他也爱上了谢库瑞，谢库瑞觉得哈桑就是谋杀她父亲的人。另外黑也一直把哈桑作为心腹之患，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凶手也是想谋杀黑的一个人，“我望着黑的头、脖子、他忽高忽低的肩膀、他那令人厌恶的走路姿势――仿佛跨出的每一步都是纡尊降贵，心底紧紧缠绕着深沉的仇恨。”“我几乎克制不住强烈的冲动，只想抓起一块石头冲过去砸向他的脑袋。”这是凶手对黑的一种心理感受。而哈桑和黑的敌对情绪最为强烈。在黑看来，哈桑是一位宗教狂热分子，也许什么都能干得出来，黑一直担心哈桑及其手下会算计他，黑甚至曾认为哈桑会通过谋杀高雅和姨夫来嫁祸于他。黑曾经想向法官揭露是哈桑谋杀了姨夫大人的。因此哈桑也可看作是这桩谋杀案的嫌疑人。
凶手一直隐藏于作者的叙述当中，这一方面反映出作者叙事技巧的高超，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人本身的多面性。人在私下场合的“我”和公开场合的“我”可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目，甚至从日常习惯中也可以通过伪装来混淆是非，难以鉴别出真假，人性的恶与人性的虚伪由此可见一斑。在查证凶手的时候，凶手故意把自己掩藏得滴水不漏，再加上外界的猜测、谣传，让谋杀案显得更加扑朔迷离，进而增加了小说的悬疑色彩。也正如凶手所感受到的那样，一个城市色彩越丰富，它能藏匿人的过错与罪孽的角落也就越多。
如果采取排除法，那么真正的凶手就会逐渐显露起来。凶手在人们找出他之前，他也假惺惺地到受害人高雅家里探望，甚至还在心里嘀咕黑的表现，“忽然一阵安静，我感觉他们的眼睛都在看着我。我该哭吗?但我的眼睛却盯上了黑。那个卑鄙的混蛋，他在打量我们每一个人，努力摆出一副他是姨夫大人派到画家们当中来调查事实真相的模样。”凶手的这些心理活动表明杀害高雅的凶手不是黑。哈桑不是凶手，原因在于凶手应该是一位画师，是一个参与了姨夫画坊的细密画家。凶手也被邀请参加画马比赛，目的是通过这次绘画来找到凶手的蛛丝马迹，但凶手为了不暴露自己，他这次画了一匹全新的马，他从而隐藏了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而哈桑只是一个布贩商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将哈桑排除在外。
事实上，奥斯曼大师和黑通过绘画比赛将橄榄认定为谋杀凶手也是值得斟酌的，因为凶手故意在绘画中压抑了自己，呈现出的是另外一个我，那么通过绘画认定就不一定准确。奥斯曼大师根据风格判断，相信裂鼻马是橄榄的作品，尽管他不认为橄榄是杀害高雅和姨夫的凶手。他从直觉上更倾向于鹳鸟是杀害高雅的凶手，在他看来，鹳鸟更贪婪和愤世嫉俗，鹳鸟谋杀的动机很明显，同时他也打算把鹳鸟交给刽子手。黑只身找到蝴蝶想打探详情，却被蝴蝶制服，于是他们一起潜入橄榄空无一人的家中，发现了一张绘有裂鼻马的插画，只是不清楚是谁画的，于是他们去找喜欢打听闲话的鹳鸟询问，同时也是想在鹳鸟家里找到一些鹳鸟是凶手的证据。鹳鸟积极合作的态度让他们打消了对鹳鸟的怀疑。由于苏丹陛下给奥斯曼大师查找凶手的三天时间的期限快到了，找不出凶手的话他们都将会交给酷刑手的，在这种情急之下，找出所谓的凶手来洗刷他们的污名显然是当务之急的事情。他们又去找橄榄打听情况，橄榄否认裂鼻马出自他的手。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将橄榄认定为凶手，并用金针刺中他的眼睛让他招认。橄榄拼命逃离他们的控制后，打算到印度寻求新的生活，临走时想看看他度过了二十五年岁月的画坊，不料却被哈桑误认为他是黑的同党而将其一剑杀死。
谋杀案背后的文化冲突
高雅是苏丹装饰画坊里画插画的，他的被杀是一桩悬案。如果能找到他被杀的原因，那么无疑也就能够找到谋杀者。作者借用高雅死后的心理活动，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我死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骇人的阴谋，极可能瓦解我们的宗教、传统，以及世界观。 睁大你们的双眼，探究在你们信仰、生活的伊斯兰世界，存在着何种敌人，他们为什么要除掉我，去了解为什么有一天他们也可能会同样对你们下毒手。”这些表明，高雅的被杀显然是源于一种激烈的文化冲突。高雅曾指责凶手制作出的图画是歪门邪道，是一种罪过，是对伊斯兰宗教的亵渎，并诅咒像凶手这类人应该在地狱的最底层被火炼烧。很显然，高雅对伊斯兰教的狂热导致了他的杀身之祸。
凶手杀死高雅先生，因为高雅先生毁谤姨夫大人和他的书，并散布谣言，试图煽动其他为姨夫大人工作的细密画家反叛他，高雅先生否定插图、绘画以及为姨夫工作的画师们信仰的一切。“高雅先生是个恶毒、卑鄙的叛徒，是个人渣!”凶手几乎要为除掉高雅先生欢欣鼓舞了，却发现姨夫态度冷漠，仿佛要将他这个凶手举报出去，然后交给行刑的刽子手。在这种情形下，凶手绕到姨夫大人背后，拿起又大又重的青铜墨水瓶，使尽全力砸向了姨夫大人的脑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凶手杀死高雅先生，是因为高雅先生反对姨夫对欧洲绘画风格的接受。姨夫召集来的绘画大师画出一张奇特超常规的图画，这幅画具有半威尼斯、半波斯风格，它显然是文化融合的结果，这种绘画方法自有其迷人之处，可这种方法并不被极端主义思想者所接受。高雅先生是一个鲁莽、极端的家伙，他要是出面指控姨夫具有法兰克异教思想的话，就会危害整个细密画家群体。“因为他毁谤您、您的书和我们，他正准备召集埃尔祖鲁姆人努斯莱特教长的信徒们来对付我们。他认定我们落入了魔鬼的手中，认定我们做出了不信教的事情。他开始散布谣言，试图煽动其他为您的书工作的细密画家反叛您。”很显然，凶手是站在姨夫这一边的，就连姨夫也这样认为：“在我的内心深处，甚至在想着他杀死高雅先生或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那位已故的镀金大师……会把我们大家都毁了的。”“面对这位我独自与他共处一室的凶手，我的心底隐约升起了一股感激之情。”
凶手之所以对姨夫产生杀机，源于两人思想上的一些差异。如果高雅先生是极端的伊斯兰宗教主义者的话，那么凶手则是极端的反伊斯兰宗教主义者。而姨夫只是一个文化融合主义者，他认为只要让艺术发展进步就是一种优秀的艺术。互不熟悉的艺术家起初只是采用自己古老的风格进行绘画，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之间出现争执、冲突、同化，之后就会有新的艺术风格的出现，他在文化融合中看到了新的希望，“两种之前从未接触的风格，在此融合，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神奇”。他对正统的和纯正的艺术追求几乎是持怀疑态度，“没有任何事物是纯正的。”“真主统领东方和西方，愿真主保佑我们远离正统者和纯粹者的想法吧。”在姨夫看来，细密画家们在穆斯林城市中搞绘画，会面临着更大的禁忌与危险，教长、传道士和神秘主义者们总对他们进行攻击，指控他们犯有亵渎罪，他认为真正的细密画家应该忍受这种痛苦和恐惧。姨夫这些文化融合的主张显然和凶手的思想有分歧，再加上姨夫在谈话中流露出的一些观点对凶手有一定的刺激作用，“细密画家中有一位杀人凶手。我将与黑先生一起继续制作我的书。”这些话甚至让凶手产生一种担心，担心姨夫会举报他，会把他交给行刑的刽子手。这种情形之下，凶手内心中仿佛有魔鬼在操纵他，终于让他对姨夫下了毒手。因此可以说，凶手砸死姨夫大人也是一种将错就错的行为，其根源就是凶手和高雅在信仰和文化观上的冲突造成的。
事实上，“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是帕慕克的一贯主题。在这之上，则是深陷这一漩涡的个人命运”。小说所描写的这一系列的谋杀案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没有硝烟的文化冲突。在探寻谁是凶手的过程中，作者分别审视了不同细密画家所属的思想派别，并刻写出了他们之间重重的矛盾冲突。橄榄不信仰任何东西，这种人由于流亡的经历，会随时根据环境来调整自己不适应的地方。蝴蝶和祖鲁姆教长的追随者关系密切，而教长和他的信徒们对异质文化又相当抵触，那些对威尼斯绘画风格和法兰克风格感兴趣的画师们在面对这些人的时候就要担当一定的风险。鹳鸟在画艺上并不拘泥于伊斯兰人的风格，他兼收并蓄，他的画风与威尼斯大师的美学手法类似，因此他的技艺超人。姨夫受到过威尼斯大师们绘画技艺的影响，并更新了自己的绘画观念，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苏丹陛下让姨夫制作图画，姨夫制作出的图画带有一定的欧洲文化影响痕迹，这在正统的伊斯兰教徒看来，是犯了亵渎罪，亵渎了宗教，嘲讽了在清真寺做礼拜的穆斯林，这自然就会激起以高雅先生为代表的极端的伊斯兰宗教主义者的嫉恨，而高雅先生的嫉恨又激起了反宗教狂热分子的恐慌，这些重重纠结的矛盾展现出的是细密画家们在特殊环境中艰难的生存境遇。
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焦虑
小说中的画师们生存于伊斯坦布尔这座特殊的城市中，从地理位置来看，伊斯坦布尔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画师们作为创造者，总是习惯于听从自己的创造良知，善于吸收、借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创造，这样总会身不由己地去接受异质文化的影响，这样就出现了小说中所描述的那种情形，以姨夫为代表的画师们，为了让画作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动地去接受威尼斯画法和法兰克风格的影响，虽然他的所作所为面临着很多的危险，但他并没有为此而屈服。在宗教狂热分子者看来，画师们应该因循守旧忠于自己的传统，画师们试图成为创造者显然挑战了安拉的权威，因为在《古兰经》里，只有安拉才是真正的创造者，挑战安拉的权威就是对安拉的亵渎，因此会受到安拉最严厉的惩罚。正因如此，姨夫才把欧洲绘画看作魔鬼。魔鬼自有魔鬼的能耐，魔鬼能让人不自觉地走向罪孽，这反映出姨夫对欧洲绘画技法既接受又拒斥的矛盾心理，接受是源于欧洲绘画的高超的艺术性，“这些被法兰克艺术家如同儿戏般骄傲把玩的技巧，不仅可以为崇高的苏丹陛下增加魅力，更可以成为服务于宗教的一股力量，让所有看到的人都受其左右。”拒斥则是源于姨夫是伊斯兰绘画的继承者之一，再加上他对欧洲风格的接受与借鉴――不过这一开始就遭到了苏丹陛下的反对。尽管苏丹陛下的宗教意识并不是极端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是开明的，他也愿意同威尼斯人和睦相处，他只是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他内心的秘密而已。由此可见不同文化之间要想融合所面临的严峻复杂的形势。
小说中还反复刻画了犹太人吊死鬼的形象。在伊斯兰人的孩子们看来，犹太人就是精灵、幽魂、鬼怪的化身，“吊死鬼犹太人的幽魂经常在此地徘徊。”“精灵、幽魂、鬼怪……他们随风而来，藏身于家具里面，在寂静中发出声响。所有的东西都会说话。我不需要大老远来这里，就可以听见他们。”很显然，犹太人的形象对他们来说是有威胁性的，是一种不祥的象征。孩子们的这些观念无疑都是大人们灌输的结果，这些其实都会导致人们思想中对异质文化根深蒂固的抵触情绪。犹太人是信仰耶稣基督的，而伊斯兰人是信仰真主安拉的，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抱有敌意，必然会导致两种文化的冲突与抵触，在此基 础上，文化融合的进程必然面临着诸多的障碍。
小说表面上看是一部具有诡异色彩的谋杀推理故事，实际上作者通过这场谋杀事件，拼贴勾勒了奥斯曼帝国时期不同文化、艺术、宗教融合的艰难，所以作者的关注点并不在于要寻出谋杀的真相或谋杀背后的真凶，他关注更多的则是文化融合过程中所带来的异质文化的冲突及由此给人们所带来的一种精神上的焦虑。“像一些有影响的作家表明的那样，帕慕克坐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桌子旁，俯视着连接着――同时也是在分开着亚洲和欧洲的那座桥梁。”那座桥梁其实就是一种沟通融合的桥梁。
文化融合的冲突表现尤为明显的是英格兰国王送给苏丹陛下的时钟，这个时钟成为异教徒的一个象征性标志，虔诚的教徒和苏丹陛下甚至将其视为眼中钉，由此可见文化融合阻碍有多么巨大。到了后来继任的统治者的时候，文化融合的进程变得更加艰难，此时苏丹统治者实在不愿意迁就自己，于是抓起长矛把时钟和上面的雕像砸个粉碎。由于对文化融合采取拒斥的态度，绘画艺术没有得到更多的营养补充，于是便无可挽回地衰落了下去，绘画仿佛变得无人理会，过去的辉煌渐渐被人遗忘。
小说通过叙写苏丹时期画师们的故事，鲜明地表达出了帕慕克本人对东西方文化融合的那种焦虑意识。“东西方文化、文明的冲突、纠缠与融合是帕慕克在其作品中想解决的第一大问题。从地理方位而言，土耳其地跨东西方，受东西方文化文明的双向影响，土耳其人民在生活中深切地体会着两种不同文化与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因此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的碰撞、冲突和融合也就几乎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帕慕克的作品不但要反映这种生活方式，而且他还在其作品中探讨怎样解决这一冲突，希望对此冲突进行融合。”就帕慕克在小说中表明的立场来看，他的思想是包容的，他的视野是开阔的，他对伊斯兰人某些守旧观念是持批判态度的。他是以一种审视的态度来观照和挖掘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质的。他认为即使时至今日，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依旧是难以融合，各自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信仰，互相轻视，互相攻击，这种情形，已经与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大趋势格格不入，相互借鉴、相互包容、取长补短才是不同文化共生共荣的必经之路。唯我独尊，将异质文化视为异端文化毕竟不利于多元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帕慕克在他的许多小说中都质疑土耳其世俗民族主义，不仅如此，他对国家改革的可能性也心存疑问。”这些质疑和疑问显然是他对文化融合的一种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