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你一觉醒来，你的家被划定都市更新，有一天，你翻开报纸，你家旁边的地标了天价，你再也很难换屋。曾几何时，他们的土地，变成了别人的豪宅。当薪水不涨，房价节节攀升，台湾人该向谁发怒?要如何抑制炒地、炒房?
怪象：十年的房子被都市更新
赵医师：我没有什么条件，只是房子不要拆
对台大医学院毕业，太太还当过“卫生署”高官的赵医师而言，活了70年，从来没有这么弱势过。两年前，一位陌生人找到他板桥的诊所说，相中他仁爱路杭州南路附近的房子要做都市更新。“我的房子盖好才10年，两个小孩住的好好的，根本没兴趣，就不理他。”之后，他收到说明会通知，也都没去。
直到有一天，他收到通知，10年新的房子已被台北市政府以“建筑物因年代久远有倾颓或朽坏之虞、建筑物排列不良或道路弯曲狭小，足以妨害公共交通或公共安全”划定更新。
过了没多久，他又收到建筑商的通知，知道自己虽然没有出席说明会，但“在律师的见证下，已被代抽，分配到后栋6楼，以及地下第六层的车位”。原本幽静的生活环境，突然变成28层住商混合大厦里的二户。赵医师这才知道，即使没有他同意，3／5的邻居就可以决定他的命运。而他的房子，关系到建筑商能否拿更多容积奖励。
“我已经老了，根本不在意赚不赚钱，我没什么条件，只是想保住自己的房子而已。”已经退休的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房子，第一次变成上访人。
民怪象：市价2000多万(新台币，下同)，建筑商估价只有896万
机车行老板彭龙三：我是用肉身在挡推土机
彭龙三用他指缝间有着油污的手，翻着手上一大本一大本的都更资料。第10年了，从2000年，位于捷运永春站旁的机车行及二楼住家，被市政府划定为都更区后，彭龙三生活从此大乱。
彭龙三是住在这里的第三代，当年阿公从新竹走了三天三夜落脚到台北当佃农，靠着耕者有其田翻身，分到土地。到了父亲这一辈除了种田。又开了机车行迄今，一家人吃穿都靠这间店面。
新设计，都更建商分51％，地主住户分49％，他原本22坪(每坪约3.3平方米)的店面，都更后只分到十五六坪，与补偿金180万。很难再开店，一家居住空间也变小。他更气的是，目前市价2000多万的店面，在建商5年前的估价里只有896万。他不平，向市政府索取估价报告，却不行。
负责该案实施的森业营造建设开发部经理李政道说，这个案子是1994年送的计划，当然是以当时的估价。目前森业和彭龙三正在相互提告中。 彭龙三感慨地说，住户陆续都迁走了，加上漫长的抗争，老社区已经瓦解了。他的生意也大受影响。“我知道，这个案子拖最久，推土机要推，我们一定是第一个，我是用肉身在抵挡推土机，”他说，“但我要保住我的家。”
怪象：绿地消失，豪宅耸立
作家古蒙仁：此生已注定无望
3月底台北天母圣道儿童之家的标售，被誉为天母新地王的诞生，作家古蒙仁愤怒地在报上喊出“此生已注定无望”。30年前，古蒙仁从大直一直找到天母，看上天母到处都是绿地，矮矮的台银美军顾问团宿舍，低密度开发的特质。许多天母人都跟他一样。
但这10年，天母的天空快速被遮蔽了，先是《中央日报》被标走，盖了30层的大楼；士林纸业也盖起来；天母公园旁的台银宿舍全被买走，现在都在盖一栋又一栋30多层楼的豪宅：“我不知道为什么都市计划没有限制高度，现在走在天母会觉得自己好像走在曼哈顿，到处都是摩天大楼。”
古蒙仁只有一间房子。对他而言，房价上涨毫无意义。他不可能卖掉，因为卖掉之后，就再也买不起了。 连前“中研院”院长李远哲，前不久都在建筑商好友的庆功酒会上说，“现在台北的房价高得连‘中研院’院士都买不起。”影响所及，连“中研院”想请海外学人回台湾担任院士，他们都因买不起房子而拒绝。 今年3月26日，21年前带领群众夜宿忠孝东路无壳蜗牛运动的李幸长，再度与群众走上街头。
“当局只会征询企业大佬、建筑商公会的意见，从未听听大多数想有个住所安身立命百姓的心声，更未曾对中下劳工、弱势族群的房事有过关爱的眼神，因此我们只好自救，集结公民社会的力量，让马英九、吴敦义正视我们这些‘庶民’的苦痛，”无壳蜗牛联盟声明，“年底要用选票表达愤怒。”
吴敦义却回应，房价是市场供需决定，台北精华区房价，“我没有能力也不该打压。房地产是火车头工业，现在好不容易有点火苗，要是打下去，经济会‘down’下来。”
台湾地价、房价狂飙，真的是一句“供给与需求”就能解释的吗?为什么从老医生，机车行老板，到作家，这些原本不是弱势的人，都这么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