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短文之前，我有意征询了一些朋友和学生对忧郁气质的看法。他们或对其涵义不甚了了，或认为是一种消极、颓废的情结，甚至还有人疑疑惑惑地说：“忧郁？是一种精神病态吧。”看来这种偏见是相当普遍的。当代中国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就少有忧郁气质的艺术表现，即使有，也是作为否定和嘲讽的对象而存在的。学术界的情况也大抵如此，除路文彬两年前从文学角度发表过长篇专论外，半个世纪以来，包括心理学、美学与伦理学在内的专家学者几乎还没人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作为现代伦理构成中的基本素质和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情感形式，忧郁气质在当今文化语境与精神生活中的缺席竟如此严重，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与一般人的庸常认识相反，忧郁其实是一种高贵的精神品性，是一个良知者应有的文化基调，故在美学和哲学上都具有不可估的意义与价值。从美学上看，忧郁情结同浪漫的悲剧感休戚相关。朱光潜说：“浪漫主义作家突出的特点之一是热衷于忧郁的情调，叔本华和尼采的悲观哲学可以说就是为这种倾向解说和辩护。”他在《悲剧心理学》中系统阐释了忧郁的美学意味，并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它的合理性：“忧郁是一般诗中占主要成份的情调，”①“……在忧郁情调当中有一种令人愉快的意味。这种意味使他们自觉高贵而且优越，并为他们显出生活的阴暗面中一种神秘的光彩。于是，他们得以化失败为胜利，把忧郁当成一种崇拜对象。”②从哲学高度看，忧郁产生于“人对日常世界的神圣的不满和对另一个更高世界的渴望”，③提出这一深刻见解的别尔嘉耶夫说，“忧郁是指向最高的世界，并伴随着地上世界的毫无价值、空虚、腐朽的感觉。忧郁面向超验的世界。但同时它又意味着不能和超验世界汇合，意味着在我和超验世界存在着鸿沟，为超验世界而忧郁，为与地上世界不同的另一个世界而忧郁，为超越地上世界的限制而忧郁。”④在这里，朱光潜从人的隐在心理昭示出了忧郁的美学魅力，而别尔嘉耶夫则从人的灵魂深处阐明了忧郁所担当的神圣使命。人类超越现世的庸俗与丑陋，多半要借助于忧郁这样的情绪。相对快乐来讲，忧郁是更深刻、更沉重的一种情绪。前者趋向于肤浅和遗忘，而后者趋向于高贵和救赎。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古到今有那么多的巨匠大师，或本身具有忧郁气质，或在作品中表现出忧郁风格。屈原、曹操、杜甫、李清照、辛弃疾、曹雪芹、王国维等历史文化名人深沉博大的忧郁情怀自不用说,单单从“五四”时期作家作品中普遍流行的忧郁情绪里，我们就能分明感受到一颗颗最为敏感的心灵，其间蕴涵的苦闷、感伤、孤独、迷惘和彷徨，无不折射出那个特定时代的典型精神状态。这是步入新阶段后的必然精神反应，亦即个人主体意识崛起之后的现代性焦虑。愈是时代前驱者，其忧郁感就愈是浓重。譬如常感深陷“无物之阵”的鲁迅，在现实中不仅看不到光明，也找不到真正的敌人，只感到“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而正是这些感觉与情怀成就了鲁迅作为一个作家、一名文化批判者的伟大。他的绝望感，他对历史与现实的洞察力，因带有浓重色调和坚硬质地的忧郁气质而显得更为深广和彻底。而他的笔锋，亦因此更加犀利。巴金亦是现代作家中忧郁气质极为鲜明的一位。他的小说和散文流贯着哀婉、感伤的情绪，在温和、优柔的忧郁之中，既有作为一个充满敏感和良知者的道德取向，又不断拷问着民族的精神和灵魂。鲁迅和巴金，体现出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高贵的忧郁。
然而，遗憾的是，20世纪40年代后，作为审美情趣和道德取向的忧郁，却遭到了被放逐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作品和文化生活中的忧郁气质更是几近销声匿迹。考其原因，一是抗日救亡的民族战争，势必要求全民族集体的战斗激情，取代忧郁这种极度个人化的诗意情绪；二是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主流话语将忧郁气质视为知识分子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性格表现，进而将其意识形态化，即同无产阶级的气质情感对立起来。1959年由中宣部和作协党组发动的对郭小川诗作《望星空》的围剿，就是剪除忧郁气质的典型案例。如果说，抗战时期在文艺被看成“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做斗争”的武器的情况下，忧郁受到挤抑，当属不得已而为之；解放后变本加厉地将这一具有丰富内涵和审美价值的情感形式当作假想敌而歼灭之，则毫无道理可言了。我们今天的文化氛围和精神生态中，有那么多空洞的豪情壮志，那么多浮浅的集体狂欢，那么多暴戾的整人欲望，那么多虚伪的崇高和庸俗的满足，除了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的弊端之外，是否还与我们长期以来缺失忧郁品性的培育有关？为此我们呼吁在文化建设和道德重建中，给予忧郁气质以应有的关注和尊重。
（作者单位 ：珠海城市职业学院）
①②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P221，P208。
③张百春译、别尔嘉耶夫著《论人的使命》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P235。
④雷永生译、别尔嘉耶夫著《自我认识》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P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