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论及东汉士风时，称之为“士之新自觉”，论据主要取材于《后汉书・党锢列传》、《文苑列传》、《逸民列传》以及马融、郭太、许劭等传，而藉“独行”之名以为佐证，标榜东汉士风在中国思想史纵向上的独特地位。其中关于“独行”之名的引证，我认为是存在着问题的，容易引起一般读者的误解。范晔《后汉书・独行列传》的相对参照系究竟是什么？是纵向比较意义上的绝代，抑或是横向上的旷世？
在笔者看来，《独行列传》中诸人物，大都能溯源至其于文化史上的滥觞所在，亦不难捕捉到其后世之遗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独行”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所谓“空前绝后”的涵义。正如范哗所云：“或志刚金石，而于强御；或意严冬霜，而甘心于小谅。亦有结朋协好，幽明共心，蹈义陵险，死生等节。”《独行列传》为后人树立起一块硕大的“贞节牌坊”。经粗略统计，所传二十四人中因“孝”，因“仁、义、礼、智、信”入传者竟达二十一人，占八分之七，而且两全其美者不在少数，正所谓：“名体虽殊，而操行俱绝。”儒家理想人格的价值取向在所谓“独行之士”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而此类代表人物在历史可谓层出不穷、屡见不鲜。故而，《独行列传》中人物形象的时代特征并不突出，其所谓“独行”恰恰是对封建伦理纲常的认同，维护和“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独行列传》是东汉一代的“精英列传”。而“精英”的性质是相对于同时代的其它文化阶层所取得的，可见范晔所谓“独行”，更多地是彰显其横向比较上的旷世意味，与“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吾独醒”、“卓尔不群”的立意相近。
真正代表东汉士风时代特殊性的是那些不拘礼法、惊世骇俗之士，余英时所试图阐明的即是这一方面。因此，余氏所论“士之所自觉”与范晔所谓“独行”，分别属于纵向与横向所指，其概念相去甚远、甚至截然相反。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余英时在“士之个体自觉”一节所引证《后汉书》的四十余处中，除仅引《独行列传・范冉传》一例为证之外，其它材料大量来源于《党锢 》等传，却在篇首冠以“独行”之名。诚然，余氏可有自己对“独行”的理解，但却又如何能在阐释《后汉书》中与原作者范晔并行不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