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我读了新版的钱锺书先生《谈艺录（增订本）》，书中有几处论到清代蒙古族诗人法式善的《梧门诗话》。其时我因教学需要，正在研究法式善的诗文，知道他还有一部诗话著作，系钞本，到当时北京柏林寺的原国家图书馆古籍部也没寻觅到。钱先生既然在书中谈到这部“诗话”，心想他一定知道此书的下落，便冒昧地写信向钱先生求教。出乎意料，几天以后收到复函：
尧坤同志教席：奉书敬悉。《梧门诗话》经眼者，忆亦是转钞本，三十余年前借阅之，不忆在何处。草草摘录数节即还，初未知至为难遘之罕籍，亦以鄙见于时帆之诗才诗学均不甚许与也。无以塞明问，歉歉，即颂近祉。锺书上 二十四夜
据信封上邮戳，此信系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夜写就，次日发出。或许是我原信中的姓名字迹潦草，或许是老先生灯下未能看清楚，故回信的信封写成“马尧坤”，信笺抬头也写成“尧坤”，好在地址写对了，我所在的学校系科只有我的姓名与此相近，故还能如期收阅，否则难免有“遗珠”之叹了，幸甚。
法式善（一七五三―― 一八一三），清朝内务府蒙古正黄旗人，姓乌尔济氏，初名运昌，据《批本随园诗话批语》载：“因用国书（拼音满文？）书之，与‘云长’同，奉旨改今名。”字开文，号时帆，清乾隆四十五年进士，官至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著有《存素堂文集》、《清秘述闻》、《槐厅载笔》、《梧门诗话》（稿本）等，编辑或参编有《湖海诗》、《熙朝雅颂集》。
《梧门诗话》钞本到底藏在何处呢？九十年代初，我供职的学校图书馆购进了台湾省文海出版社出版的《清代稿本百种汇刊》，中有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的《梧门诗话》，我总算得见“庐山”真面貌。但是既然藏在台湾，钱锺书先生怎能借阅呢？其时我已不研究法式善了，就没有再深究，也不便再为此事写信打扰钱先生。近读张寅彭、强迪艺编校的《梧门诗话合校》一书，这个谜解开了。
原来，据张、强二先生在该书“前言”中的考证，目前存世的《梧门诗话》钞本主要有两种：一是十二卷“进学斋藏钞本”，今藏国家图书馆，近年影印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一是十六卷钞本兼修订本，今藏台湾“中央图书馆”。今有台湾广文书局《古今诗话续编》及文海出版社《清代稿本百种汇刊》两种影印本。据对勘，台湾本是在国图本基础上修订的。
此外，存世的还有杨亨寿钞本，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但是“除文字偶有订正外”，与国图藏本完全相同。杨亨寿在“钞本题记”中云：“《梧门诗话》十四卷，梧门先生手篡，藏之诗龛，未会剞劂。至其曾孙玉昭，尚能克保先泽。玉昭没，后人不能继绳武，又遭光绪庚子之乱，梧门所蓄菁华一朝尽矣。先生手定《诗话》原本归叶兰台枢部家，吾友高竹坪所得，是为副本，中间脱落数卷，且写本荒率，舛错颇多。余手钞一通，度已失必难剑合，乃正其误谬，定为四卷，并将先生自撰诗话例言补之卷首。”（转引自《梧门诗话合校》“前言”注释[三]）
钱锺书先生信中提到三十年前借阅的《梧门诗话》是不是其所在的研究所的藏本呢？《谈艺录》572页中述及《梧门诗话》时，云：
……杨亨寿订本法时帆《梧门诗话》卷一、卷三各摘震亭两句，称其“颇得宋人三味”，“时有拔俗之致”，以示“随园不喜震亭诗”之非公道。……
据《梧门诗话合校本》，钱先生所转引的两句在“国图”本《梧门诗话》的卷二、卷六而非他所说的卷一、卷三。蒋寅先生在《杨亨寿重编本法式善梧门诗话跋》（载《差异》杂志第一辑，河南大学出版社二○○三年九月）一文中说此本四册，分题四卷，今与国图本逐卷对勘，知其册一即国图本卷一、卷二，册二，即国图本卷三、四……（转引自《梧门诗话合校》“前言”注释[五]），从钱先生引文中的卷数标号，可见钱先生所借阅的当是此杨亨寿本。
另，《管锥编》一九七九年版第四册第1532页中说到“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二、杨亨寿录本法式善《梧门诗话》卷三皆称英梦堂《咏雪》：‘填平世上崎岖路，冷到人间富贵家’”。《北江诗话》卷二确有此引诗，但是遍查《梧门诗话合校》却无，不知何故，尚祈方家有以教我。
钱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鄙见于时帆之诗才诗学均不甚许与”，确为高见。但是《梧门诗话》仍在诗学史上有一定价值。书中记载了作者所见所闻的数百位诗人及其诗作，摘引了一些名句，特别是录存了许多“边省”少数民族的诗人，正如其《梧门诗话例言》中所说：“余近年从北中故家大族寻求，于残觚破箧中者，率皆吉光片羽。故是编于边省人所录较宽”云云，有意别于袁枚的《随园诗话》“虽搜考极博，而地限南北，终亦未能赅备”。从这个角度看，此书有助于更全面了解清乾隆时期的诗坛状况，包括诗人交往及诗学思潮。现存的两种钞本反映了作者从初稿到修定，传钞者佚失、校补的过程，有同有异，有增有减，不便细读。张寅彭、强迪艺二先生花了很大工夫，以台湾所藏十六卷本为底本，校以北京所藏十二卷本，整理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文本，无论对于阅读还是研究都是有益的。
（《梧门诗话合校》，［清］法式善著， 张寅彭、强迪艺编校， 凤凰出版社二○○五年版，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