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创作怎样才能做到新颖别致、不同凡响?这是历代诗人刻意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美学目标。如何达到此一目标，一代词宗苏东坡提出了一个足资借鉴的有效方案。他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引)。“奇趣”就是一种特别的情趣和魅力。诗中如何获得此种“奇趣”?东坡以为重要的途径是“反常合道”。所谓“反常合道”，简言之，就是以违背常识的意象，表述合情合理的内涵。从哲学眼光看，“反常”就是矛盾、对立：“合道”就是和谐、统一。“对立统一”、“相反相成”本是世间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这一规律运用在艺术领域便是所谓“艺术辩证法”。而“反常合道”正是艺术辩证法的体现。用接受美学眼光看，“反常”就是受众阅读中的“出人意料之外”，“合道”则是阅读后的“又在情理之中”。是的。“反常合道”合乎诗人的性灵，合乎大自然的灵气，合乎受众的感情逻辑。它在感情上取信受众，取悦受众，给受众心灵远非常态所能获得的美感震撼力。
构成“反常合道”的“奇趣”有“错觉”、“幻觉”、“反讽”、“荒诞”和“陌生化”等艺术手段。
错觉。是审美中出现的不符合事物客观情况的错误知觉。有视错觉、听错觉、空间定位错觉等等。错觉可弥补对象的缺陷，使形象更逼真，更富有美感，从而创造一种特殊的美感效应。请看苏东坡律诗《汲江煎茶》中的颔联：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
这两句话说白了，就是用大瓢把江水舀入瓮中，用小瓢把江水注入瓶内。但诗人通过“贮月”、“分江”的视错觉(利用画学中“反影透视原理”)就把自然景物的月朗水清和诗人情致的安闲恬适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了，真个“反常合道”，奇趣横生!这种写法，并非东坡首创，唐代诗人韩渥就有“瓶添涧水盛将月”(《赠僧》)之句，但苏诗写得更加细腻深婉，清新洒脱。东坡似乎偏爱这种写法，他还曾放声高歌：“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月夜与客饮杏花下》)500年后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得其余韵，也深情吟唱：“夜深更饮秋潭水，带月连星舀一瓢。”两位杰出诗人审美错觉的描写都运用得娴熟自然，极富奇趣。
再看“空间定位”错觉。当代诗人星汉《丝绸古道偶成》写道：
天地无声大漠空。丝绸古道热风中。
一鹰惊去疾如箭，射落残阳一捧红。
“鹰飞”、“日落”两个空间。相距何止万里!然而，诗人通过“错觉”(直觉)把二者巧妙地整合在同一空间且同一平面上，并且此响彼应，有如影视中的“蒙太奇”，动人心魄，蔚为壮观。轻巧点染，一幅“美”与“力”交融、雄浑苍凉的北国日暮图，便赫然在目，给人一种异乎寻常的审美惊喜，真个是“清人心神，惊人魂魄”(任华：《杂言李白诗》)。
幻觉。是审美中产生的迷幻恍惚的、不真实的感觉、知觉。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常常会幻化出奇幻的、游动的、虚拟的形象，产生一种渗透着主观幻想、想象、创造的超凡的美感。从而构成新颖独特的形象和意境，造成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笔者儿时读过一首汉乐府，至今记忆犹新：
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
想闻欢唤声，虚应空中诺。
明月寄相思。情痴生幻境，恍兮惚兮之中，诗中女主人公似乎听到远方心上人在呼唤自己的名字，“呃!我在这儿呀!”然而，回答她的仍是那恼人的万籁俱静。腾挪跌宕之中，痴情女子彻骨相思的深情，海涛般扣击着读者的心弦，给人们极为丰富的美感享受。
审美幻觉运用得好的。当代诗词作品中也屡见不鲜。请看马焯荣的《异化记并序》：“‘文革’蜩螗，余罹魍魉，囹圄独系，晓晚七轮。”“四壁生寒斗室囚，忽闻窗外鸟啁啾。无端身化笼中鸟，转羡隔笼鸟自由。”“文革”期间，诗人无辜被囚斗室，故生“身化笼中鸟”的幻觉，“人变鸟”是荒诞的(反常)，然而，却是诗人真实的感觉(合道)。因为“诗只能用狂放淋漓的兴会来解释，它只遵守感觉的判决。”(维柯《新科学》)特别是末句“转羡隔笼鸟自由”，更加深化了主题：强烈的对比中宣示出“人不如鸟”的可悲，从而深刻批判了“大革文化命”践踏人权、扼杀人性的滔天罪孽，表达了诗人诅咒咒“文革”、向往自由的强烈感情。我国话本小说和西方荒诞文学多有讲述人变形为鸟兽虫鱼者，此诗构思也许从中外遗产中得到某些启示。行文至此。笔者陡然想起宋代欧阳修《画眉鸟》诗中的两句：“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相隔近千年两位诗人竟唱出了人类一个共同的心声：呼唤自由，渴求解放。足见古今诗人，诗心相通。
反讽，艺术创作中，故意使表达出来的东西与所要表达的意思互相对立，以表面言语层次与内在意义层次的分裂中来强化内在意思，达到一种正面讽刺所达不到的审美效果，这就是“反讽”。苏轼《洗儿戏作》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病到公卿。”“洗儿”是古代在儿子出生满月时的一种仪式，名曰“洗儿会”。这时父母总会对儿子表达些美好的祝愿。“聪明”便是祝愿的重要内容，这是人之常情。而诗人特别强调“惟愿孩儿愚且鲁”。这就有些“反常”，为什么“惟愿孩儿愚且鲁”?因为当时世道是：“愚且鲁”者倒可以“无灾无病”地爬上“公卿”的高位，而诗人这样“聪明”的人却屡遭困厄。这样看来，这“意料之外”又回到了“情理之中”(“合道”)。诗作在自嘲中对“贤愚倒挂”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同时也发泄了诗人被贬中的无穷忧愤。“语反而意宽”(沈括)，诚信而有征。
当代已故老诗人王巨农也是运用“反讽”的高手，他在牧牛中写道：“目敛凶光角不横，烈牛对我却多情，定因曾被封‘牛鬼’，尚有余威镇畜生。”好诗往往言此意彼，多用象征。在《牧牛》这一特定语境中，窃以为这里的“烈牛”压根儿便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这样一种人：政治运动中穷凶极恶整人，像头“烈牛”横冲直撞，运动后被整者恢复荣誉，他又百般殷勤邀宠，“目敛凶光角不横”。对这种“变色龙”式的小人，诗人深恶痛绝。试味末句“尚有余威镇畜生”，严肃的措辞如朔风凛冽，有力地宣泄出一种极端的鄙视和愤怒。语云：“时世造英雄”。悲夫!黑白颠倒的时世，造就人格分裂的“英雄”。诗人巧运灵思。自嘲、反讽。凭一首小小的七绝《牧牛》就清晰地透视出“史无前例”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为那个荒诞时代留下颇饶“奇趣”的一帧剪影，给读者灵魂以强烈的震撼，过来人读后，更是“感叹亦�欷”。有人认为《牧牛》是写实，未能扪及作品的艺术匠心。不免失之皮相。
荒诞。故意违反生活真实性和客观逻辑性，使人产生不近情理、似是而非的感觉。这种艺术手法叫“荒诞”。它强调夸张和变形。西方称作“佯谬法”。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往往先是走入一个“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死胡同”，然后在“情感”和“想象”二位导游小姐循循善诱的启发和导引下。又会突然一下闯进一个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天地，从而获得常规生活中难以获得的审美愉悦。试看柳宗元《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海畔尖山似剑�，秋来处处割愁肠。
若为化作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
“化身千亿”确乎想入非非。荒诞之至，自是“反常”。然而下句“散向峰头望故乡”却作出了一个颇近情理的答案(“合道”)。斯时诗人贬谪柳州，而不能归，痛苦至极。然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古乐府《悲歌行》)，又似乎可从乡愁中稍获慰藉。更兼诗人精通佛典，从佛经中“化身”的说法顿生灵感。自然想到“化身千亿”“望故乡”，这岂不是能够获得更大的思乡的满足吗?陆游爱梅，耽于幻想。高吟“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很可能受到柳诗的启示。循之情感和想象的轨迹，感到两诗的“荒诞”意象均是顺理成章，迁想妙得。再看艾青《关于爱情》中的两段：“只要有爱情／鱼在水中游／鸟在天上飞／黑夜也透明／／失去了爱情／断了弦的琴／没有油的灯／夏天也寒冷。”谁见过“黑夜透明”、“夏天寒冷”?显然有悖常理(反常)。然而以此抒发“有爱情”和“无爱情”的不同主观感受，却又是非常真实的(合道)。俗谚不也说“好话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吗?艾青这两句诗，语常而意新，思巧而情挚，对它只能赞其情之真，而不能责其事之妄。因为诗原本不是刻板地复印现实，而是要反映诗人对现实独具个性的感悟和理解。时下有些诗作平庸肤浅。其症结正在这里。诗美学表明：诗是抒情的艺术。它的任务主要不是“写物”而是“写心”。一如黑格尔老人所说，“诗是现实的心灵化”，“诗是心灵创造的新世界”(《美学》第三卷)。
陌生化，诗歌要想获得“反常合道”的“奇趣”，除了运用“审美错觉”等艺术手法外，诗歌语言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毕竟语言是诗歌的“载体”。更何况诗歌是最高的语言艺术。其作用更是不可低估。诗歌语言区别于日常语言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陌生化”。“陌生化”是19世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见解。他认为，“艺术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作为技巧的艺术》)。其实质就是要把已经惯熟生腻的语言扭曲变形。让人们在惊愕中体验新奇、感受精警。而要达此目的，有时就不得不对常规的语法、逻辑有所偏离，甚至冒犯，所谓“扭断语法的脖子”(艾略特)。对这种语言现象，我国古代学者称之为“无理而妙”(清・贺裳《载酒园诗话》)，现代语言学家管它叫“寻常词语艺术化”或“词语超常组合”。总之“陌生化”追求的正是“反常合道”的“奇趣美”。明末吴钟峦反清失败，焚身殉国，赋有绝笔诗，今仅存两句：“只因同志催程急，故遣临行火浣衣。”依照生活逻辑，应为“火烧衣”。这样写，自然、合理，但平庸。猥琐，有损英雄形象。“火浣衣”，则新颖奇崛。是为“陌生化”，虽悖理，但合情：诗人通过艺术想象，把猛烈的火幻化为温柔的水(修辞学中称此为“潜喻”)，悠悠然洗濯衣裳，其形象较之“火烧衣”美得多。生死关头，措辞这样轻松，这样幽默，这样美，这就把烈士视死如归的乐观精神，从容就义的民族气节，活灵活现地凸现出来。可谓“一字传神”，确乎达到了“反常合道”、“无理而妙”的胜境。
当代一些优秀的诗人，同样善于运用“陌生化”原则：“我生长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胡子里长满故事，憨笑中埋着乡音。”(石顺义《父老乡亲》)“胡子里长满故事”?这样的语言太出格啦，太不可思议啦!别急嘛!容在下慢慢道来：英国文学评论家赫兹列特说：“诗歌。严格地说是想象的语言”。我国诗人艾青也认为。“没有想象就没有诗”。由“胡子”，我们自然会想象到“年事已高”，而“年事已高”就意味着丰富的阅历、多彩的人生，甚或伴随着坎坷的遭际。明乎此，就会觉得那人生道路的“故事”会同他老人家的“胡子”一样不可胜教。联系下句“憨笑中埋着乡音”(其中“埋”字亦是陌生化用法)，一起品赏，一位可敬可亲的父老乡亲的形象。便呼之欲出。短短两句歌词，内涵何等深厚，这就是“陌生化”的妙处：“反常”又“合道”，新奇而精警。
“因情人幻，想入非非，无中生有，弄假成真”，有人用这简短的四句话高度概括文艺的审美特质和创作过程。窃以为极为精当。前三句为“反常”，后一句是“合道”。由此可见，“反常合道”同样是一条重要的美学规律。如何运用好这一规律，关键问题是要处理好其间“又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即准确把握好其间的“度”：做到新奇而不怪异，朴素而非平庸。吴乔说得好：“诗歌反常而不合道，是谓‘乱谈’；不反常而合道，则文章也。”(《围炉诗话》)时下诗歌，尤其是歌词“乱谈”不少，非“诗家语”的“散文化”的“文章”也不乏其例。这就不能不大大影响作品的艺术质量。看来正确处理好“反常”与“合道”的辩证关系，对酿造诗歌的“奇趣美”，对提高整个诗歌创作的美学品位，关系极为重大。值得诗人和诗评家们引起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