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个人生，并不一定偏要在老家呆一辈子。外地人到北上广，其实都是为了生活。” 北京，东四胡同的老北京院落（北京协作者的办公区）。屋檐老旧，院中树荫凉爽。40岁的王海英和记者聊起过去，时不时大笑一声，眯下眼睛。你很难从这双眼睛看出她17岁那年，曾经因没钱住院所经历的痛苦和无奈。提到过去她更多的动作是挥挥手。
“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198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1987年3月，“深圳特区首届劳务交流大会”的开幕，正式拉开了一个打工时代的序幕。广东，成为了无数青年怀揣梦想的载体。王海英赶上了那几年的“打工潮”，那年，她17岁，从重庆来到了广东。
“那时候家里穷，出门打工就是为了赚钱。一开始去的广东的电化厂，去的时候下半年不景气，又老拖欠我们工资，弄得我们没钱吃饭，冬天天冷添个衣服被子又要花钱，从家里出来时带的300块钱都花没了，然后我还病了。”
“那时候得了急性肾炎和肺炎，住院了，我没钱，前两天有药，后来就没药了。其实我还感谢这个医院救了我一命，那时候住院押金要500块，我们东拼西凑才弄了200块，而且那时候一月挣150块算不错的了。院长看我浑身都肿了，喘气都不顺畅，就让我进去了。我住院没钱买饭，4天都饿着，后来同屋的病号跟我说，你都没钱就走吧，然后我就拎着一条毛巾一个水杯偷偷跑了。”
病还没有好，王海英又进入了一家鞋厂，因为肾炎，她一直没法吃咸的东西，早上起来，“眼都是肿的，到中午才好点。”来到鞋厂，她感觉做鞋的黏胶有毒，“我初中学过化学，感觉那个东西不好”，她想走，但是又走不了。
“病了，身体不好，那边医院太贵。那时才17岁，和老乡一块来的，一个人又不敢回去，感觉很害怕，路线也不熟。5月份有两个老乡一块回去，我才走了。”
在家乡的中医调理下，王海英渐渐恢复了健康。她后来没有选择继续南下，而是向北来到了北京当保姆，来到这里的初衷，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北京是个文化都市么，我也想感受一下。那时候看过一个电影，《黄山来的姑娘》，就记得里边的主人公当保姆一边提个菜篮子一边看报纸挺爽的。”，“其实后来我也是那样。”
去广东的1年，王海英1分没有攒出来，本来她是想着回家乡养鸡赚钱，“那时候重庆还不是直辖市，四川是个农业省，广告放的都是养鸡养猪。”来到北京以后，王海英利用业余时间泡书店，“我去看养殖业的书，笔记做了厚厚的一摞，去书店买书，哪本书都想买，后来怕自己乱花钱，出去兜里就带10多块钱。”
1994年，王海英回家养鸡的梦想依旧在继续，但她明显感觉到打工潮的白热化，“全国各地的人都出来打工了。”那一年，有媒体报道，“1994年铁路春运，60天发送旅客1.8亿人，日均309万人次，相当于把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人口搬迁10多次；光1994年2月5日一夭，广州火车站便发送旅客10.3万人次，这些旅客中，打工者占了大多数。”
在王府井附近打工的时候，王海英去王府井书店除了看专业书籍，还买了《毛泽东诗词》，“喜欢他那种大气，比如‘江山如此多娇’这种。有一种很理想的东西在里边。”
但是那几年，在北京遇到老家来打工的人，让王海英的理想渐渐褪去了颜色。“这时候再回去从头干，养鸡，根本不赚钱了。家里养猪养鸡的人都出来了，都觉得打工更赚钱了。这个梦想还有，但是只能搁在一边了。”
就是这样，即使打工已经比养鸡赚钱了，王海英还是觉得，“根还在老家，还是得回去”，但是“混到了2000年以后，我发现我也一直没回去，而且很多我们回去的老乡，又都出来了。”
“其实这个人生，并不一定偏要在老家呆一辈子。外地人到北上广，其实都是为了生活。有的老乡去过北京，又去武汉，又去广东，绕来绕去，人生不就这样吗？”
上大学，是王海英另外一个理想，或者说心愿。同样是在打工潮火热的1994年，她开始报考汉语言文学。报考这个专业的理由很简单，“不用考英语”，而在2009年，她“才把北京师范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科考过了，我觉得那个真难，没人辅导，一人在家复习、背。”
“我就是想圆自己一个上大学的梦想，另外现在社会，没有学位的人会受人歧视的。从报考到考过跨了快15年，这中间我得工作。考试课程又每五年一变，后来考过的还不承认了。有小孩的时候我都想放弃了，之前别人跟我说，你继续吧，给你小孩做个榜样。”
汉语言文学的考试，比起2008年的社会工作师职称考试，王海英觉得难好多，“社会工作师那个平时接触得多，容易一些。”而问起汉语言文学对于王海英现在的社工工作有什么帮助，她觉得一些课程对于“解决社工碰到的实际问题都有用”。
从保姆到社工，王海英的理由也并不复杂，“我当过很长时间打工妹，我知道打工的人不容易，帮助他们我愿意。而且我结婚有孩子，当保姆也不方便，社工这个和保姆的收入差得也不太多，而且咱也不说什么漂亮话，谁都得生活，给得太少也没法做啊。”于是在2006年，在北京协作者创办人李涛的引荐下，王海英加入了这个致力于服务流动人口的草根NGO。
从志愿者到专业的社工，王海英的服务理念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工作内容挺多，社区宣传拓展、活动、照顾孤寡老人、帮助农民工维权，等等。社会工作者也是要讲究科学方法的，我们一开始不懂，就是凭热心、积极性去做。我们这《北京协作者之歌》的作者，他只有小学文化，那时候他工资很低，在超市卖海鲜产品，一月800多块，还要吃饭租房子。他那时候梦想成为歌唱家，还请老师，一小时就100块。我们当时就直截了当和他说，你现实点吧，多少人才出一个歌唱家，当然我们也是姐姐弟弟似的关心，但从社会工作者的角度来说，你应该让他自己认识到问题，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现在他也明白了。”
“我们在很多时候都是不相信自己的能力的。有时领导指派你完成个任务，你才发现，原来你的能力可以再提高。第一次给一个打工妹辩护，我一点经验都没有，我按照流程走，最后这个官司就赢了。我突然觉得打官司原来没有这么复杂。”
1990年，17的岁王海英来到了广东的工厂，而2012年，打工的热潮现在仍然没有停止。2010年，前华尔街时报驻华记者张彤禾（Leslie T. Chang）曾去广东工厂跟踪采访了和王海英年纪相仿的年轻打工女孩，后来她将这些记录汇聚成报告文学《工厂女孩》。在一次讲座中，她介绍了几个打工妹的想法：
“我妈让我回家结婚，我现在不着急，我混好之前也只能嫁个普通工人。”
“春节回家，每个人都说我变了，还问我因为什么。我告诉他们，我工作学习都很努力，等我再多说一些，他们就听不明白了。”
“就算赚了一大笔钱，也不能满足我，生活的目的不应该只有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