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战国策》记录了战国时期谋臣策士们的计策计谋及更深层的思想观念。在动荡不稳的社会环境中，“士”这一阶层逐渐发展起来。各家策士为了改变生活现状在各诸侯国游说献策，这其中个人利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为了自保并且在乱世中获利，一些策士往往采取折中的方法处理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以期获得发展。本文分析了折中观念在《战国策》中的体现。
关键词： 《战国策》 折中观念 妥协现象 折中策略 个人利益
《战国策》是一部记录战国时期各家策士及谋臣政治策略的史料文集，又名国事、事语、短长、长书等，分为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策，共三十三篇。该书在战国末期开始流传，作者已不可考，西汉刘向校订时将其定名为《战国策》。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曾取材于《战国策》，但由于《战国策》本身内容及写作风格亦文亦史体制不经，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归为史部杂史类。
战国时期，社会局势复杂，诸侯并立，“礼崩乐坏”现象严重。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是纷纭错综，这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流动，其中各种层次水平的知识分子也被迫游走于各国之间。而在此时，各诸侯国统治者们纷纷忙于各自领地的扩展与生存，大规模的人才招揽成为一种社会潮流，于是一批以出谋划策为生的谋臣策士在这一个特殊的时代产生了。这些谋臣策士们的计策和言行则被主要记录在了《战国策》之中。通过对《战国策》的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在诸侯国关系还是争霸战争方面，谋士们的游说之词有很多是从抑制冲突产生的角度出发的，而避免冲突所采取的方法则主要是依据折中的观念，即尽量让当事双方都能得到利益，达到满意的程度，从而各自妥协。下面我们将对《战国策》中所反映出来的折中观念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战国策》中的折中观念与妥协现象
《战国策》形象地刻画和描写了众多战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对于这些人物的描写手法也各不相同，从言语描写到细节动作描写，各个部分都展示出了人物的处事风格与内心活动。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战国策》文本中的历史因素被文学化，“文”与“史”并没有各自独立，于是历史叙事手法有了被探究的前提，历史叙事背后所隐含的诸侯国关系显得形象生动起来。
战国初期，群雄争起，虽然周天子已无实际大权，但是大小各诸侯国依然尊周天子为共主，这在宗法道义上首先为君臣之间的关系定了基调。但是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和内部的纷争，王室本身的威严和最后的尊严在战国时期丧失殆尽。东、西二周对京畿的瓜分标志着王室的彻底没落，各诸侯国因此觉得有称霸的可能。《战国策·东周》首篇《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即记载了秦国企图夺取九鼎掌握天下的意图。对此，“周君患之，以告颜率”。[1]（p1）谋士颜率没有直接面对秦国，而是将东周与齐国的关系推向前台。很显然，在颜率看来，东周与齐国在秦国退兵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因为东周希望保鼎，而齐国与秦国一样亦希望得鼎。这一招很成功，有了齐国的协助，秦国不得不退师而去。但接下来才是问题的关键，由于先前颜率向齐王明确表示：“周之君臣，内自尽计，与秦，不若归之大国。”[1]（p1）致使事成之后齐国索要九鼎。这一次颜率没有转嫁矛盾，而是本着折中的理念，诱使齐国妥协。从《战国策》文本语言来看，颜率劝解齐王的理由只有一个：“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1]（p3）试想，仅仅靠路上不安全这一个理由便能敷衍了事吗？很显然这是不具有足够说服力的，因为对此，齐王已经给出了答案。齐王曰：“子之数来者，犹无与耳。”[1]（p3）齐王其实明白东周保鼎的目的。因此，从本质上来讲，颜率的最后一句话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弊邑迁鼎以待命。”[1]（p3）此言一出，即刻给此事盖棺定论，齐王也终于吃了一颗定心丸。这意味着尽管齐国有可能得不到九鼎的实物，但是在天下人看来，九鼎名义上的所有权其实已经归了齐国，掌握九鼎也意味着掌握了正统；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强行索鼎，以颜率的说辞和表现来看，东周未必真的答应，路途上也确实存在安全隐患，成功便罢，一旦失败则得不偿失，甚至连名义上对九鼎的所有权也有得而复失的可能；更何况通过这次事件所获得利益本来就是意外的，因此齐王才会停止追索。在这里，两国在处理问题时的妥协与折中的观念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双方在利益问题上各退一步：东周虽然一兵未损保住了九鼎但却丧失了对九鼎的所有权，齐国虽获得了对九鼎的所有权，但却没有得到实物，动兵五万的结果仅仅是一口空言。所以，在这次事件中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赢家，有的只是相互妥协的利益折中。
需要注意的是，与《国语》、《左传》及《孟子》不同，《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基本上倾向于纵横家。“纵横策士，是战国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一个阶层”[2]（p187），而纵横家的处世价值观在于权衡利弊，忖度时势，缺少儒家礼定规范的特性。这说明了春秋与战国在时代上的差异。《战国策》具有很鲜明的时代性，刘向在整理《战国策》时也在其《序录》中指出《战国策》所反映的思想观念与春秋时的价值观大不相同。战国时期，各家策士多主张公开地寻利求名，毫不避讳。很明显，这种行为观念在汉代儒家道德规范成为正统之后，必然遭到鄙夷，因此历代学者对于《战国策》中追逐名利、尔虞我诈的行为方式颇感矛盾，评价相对不高。北宋苏洵虽喜好《战国策》但很少称赞。同时期的曾巩在其《序》中说：“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率以为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泥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其旧俗已熄久矣。……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会。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悟也。”[1]（p1199-1200）对比战国纵横家们，孟子更加讲求仁义，表现为：“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3]（p1） 但其实《战国策》所反映的理念并非全部脱离儒家道德规范的框架。与其说《战国策》反映了战国时期纵横家的处事原则，倒不如说《战国策》反映了整个战国时期人本主义的发展倾向。因为参与合纵连横的“士”阶层们实际上背景身份复杂，很难辨别其真正的学派归属，合纵连横只是他们施展才华的一个平台。谋士们大多是为了自身的发展才积极迎合社会现实，这与儒家的“入世”观念极其相似。孔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4]（p68）但是社会活动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要“入世”就意味着不可能一帆风顺，有得必有失，牺牲精神是必不可少的，而“折中”观念之中即包含着牺牲和妥协。
再看《战国策·魏策四》中的《秦攻韩之管》。秦国进攻韩国的属地管邑，与韩国临近的魏国准备发兵救援，而昭忌对魏王说：“夫秦强国也，而韩、魏壤梁。不出攻则已，若出攻，非于韩也必魏也。今幸而于韩，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韩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1]（p896）劝魏王不要派兵相救，否则会引祸上身。魏王则认为魏国与韩国有着唇亡齿寒的关系，最终决定救援韩国。结果正如昭忌所言，秦国转而进攻魏国。在这种情况下昭忌受命面见秦王劝解秦王退兵。昭忌认为：“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必也；其离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韩之管，国危矣，未卒而移兵于梁，合天下之从，无精于此者矣。以为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为王计者，不如齐赵，秦已制赵，则燕不敢不事秦，荆、齐不能独从。天下争敌于秦，则弱矣。”[1]（p897）其给出的理由是秦国应该征服赵国，震慑燕国，从而破坏其他国家进行合纵对抗秦国。秦王认为有道理，因而停止攻魏。在这里，昭忌的计谋很有效，既成功解除了魏国的危险，又避免了秦国再度攻击韩国。但这里也有一个缺点，即秦国如果按昭忌所言进攻赵国，对魏国未必真的有利。首先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魏国在赵国和韩国中间，赵国在北，韩国在南，实际上祸水北引对于魏国来说只是权宜之计并非长远之策。其次，提示秦国破坏合纵很显然更不是明智之举，后患无穷。因此，将战祸引向赵国只是昭忌的折中之举，虽未直接对韩国和魏国造成损害，但间接地影响了对峙局面，为打破各国间的力量平衡埋下了隐患。所以，虽然有些计谋有效，但乃无奈之举。《战国策》之中与之类似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充分说明了一点，有些看似巧妙的计谋实际上是妥协和折中的结果，尽管谋士们思维超群，但未必能真正力挽狂澜，诸侯国的硬实力在实际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折中策略与个人利益
《战国策》中记录了政治、外交、军事、人际关系等方面的游说策略，各家策士们为了求名求利，奔走各国，纵横捭阖，在各国间摇摆不定，忽而支持合纵忽而力挺连横，或主导背盟弃约或主张罢兵联合，说到底都是为了个人利益，例如“苏秦初欲横，秦弗用，故东合纵”[1]（p1197）等。
既然出发点是个人名利，那么在制定策略的时候，自身利益必将被排在第一位，至于所效力的诸侯国利益当然可以置后。在这种情况下所做出的决策往往可以妥协甚至交易，对于各家策士们来说，策略的终极目标是从中获利并且完美抽身，自保得利，因此采取均不得罪的折中策略对于策士们来说是非常有效的。《战国策·东周策》中的《东周欲为稻》篇即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东周在西周以东，居河下游，位于上游的西周能够控制水源，限制了东周种稻。苏子自告奋勇前往西周求水。苏子对西周君说：“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为下水，以病其所种。下水，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若是，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君矣。”[1]（p9）西周君觉得有道理，遂放水。
具体分析苏子的理由。首先，苏子认为没有水，东周便只能种需水量少的麦子。其次，苏子站在西周君的立场上，怂恿西周牵制东周，放水淹东周的麦子。再次，待东周改种水稻并收获之后，再抢夺东周的水稻。这一过程确实是符合逻辑的，因此西周君才会同意。从思辨上来看，这种解决方式对于东周获得水源大有裨益，同时对西周来讲可以毁坏东周的麦子、抢夺东周水稻。因此可以看出，苏子的计谋虽然解决了当下的问题，但牺牲了东周的利益，这是折中策略。这一策略对东周和西周来讲都是双刃剑，虽然得利，但各存隐患。从原文来看，东周是否已经开始种麦还未得而知，从苏子的口中可以肯定东周已经开始种麦了，因为苏子曰“今其民皆种麦”，但这是否是苏子的谎言很难判断。所以如果东周确已开始种麦，那么这一部分必然会遭到损失，虽然得到了水，但损失了已种的麦，而且改种水稻之后，还很有可能在日后遭到西周的攻击。同样，如果东周根本没有种麦，西周君没有发现问题则罢，一旦发现问题，必然会全力筹备夺取收获后的水稻。所以，这一计策实际上只是从苏子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的，对于之后东周及西周的关系发展，显然是不利的。总之，苏子的策略折中了东周与西周的各自利益，使双方既有所得又有所失，而最终的结果是“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1]（p9）在这场博弈中，苏子没有得罪任何一方，反而是受到奖赏全身而退。
因此，在思想流派错综复杂的战国时期，众策士的首要任务是自我谋利，将讲求时效和策略的立竿见影。通常情况下，快速地解决纷争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暴力手段，通过硬碰硬的战争解决问题；另外一种则是双方互相妥协，各自让步，否则只能陷入僵持与拉锯之中。持久战对于战国时期的策士们来说基本是最不好的结果，因为战国时期时局动荡，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时常发生，尤其是一些小的诸侯势力更是朝不保夕，所以没有更多时间去检验一个长期的策略是否有效。所以众策士们不得不采取自我保护的方式，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让自己的策略奏效，要么发动战争，动态地解决问题；要么采取折中的手段，温和地解决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策士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就不足为奇了。而采取折中的策略相比于发动战争更有优势，因为战争一旦爆发，出谋划策的策士们就不得不坚守一方的利益，毫无退路可言，不成功则失败；而采取折中的手段却能两面获利，进退有余。故而，折中策略的选择与策士们的个人利益是分不开的。
三、结语
仔细体味《战国策》中策士们的为人处世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战国时期的社会环境。其实策士们并非如我们一贯理解的那样总是“智慧超群”，更多的是在时局压迫下所做出的无奈选择，在身家性命、功名利禄至上的社会环境里，折中往往是最有效的处事方式，这和儒家的中庸观念相类似，但又存在差异。儒家的中庸思想主张温和，强调处事的过程，而《战国策》所反映的折中观念则更注重结果，过程则有可能极端且激烈。
参考文献：
[1]（西汉）刘向集录.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郭丹.左传国策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杨伯峻编著.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杨伯峻编著.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