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政府主导、以拆迁改造为标志的快速城市化完全搅乱了市场发展的节奏，使得城市处于一个无序的发展状态中 中国三十年的城市化进程，始终没有走出模仿跟风的陈旧模式，从沿海到内地，从一线城市到三四线城市，从城市经营到城市建设，从城市定位到产业选择，都在跟风、山寨和模仿。这种跟风就是，不结合本地的实际，不辨别好坏，从摩天大楼到高架桥，从新区建设到城中村改造，好的也学，坏的也学，最终迷失了自己，走向了错误发展道路。
后土地经济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就是要摒弃一刀切的城市化模式，拒绝一刀切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因地制宜，自然选择最适合本地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发展模式。
近日，笔者到山东济宁的南阳古镇考察，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村落、一条条街道被错误的决策摧毁，再建设起不伦不类的新古镇，不免痛心疾首。囿于眼界和学识，当地官员想当然的仿照常规的城市化模式，拆毁老旧的村庄，荡平庭院式的房屋，把农民集中在一起洗脚上楼，农民变市民，乡村变城市，就是城市化，就是从落后走向现代。因此，他们积极地大片拆除村庄、老旧宅子，希望为开发商和投资商扫除发展的障碍。然而，开发商投资商并没有如政府所愿前来投资建设，运河两岸只留下大片被拆除的房屋废墟，犹如刚刚经历过战火摧毁，村民也失去了世代居住的院落宅子，被强迫住进了千楼一面的“农民新村”。这样的农民新村在神州大地上随处可见，千篇一律，毫无生命力，与当地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毫无关系。
看到此情此景，心中不免叹息，不断的追问和思考：在中国，什么才是好的城市化模式？
南阳古镇是典型的封闭式内生经济，四面环水，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明清水运兴盛之时，南阳也曾是繁华的商埠。“鱼船、酒船、商船，往来相接，群聚檐檣林立如街市”。北来运大豆、羊皮、煤炭的船只，南来载糖、纸、竹器、丝绸、煤油的船只，都在这里停泊，一时号称“小苏州”。在繁盛时，南阳镇曾有皇宫所、皇粮殿、二爷庙、火神庙、魁星楼、文公祠、禹庙、杨家牌坊、不沾地旗杆等30多处名胜古迹。清政府曾在此设守备及管河主簿，乾隆下江南时，也曾在镇上大户人家居住，现在仍保留其驻足的宅子。
随着水运的没落，南阳镇的衰败也不可避免，但是仍然保留着水乡的特色。80多个村庄星星点点地散落在15万亩湖面上，或以莲荷相接，或以苇田相连，或以明水相通，出镇下村，走亲访友，都依靠船只出行，船是如同小汽车一般重要的交通工具和生活器具。几乎每个南阳镇的居民，都熟悉水性、精于划船捕捞。除了常规的生活用品之外，小镇上交易最多的东西便是鱼虾、螃蟹、莲子、莲藕之类的水产，老实本分的居民，便是依托湖里出产的东西为生，稍有野心的居民，便购置大货船，来往于京杭大运河，运些砂石或特产谋生。
南阳城市化的步伐仍在按部就班的继续，人口在增多，城镇的面积在扩大。如今镇上有居民15000余人，面积3.5平方公里。这里的人们，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谋生的依靠，都离不开这片水域，如果不是镇政府要自以为是的发展旅游，南阳镇的人们仍然可以惬意的以水为生，而现在，他们不得不居住在格子间一样的农民新村中，失去可以晾晒鱼虾的院落，失去制作渔网渔船的场地，失去前店后坊的小商业业态……过着一种与原有的生活方式迥异的城市生活。实际上，从经济发展程度、到心理的适应过程，再到生活方式的转变，对当地居民而言都太过突然。
可悲的是，南阳不过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缩影。更多地方正在以发展的名义，大肆的摧毁着原有的村庄和城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一直保持高速发展。从1949年初的10.6%，到1978年的18.9%，及至2011年的51.27%，我国城市化率几乎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城市总数增加至655个，我们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历程，这些光鲜的城市化数字背后却是众多城市和乡村的悲鸣。
一些城市甚至在不断经历拆了建、建了拆的轮回。西安、大同等众多历史名城，在无情地毁掉自己的古代城市遗产很多年后，突然反悔，再一次毁掉自己积累了几十年的近现代城市遗产和人居社区，重新用现代材料，修建仿古城市，原本尺度宜人的街巷、院落在推土机的轰鸣下支离破碎。
不仅如此，快速的城市化也摧毁了农村的社会生活结构、邻里关系和就业基础。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数量持续增长，六成以上农村成空心村……经济发展的成就正在不断被“大干快上”的城市化引发的恶果所抵消。
由政府主导、以拆迁改造为标志的快速城市化完全搅乱了市场发展的节奏，使得城市处于一个无序的发展状态中，整个社会阶层处于一种动荡不稳定的状态中。实际上，城市化的发展从来都不是政府乃至个人就能主观决定的，城市化是一个社会经济演进的过程，而不是像大多数经济学家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可以追求、可以被塑造的结果。
从城市化的演进过程来看，一定要伴随着人口、产业、资源，知识的集中和变迁，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缺一不可。类似于南阳的强制城市化过程，不过是对原有的经济生态、社会生态和环境生态的破坏和摧毁，这样的行为只能带来城市经济的倒退。
讨论至此，答案似乎很明了，内生性的本土化的城市化模式，才是好的城市化模式。未来中国将进入后土地经济时代，传统的由政府强制推进的粗放“土地城市化”战略必须得到调整和纠正，如果政府在城市化道路上的激进情绪得不到有效控制，很可能会给城市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作者单位： 安邦咨询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