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美国交流的时候，四川外国语学院教授张涛总觉得美国人对中国缺乏“基本的了解”。有一次，他告诉美国的朋友，自己的家乡是四川广安，“那里是邓小平的故乡”。 “谁是邓小平？”对方一头雾水地问。
当时，张涛正在查阅早期的美国媒体资料，希望研究“美国民族意识的形成”。可没想到，在这个“纯美国”的学术领域里，他竟然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痕迹。
2005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图书馆，张涛偶然翻到了一份1743年的《纽约周报》——当时的美国还没有独立。这份内容简单的报纸只有4个小版，可占据整个头版篇幅的，居然是一篇名为《孔子的道德》的文章。里面对中国崇尚儒学、言必称孔子的行为作了不少介绍。
尽管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美国文化，张涛仍然觉得非常意外。“你们美国人这么早就知道孔子了吗？”他向系里的美国同事询问。
同事也没有给他满意的回答。事实上，尽管他们都对孔子有所了解，却很少有人关注更深入的内容。
“要不，你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吧。”一位同事建议。
在那之后，张涛花了7年时间，在15家美国报纸上收集了近万篇涉及孔子的报道，从中分析美国媒体塑造孔子形象的变迁。最近，他把这些研究写入了一本名为《孔子在美国》的书里。
近代以来几乎每一任美国总统
都会受到“来自孔子的批评”
根据书中所记载的报道，在美国，孔子的形象并非仅仅是一个中国的古人。美国媒体不仅会提到他的名字，还会引用他的言论，评价国内的新闻。
甚至，就像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常常需要忍受言官的谏言一样，在当今美国，总统也需要忍受一些“来自孔子的批评”。
小布什曾经因为言语含糊、用词不当，被《纽约时报》撰文批评。这份美国最有声望的报纸称：“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小布什的行为恰恰是这句话的确切写照。”《旧金山纪事报》干脆建议，小布什应当“聘请一名深得孔子精髓的人作家教”。
他的前任克林顿也没能逃脱来自孔子的“谆谆教诲”。在评论他的性丑闻时，《华盛顿邮报》写道：“孔子所言‘吾未见好德有如好色者也’，精确预见了20世纪末的克林顿事件。”
张涛在研究中发现，近代的美国总统，“几乎每一任都会受到以孔子为标准的批评”。
当约翰逊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和罢工运动表现不力的时候，媒体告诫这位总统，“孔子曾经说过，以约失之者鲜矣”，所以做事不能过于谨慎。而他的支持者也同样抬出孔子，认为约翰逊提倡政府控制的政策与孔子的为政原则不谋而合，比如“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当尼克松水门事件爆发的时候，《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引用孔子“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名句批判这位总统。1986年，深陷伊朗门丑闻的里根也遭受类似的指控。《波士顿环球报》提醒他，应该牢记孔子的语录，明白“足食”、“足兵”和“民信”三者中，“民信”最为重要。
张涛评论说，在国内政治相关的讨论中，美国人所提到的孔子，聪敏、博学，“置身事外而又善于捕捉事物的本质”。
有时候，媒体甚至会篡改、杜撰孔子的话。1951年，《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了一篇漫画讽刺肯尼迪，配文写道：“请允许我引用孔夫子伟大著作《论语》中的话：统治者行善不应当浪费公共税征收。”
相比之下，艾森豪威尔总统获得的评价要好得多。《华盛顿邮报》引用孔子“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的话来概括艾森豪威尔的施政理念，甚至直接评价他足智多谋的秘书是“政治领域的孔子”。
连失业的美国工人们也需要这位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老人。他们在一首“战歌”中这样唱道：“孔子是睿智的古代圣人，他说我们需要维持生计的工资……”
“孔子的国度”、“孔子的文字”，
以及“孔子的小眼睛子孙”
如果回溯历史，在很长时间里，西方世界对孔子的了解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形”。16世纪，传教士利玛窦第一次把中国文化中的孔子形象介绍到了欧洲，随后又传到了美洲大陆。
1735年的一份《纽约周报》上，刊登了一封两个版篇幅的读者来信，介绍中国人对孔子的尊敬和信仰，并且列举了几条孔子语录。
以张涛的研究，这是美国媒体最早对孔子的报道。
在那之后的100多年，孔子都是一个异国文明的象征，“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西海岸发现金矿，大量华工涌入，美国媒体对于“孔子”的认识才变得直观起来。
踏上美洲大陆之初，华人群体并不为当地所容纳，美国甚至在1882年通过了《排斥华人法案》。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人对孔子的描述也变得迂腐、荒谬。《芝加哥论坛报》曾经形容当时的一些政策抗议者的言辞“如同孔子的福音一样令人费解”。在一部反映摩门教徒生活的喜剧里，“身着绒布衬衫，举止粗鲁”的男主角干脆被命名为孔子·麦金利。
孔子在美国的形象也因此显得矛盾。“在评价本国事务时，孔子是个博学的智者，可一旦与中国、华人联系起来，他的形象就出现了很多负面的内容。”张涛总结道。
早期中美关系史上，“孔子”被美国媒体认为是阻碍中国发展的障碍。当时，晚期中华帝国刚刚被炮火轰开国门，“言必称孔孟的迂腐书生”，一度令西方媒体匪夷所思。《纽约时报》曾经评价说，让人死记硬背孔孟之言“远非最好的教育制度”，“人们应该破门进入整座孔子殿堂”。
“已经运转千年的制度，不论如何完善，都只能适应产生它的时代。而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它只会显得格格不入。”这篇文章如此评价道。
一个多世纪过后，曾经被批评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孔子学说，却被频频拿来评论最时新的新闻，甚至被封为东亚经济腾飞的秘诀。《华盛顿邮报》说，孔子伦理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像新教伦理在西方的作用一样”；《纽约时报》也将孔子伦理定义为亚洲的优势特性。
《基督教箴言报》评论说：“孔子在公元前6世纪率先确立的中国道德与政治秩序传统，引导了东亚的工业发展。”
尽管不少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筷子、蟋蟀笼和廉价劳动力”，但“孔子”毕竟成了双方增进了解的一个重要渠道。说起中国美食的历史悠久，媒体会强调它“与孔子同龄”；游客发现中国人日常举止彬彬有礼，也会称赞这是“圣人孔子2000年前阐述的传统行为规范”。
甚至，在美国媒体上，连中国也一度被称为“孔子的国度”。类似的称呼还有“孔子的文字”，以及“孔子的小眼睛子孙”。
显然，中美两国间的沟壑，单凭孔子一人，实在很难填补。
孔子只是一个符号，不同的人给他赋予不同的含义，然后各取所需。
事实上，在美国交流的那段时间里，张涛从没听到朋友们跟自己聊孔子。大家更愿意讨论中国菜、功夫、姚明，还有人想跟他“切磋一下乒乓球”。只有偶尔与中国有关的新闻提醒他，孔子在美国媒体上是一个“太复杂的形象”。
《孔子在美国》出版之后，由富兰克林创立的美国哲学会收藏了这本书，并且在写给张涛的邮件里称赞他的研究“富有价值”、“颇受欢迎”。
不过，让张涛印象最深刻的评论来自国内。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学者告诉他，看了这些关于“美国孔子”的研究，自己有一种“第一次照镜子的感觉”：“我们第一次有机会，能清楚看到美国人眼中的自己。”（摘编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