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明的山人群体，是在晚明旅游大潮中出现的新社会团体，他们既要具备一定的文字能力，又要有广泛的旅游实践，通过传播旅游文化，获得权贵的认可，以谋得衣食之资。这一新群体的出现，既是晚明群游风尚的需要，又是群游队伍的重要组成。山人阶层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晚明旅游的内容，为旅游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其游走权门的团体特征，亦使之获致了较差的社会风评。
[关键词]晚明旅游者；山人；解析
[中图分类号]B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2-0096-05
旅游本身是一种具有社会交往功能的活动方式，汉语中“交游”一词，就很好地揭示了旅游的这种社会属性。晚明是中国古代旅游活动最为繁盛的时期，晚明时期的旅游多是一种群体的行为，笔者在《晚明旅游地理研究1567-1644》一书中，曾用大量的资料提示了团体出游的群游方式。在晚明旅游人流中，除去官僚士绅、城市居民及部分乡村居民外，山人是以旅游为生存手段的职业旅游者，尤为值得重视。近来屡有对晚明山人的研究文章，但从旅游角度研究者不多。本文通过对大量晚明游记的检索，从第一手资料出发，对晚明山人群体的出现、生存途径、职业技能及社会评价作一探索，以见晚明社会之风气与旅游之发展。
一、群游风尚与山人游历
晚明旅游风尚的形成，使许多人将旅游视为标识自己社会身份的一种手段，也是调节人际关系、加强人际交往的一种工具。一方面，三五友人的啸山傲水，可以暂时脱离名利交织的现实世界，在自然的环境中获得感情的沟通；另一方面，面对云卷云舒、变幻莫测的山光水色，同游者之间机锋迭出的感受交流，既可缓解旅途的疲劳与寂寞，又可使人身心畅快，得到审美上的情感共鸣，袁宏道畅游江南，“前后与石篑（陶望龄）聚首三月余，无一日不游，无一游不乐，无一刻不谈，无一谈不畅。”（《伯修》）他甚至有如此极端的看法：“弟尝谓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及，二败兴也；游非其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吴敦之》）因而晚明大凡有人出游，总会呼朋唤友地邀约游伴，共襄盛举。
所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旅游是一项审美性质尤为强烈的活动方式，志同道合而又能相互启发是很重要的，汪道昆所说“结客与俱，必皆莫逆”，谢肇涮所说“地非寻常，人皆同志”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山人薛冈游钓台，浩叹“惜舟中无一杯酒，一赏心友”，山人何白游武当山，“舒啸低徊不欲就枕，顾安得吾党二三胜流，举白相赏以答清贶，因吟康乐‘瞄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之句，为之怅惘”。经过有意识的选择而组成的晚明旅游小团队，既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孤身出游带来的种种不便，应对旅途中可能发生的种种不测事件，又能通过伙伴之间的切磋探讨，发抒性灵，获得精神与身体的愉悦，并切实加强互相之间的感情联系，故而有一定人数范围的群体旅游，成为晚明士绅旅游的主要方式，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那么，游侣主要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应该说，游侣的身份构成是相当多元的，既有上司与下属，又有亲属与乡里，有同年好友，有门生弟子，有僧人，有医者，另外还有一类重要的人群，就是山人，如吴子玉游齐山，同游者中就有“勾吴莫山人叔明”，王士性游永嘉江心寺，相陪者有何山人贞父。在一个出游人数相对较多的团体中，往往是各色人等俱备，黄汝亨游麻姑山，其游侣组成是：“同年袁沧孺、汤若士，南城门人黄元在公桃、陶西之仁庆，南城令葛君，门人吴世卿君章，门人戈阳汪孝廉秉卿，铅山费嗣宗，汪生汝极同二子”，这就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晚明游侣的基本构成。
山人是晚明游侣中的重要角色。山人，虽则宋代时即有此称，但晚明时山人才真正发展起来。晚明山人的大量出现，始于嘉靖年间，明人沈德符指出：“不意数十年来出游无籍辈，以诗卷遍贽达官，亦谓之山人。始于嘉靖之初年，盛于今上之近岁”。钱谦益更是直指嘉隆之际的吴扩、谢榛等人，开晚明山人之端绪，他说：“其挟诗卷，携竿牍，遨游缙绅，如晚宋所谡山人者，嘉靖间自子充（吴扩）始，在北方则谢茂秦、郑若庸等。其后接迹如市人矣。”《明史》中也称“嘉、隆、万历间，布衣、山人以诗名者十数，俞允文、王叔承、沈明臣辈尤为世所称，然声华炬赫，裤登为最。”（《文苑四·王樨登列传》）自此之后，晚明山人多如过江之鲫，成为以旅游经历与诗歌文章游食于公卿之门的一类特殊人群。
自山人出现之后，旅游就成为山人最常从事的一项活动，也由此积累了丰富的旅游经验。明人文集中有许多关于山人纵游南北的例子，仅列数例于下：
筠阳有喻混初山人者，……问其足迹所涉历，则流吴漂越，南荆楚北幽燕，天下之名山福地，十收其七八，而问其所托幻栖真之最胜处，则日无如吾家乡之庐山。
金华山人吴少君氏，先有集刻楠李，予尝闻王敬美评少君五言诗凄清幽宛，擅极工苦，足称长城。……少君性故奇僻，独好佳山水，家故饶赀，中岁妻子死，遂尽弃其产，更购古法书名画，携以游江湖间，搜抉珍怪，即凌断谷绝壑，以必致为快。尝逾天台石梁，采万岁藤，几犯虎豹，……游雁宕，乐其奇峻，绝粮，取啖芦菔四十日，犹不返。
云山子者，余友周世勋之道号也。……乃去而为方外之游。家故近浔阳，一苇所如，首事庐岳，已历虎丘，次余杭，跨天台，观石梁，寻返齐鲁燕赵之墟，于洛嵩少，于秦终南、太华，于闽武夷，于粤罗浮，探奇揽胜，足迹所至半天下。始犹携一童子，荷杖自随，寻亦遣去，飘然若云鸿野鹤之孤征独迈，间值异人，与谈玄析理，至经月不去，或徒步走数百里，倏往倏来，若御风而行，泠然善也。……今世勋且别余而去，将渡洞庭，历湖南诸胜，税驾贵筑，而后旋武桃源，则神仙之窟宅也，朱陵紫盖，则录文金简之藏也。楚之南境，黔之北境，则药物之所自出也。”
上述这些活生生的事例，仅是晚明山人旅游活动中的一小部分。晚明山人之所以能时常出游于异国他乡的陌生环境中，与他们所具有的特别职业能力密切相关。
二、山人的职业技能与旅游贡献
山人作为当时社会上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其价值主要体现在诗文创作与旅游传播方面。其实要成为山人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够获取游食的基本技能。首先，晚明山人要会写作诗文，并要想方设法请当时名流给自己的诗文作品作序吹嘘，以博得声名。其次，山人要有较为丰富的旅游经验，广泛出游名山胜水，同时善于将旅游时所观察到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信息，化为自己的知识储存，在与名公巨卿清谈中，以口舌之利得到主人们的肯定。 明末人文地理学者王士性之所以认同山人何白，既因何白作诗贵于己出，也因何白懂得旅游。他说：“予尝南游雁荡，渡江心，历谢客、王右军旧游，为问前辈风流，犹有存不？客有以何山人对者。至则芒鞣布帽，神采遒上。予固已心异之，比谈诗而益爽然自失也。”“携山人于玉甑之巅，指海上三山，观出日处。山人则复翩然，有凌云之气”。所以会旅游成为山人之所以为山人的必备要素，正如田汝成在调笑“五岳山人”黄省曾时所说的那样：“子诚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顾功名，可谓山兴；瘦骨轻躯，乘危涉险，不烦筇杖，上下如飞，可谓山足；目击清辉，便觉醉饱，饭才一溢，饮可旷旬，可谓山腹；谈说形胜，穷状奥妙，含腴咀隽，歌咏随之，若易牙调味，口欲流涎，可谓山舌；解意苍头，追随不倦，搜奇剔隐，以报主人，可谓山仆。备此五者，而谓之山人，不亦宜乎。”
有关山人善游的材料非常多，如在当时享有盛名的王叔承，初名允光，以字行，后更名承文，晚年更名子幻，号昆仑山人，梦庐道人，吴江人。王叔承生当万历前期，约与屠隆、王士性同时。他早年弃举子业，一生纵游吴越、齐鲁、燕赵、闽楚间，足迹半天下，是当时著名的职业旅行家，著有《吴越游编》、《荔子编》、《楚游编》、《岳游编》等多种游记专集。王叔承声名远播，就连远在浙东的王士性也深深知悉，并让何白带话给王叔承，“君倘负笈游吴中，遇王生于虎丘洞庭之侧，其亦以予言语之。”勉励王叔承既要坚持“自成一家言”的创作风格，又不要游走逢迎于权宦之门，丧失山人应有的品格。
晚明以创作诗歌、游山玩水为职业的山人群体的出现，对晚明旅游的发展是极有裨益的。山人们通过大量的旅游经历，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旅游经验，不仅使之有了在社会上生存下去的依仗，而且对晚明旅游的兴盛作出了贡献。其一，其游扬于王公巨卿之间的职业特征，使旅游的知识被广泛传播，加深了人们对各地风光、风情的了解，有利于开阔眼界；其二，山人利用自己的旅游专业知识，为想要出游的人们服务，扩大了旅游的人群；其三，有些山人致力于开发旅游资源，或将之整理成系统的文字资料，为旅游类型的丰富与旅游文化的积累作出了贡献；其四，有些山人为获得更大的声名，远走一般人不常去的地方游赏，成为一些新的旅游地的开路先锋。于下举数例以明之。
董应举《谢洞记》载武夷山著名景观谢洞的开辟，就是山人的功劳：此洞本为“猿猱所宫。一种茶者迹之，以告山人谢智。智日是可施吾巧。乃蹑虚穷，竞召工开凿，高高下下，因势构设，为洞三，而最上一圆洞其规如月，牖明吐阴，景光吞射，广寒清虚，不在天上。”
山人何白对鄂北山水多有发现之功，他在《竹山竹溪房县游记》一文中记载道：“其形胜为千佛岩、千人洞、白云压、东岳庙、灵泉寺、学堂古洞、观音阁、元和观，其险绝为黄茅山、岳州山、八道河、七十二渡，女儿压、阎王匾、曲尺山、石缠岭，其古迹为吕岩洞、殷家井、安期足迹、黄香故居、尹吉甫冢、庐陵王坟。至若万嶂韬霞，千峰亏目，溪涧映带，洞壑含砑，触目会心，类多可悦。不幸处于圈昧之乡，阙焉无考，吏兹土者不悲怆于山水讴吟之感，则绝闻于蓬藿跫然之音，即加标目，谁与相赏，是以往往鞠为灌莽，世竟无闻焉。”
万历十四年（1586）福建参政王世懋出镇莆田，而莆田黄天全少时“弃缝掖，而从戚少保继光、汪司马道昆游”，有一定的名气，也是王世懋的旧交。“山人字全之，年且七十，能诗文，余旧知也”，王世懋“乃檄仙游令，延莆山人黄天全志鲤湖”，以政府财力，资助黄天全完成九鲤湖志。王世懋范任之后，即谋出游九鲤湖，先令黄天全回山准备游玩事宜，“度山人往可一月许”，二月六日，王世懋带着门生王湛踏上游程。到了地头，“为舁夫送至迎仙馆，馆即余宿处也。入门更衣，仙游令谒毕，次黄山人来，接以宾礼。”安顿好了之后，“遣吏谢令暨诸生，使君且与二客短衣游，毋相迫。余乃易衣起，羽士前为导，山人选竹为杖而从。山人故善谈而胜具不衰，又雅熟山中事，余倚为游。”走了一会，想选块风景佳绝之地饮酒休息，“山人已先谕诸候吏布席以待，至则三人鼎足就坐焉。”三人边饮边聊，边观望周围景色，一瀑悬泻，景色幽绝。“山人又盛言珠廉玉筋之胜，当倍瀑布，兴益勃不可遏，辄奋衣起，从此而下径益倾欹，以两人掖而行，几五百步而至，是为第三潦，称奇绝矣。”王世懋还想深入，但山路已绝，“山人日：往吾缒而下者数十丈，扪葛蹑履而行者几数里，乃得穷玉筋之胜……使君似不宜往。余与王生相视而嘻，既已无可奈何，乃就山人，选石箕踞，布席复饮。”次日“拉山人请舆俱东，山人告未饭，余复还馆以待。已，山人偕王生至，曰：从此而东，雷轰涤石梁可游也。余复易衣而行。”游程结束之后，方“与山人长揖而别”。王世懋这两日的游玩经历，均为黄天全主导，何处该游，何处不可游，何处可觞，均是黄天全一手安排，而王世懋也纳善如流。在旅游过程中，黄天全还不停地向王世懋一行介绍九鲤景色，故王世懋也才能在回去后写出这样一篇游记。也许是这一次的游程给王世懋的印象特别深刻，使他认识到黄天全对九鲤湖有着深入的了解，故他对其后任陈文烛还特别关照，“以志属山人”，另外声名满天下的汪伯玉也特地写信给陈文烛，“莆有山人黄天全，……公如修九鲤湖志幸属焉。”陈文烛忠实地遵行二人之嘱托，故今天在《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千顷堂书目》中均可看到黄天全所撰的《九鲤湖志》六卷。四库馆臣对该书的提要为“明黄天全撰。天全，莆田人，其书成于万历中。九鲤湖在福建仙游县。天全以旧志仅载游览之作，而遗山水，乃重为订，分为山水、建置、梦验、艺文四门。梦验者，以九鲤湖祠，乃闽人祈梦处也。”
胡应麟在《王生四游草序》一文中记载了山人王象的事迹：胡应麟与王象相识在嘉靖末年，并“以千秋大业岛焉”，鼓励王象努力进取，还教他写诗。后来王象辞别，到南京拜访李维桢，从此一别三十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夏，王象突然来访，问起他三十年来的踪迹，王象乃拿出自己的文集，回答道：“始象辞先生走秣陵，已遂由秣陵入燕，悲歌黄金故台，觅庆卿渐离不可得，则复南迈而之楚，浮洞庭，泛云梦，吊二妃九疑菜竹间，则复西折而之蜀，挽舟巫峡、瞿塘、白帝，蹑草屣三峨嵋，洋洋乎震旦第一观矣。则复益西南折而入滇，穷竟碧鸡金马，昆明点苍，声迹几达于缅甸富良，而后以吾兴尽，而返吾初服。大都五岳之胜，得于吾之杖者，亡虑十之九，九州岛之内得于吾之目者，亡虑十之六，六合之外得于吾之耳者，亡虑十之三。生平感遇忻戚，纷纠万端，一于吾诗歌发之。”因向胡应麟求序。胡应麟感慨道：“山人发轫海东，携一剑自南而北，复自北而南，至接壤南交西竺而后返，睹其人五尺恂恂，匪有乘蹁履风之术，而周历四表，若步武于宫中，此庸讵可以声音笑貌奠耶，……余别山人溪上且易世，即诗歌屣倍兹编，而足迹自燕吴齐鲁外，无能越一境，余固甚愧山人者，而胡以叙山人诗，以山人沾沾余言甚力也，姑援笔纪其岁月，且以征余之知山人，三十年犹旦暮云。”王象此游，不仅将明境内的西南之境踏遍，而且走出了国门，去到缅甸，并将其行游之作刻以颁世，使西南山水为更多的人所熟悉，为新兴旅游地的开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晚明山人群体虽则大多数游走权门，但因山人多善诗书、懂旅游，也在客观上促成了旅游的发展。仔细解读上述数例，笔者在上面所提到的山人对旅游发展的四个促进作用均在其中。因而，以旅游为谋生手段的山人阶层的存在，可以说是晚明旅游的一大幸事。
三、山人的来源及其社会风评
山人，按常理理解，应该居于山中，但“晚近所称山人者，多大贾之余也。语称大隐则朝市，小隐则山林，今山人不山居，而借朝市以籍口焉。朝嵬冠而博绅，暮习咿唔，以备顾问，取人已吐之核而筛以为己能，此何为者也。”晚明山人其实是不能称为山人的，他们大多流连朝市，通过依傍官员，交通官府获得衣食，以文学词章获得名声，以旅游经验获得青睐。万历时期的著名山人王樨登为龙游童佩所撰墓志铭中说：童佩“后又去游燕都，燕都游士之薮，皆轻车重马，而事请谒，借面为东西交为人游扬，居间割钱马以自肥，又或假使者符乘，亦乘传掠笞邮卒，敛飧钱而饱其橐，归即辇其装累累市过之以耀里人，识者笑其乞墙之余也。”可以说山人是依附于士绅才得以存在，他们旅游也全是为了博取向士绅邀宠的资本。
晚明山人的来源，其中自然有一些家世高华的人物，但大多来自下层知识分子，所以他们需要依靠达官名宦，以获得糊口之资。宋登春是隆万之际的布衣山人，据其供主徐学谟为其所作的个人小传中所说，宋登春个性强直，一生贫困，“宋氏故新河农家，其先尝累高赀。生少失父母，以亡赀省家益贫。然性嗜酒，家贫不能长得酒，则时时发愤。”最初的时候想做大侠，学习骑射，又略通小诗与绘事。但这些都不能换来买酒钱，故而继续“沈酣落魄，里中目为狂生。”三十多岁时，妻子儿女五人于一年间相继死去，宋登春就把破家托付给兄长，“囊书远游”。先后到过博陵、京师、渤海、兖州，登过峄山，看过秦皇帝遗碑，但就是没找到赏识的人。于是“还居长白山一萧寺，出囊中故所贮汉魏盛唐名家诗，闭关揣摩者三年，颇窥作者之户，遂大放厥，词赋于五言尤工。”宋登春感觉这下有了觅食的本钱，“又去而浮淮海，渡扬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钟山紫气，过云阳，匍伏延陵季子祠下，涉吴，访钱塘天竺灵隐诸辜，已复走徐青，归新河。数日又去，出居庸，循太行山而西，穷关陕泽潞诸边塞，…游太原，……已由栈道入西川，游我眉山，迦巫巴，下荆郢，将达于浔阳，返于黄迂云梦，而北走大梁，……自宛涉襄过京山”，在路上因其“所跨驴蹶于唐氏之淖，倾其囊中书曝之衢，唐氏异生所为，要与之饮食，欢相得也，遂主唐氏，一岁而行。唐氏为刻其诗，传荆郢间。”这下宋登春的名声开始传播开来，于是就转到江陵，得到荆州长官吴人徐学谟的赏识，为之授室授地，得以安生。后来“守坐废家居，生在江陵，念守憔悴，业欲从之游，而贫不能促装赍，乃诡为羽人装，手持一钵，裹败衲而行乞于途，自江陵茧步千里来海上。”回到江陵后，又为辽王座上客，辽王坐事废，宋登春又“逍遥七泽间”以求售，不断碰壁，穷因无以生，只得“遍谢其故所往来人，而斥二童子姑去，乃自童发为头陀，不知其所之。”万历初，徐学谟“复起为楚行省右丞，行部江陵”，知道了宋登春的情况，又把宋登春供养了起来。徐学谟休致回籍之后，宋登春无以为生，再至吴中，后买舟行于钱塘江，跃入江中而死。
“考其游迹，几遍天下，囊中亡一钱自随”，像宋登春这样出身贫寒的山人，为数不少，即如当时有名的山人王叔承，其本传亦谓“少孤。治经生业，以好古谢去。贫，赘妇家，为妇翁所逐，不予一钱，乃携妇归奉母，贫益甚。”（《明史·王叔承传》）因而孤寒已极的山人，一旦能做点小诗，有了一点旅游经历之后，就迫切地想得到贵人的赏识，从而解决衣食之忧。而那些家境尚可的山人，在无法通过科举途径获得功名之后，也希望能以山人的身份扬名于公卿间，得到社会对其个人价值的认可。因而通过各种手段，交通公侯，游走权门，如王樨登，为大学士袁炜座上客，王祖嫡“予束发时即闻海内有邹山人，……丙辰冬始识山人于濂渠公坐间”。万历十五年（1587），浙中著名山人何白前去拜访王士性，为所作《汲古堂集》索序。王士性应允其请，并在序文中对晚明山人现象作了分析，批评当时山人游走朝市、诗作上尽拾他人余唾的丑恶情形，然后笔锋一转，“予起缙绅，阅海内士，惟松陵王叔承称神交，能自成一家言。永嘉何白最后起，其才情不减王生，少年厌举子业不事，而一意为古诗歌，非不能以一第显也。故此二山人者，乃世之介士也”，但像王叔承、何白这样的山人毕竟是少数。
所以当时有人很不乐意自己被称作山人，因为山人与只有口舌之能、而无真才实学的权门座上客是同义词。薛冈有一封著名的书信《辞友人称山人书》，其中历数了山人的种种丑态：“山人之号，不著于古，古有其人，盛行于今，今鲜其实。不佞窃谓山人者，山中之人，非无位者之通称也。”但实际情形却是“若君侯视今日游客，动号山人，以为无位者之通称，而加不佞，益非不佞所愿当矣。有人于此，苟无其位，质有其文，游大人以成名，或呼处士，或日布衣，名副厥实，谁日不宜，何必假山人以为重。有志之士咸耻斯名。”接下来，薛冈罗列了山人的十种类型：“君侯独不闻今之为山人者耶？其说有十，请悉言之：身匪章缝，家起卑陋，难亲显贵，故盗美名，思溷衣冠，以徼盻睐一也；既盗美名，顿忘本相，未通章句，亦议风骚，诘其所学，茫无应声，二也；薄操一艺，集处嘉宾，月席花筵，旅进旅退，揖让坐作，居之不疑，三也；一闻好客，百计求交，耽耽贵人，以为奇货，甫擅交欢，反谤介绍，四也；察其喜怒，委曲迎合，得其意旨，婉转趋承，日事左右，以求誉言，五也；偶然邂逅，退即造门，怀刺遍投，惟日不足，执礼足恭，从阍人始，六也；年无老幼，刺总晚生，交无浅，深，称皆知己，沾沾向人，夸其道广，七也；既称山人，略无野致，轻衣肥马，广厦侈庖，驰骋国门，以明得意，八也；贪借厥宠，舌可舐癃（痈），稍拂我情，口常骂座，自取贵人，署门免见，九也；其最甚者，交好阳密，阴伺隐微，满腔机械，不可端倪，持人短长，快我齿颊，十也。今之山人，此其大略，人有此类，殃莫大焉，山有此人，辱莫甚焉。”薛冈总结了晚明山人的十大丑行，故“山人之名，道是美称，实成丑号”，因而薛冈坚辞此号，甚至威胁道“若君侯不谅，必欲慨施，不知称名之不善，甚于嵇生之不堪。书以绝交，请从此别。”
薛冈虽然坚辞山人之称，但其行径却也与一般山人无异，故“君侯”才欲称之为山人。连本为山人者也不愿人家称之为山人，可见山人这一群体在当时社会上风评之差，与一般的帮闲、清客，并没有太多的差异。但不管怎么说，山人这一群体，虽因嗟来之食而弯腰，但其得以存在的本身，以及有不少人热衷于山人的现实，都说明山人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并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总之，晚明山人群体的出现及其活动实践，对晚明旅游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不少名门巨宦、社会精英，正是通过山人这一媒介，参与了旅游的活动，开阔了人生的视野，从而使旅游这一从来不为主流文化重视的活动，在当时的语境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当然，由于封建中国的官本位社会性质，山人群体只能依附于权贵阶层才能存在，成为晚明众多权门帮闲中的一类，这在某种意义上降低了山人阶层的社会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