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通过分析狂言表演的内容及特点，论述日本江户时代的社会风貌、人情世故，更了解了一个时代成就狂言的诸多因素。狂言通过艺术形象的感染力，把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心灵沟通起来，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从几百年前封建时代的戏剧舞台上，去认识生活，区别善恶，鉴别美丑，以至找到某些共同的生活情趣、愿望和理想。这才是狂言登上戏剧舞台而经久不衰，保持其长久艺术生命力的奥秘所在。
关键词：狂言 江户时代 愤恨 无奈 世俗 鬼神 人生
2008年9月19日，我和好友一起来到中央民族乐团音乐厅，欣赏了一次正宗的《和泉流宗家狂言公演》。从这一刻起，我便被那风趣幽默而又充满了对世道讽刺的表演所吸引。尽管日语我只懂得一点基本的句式和对话，但通过和泉流演员精彩的表演与到位的语气，我甚至可以感受到些许那个时代的气息。因此，这次论文，我想就现场观看的两个狂言段子《雷公》、《寝曲》分析一下日本江户时代的社会情况。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狂言是什么。
“狂言是一种兴起于民间，穿插于能剧剧目之间表演的即兴简短的笑剧。”[1]狂言诞生于室町时代，最初是从属于能乐，作为能乐的幕间中场休息的短小表演节目，它是靠表演者临时的发挥，并没有什么固定脚本。这种滑稽的即兴表演随即成了辅助观赏者理解能乐、调节情绪不可缺少的环节。
“到了室町时代末期和江户时代，狂言进一步提高其即兴性、滑稽性和文艺性，主要含笑的要素，它的氛围与多属悲剧性的、以幽玄歌舞为中心的能乐，难以协调同台演出。于是狂言为了能够充分发挥自己本身的特色，摆脱对能乐的从属性，成为以滑稽讽刺为主的写实喜剧。”[2]它通过幽默的方式给武士和其他贵族阶级以辛辣的讽刺。并且因为其作品都是从庶民的生活中取材，再以当时的口语演出，所以比起能剧更能被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而成为一种最为典型的平民艺术形式。
狂言在15世纪中页趋于定型以后，主要分成“大藏流”、“鹭流”与“和泉流”三个流派。我这次欣赏的狂言表演主要是由现代赫赫有名的和泉流二十世宗家和泉元弥和三宅藤九郎出演。和泉流从创派到现在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流派的表演地点主要集中在东京和名古屋一带。表演上带有关西风格，演技的风格很有现代的抒情主义特色，表演时也很注重柔和的都市风格式表现手法。
1、狂言——愤恨
狂言是从江户时代初期起发展壮大的，也是那时辞章才定型，将脚本固定下来。据《日本戏剧》记载：“江户时代以后再没有创作新的作品”。[3]而且狂言的取材又来自现实社会，我可以推测狂言的表演基本还能体现当时的社会风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观赏的剧目是江户时代的社会缩影。
《寝曲》这则故事主要是说：侍者太郎常在夜里哼曲被主人听到。一天，主人命他在自己的面前演唱，太郎唯恐主人今后会一再作此要求，谎称无酒不能唱而借机饮酒数杯；又言若不躺在老婆的膝上也不能唱，于是主人以自己的膝为枕。果然太郎歌声嘹亮，然命他坐起后便唱腔全无，再躺下歌声又起。主人让他一遍遍地躺下起来、起来躺下，太郎不知不觉颠倒了上下，躺下后声音嘶哑，坐起来却唱词清晰。继而忍不住乘兴而起，载歌载舞，舞毕惊觉露了马脚，赶紧溜之大吉。
通过我的描述我想大家能体会到侍者太郎的境遇，甚至也会有一些疑问。太郎作为侍者为什么会怕主人今后一再作此要求而找借口说自己不能演唱？
这就要从江户时代的阶级性说起。这里的主人应该是大名，他们在江户时代的地位很高，就像我国的各诸侯国国君一样。在德川幕府时代，全体居民都被严格的等级制度分为四个阶层：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在这个时期，日本大米年产量估计是2500万石。而一石可以满足一个人一年的粮食需求。将军负责分配整个国家的收成，自己拿走20%，剩下的绝大多数都会分给了地主和大名。最强大的大名每年能收130万石。我们都知道日本国土面积小，能用来种粮食的地方就更少了。那农民自己又能留下多少粮食呢？这取决于天气。通常，农民上缴一半以上的大米收成。年成不好的时候，将军和大名也不减少他们的需求，因此农民被迫要用更少的粮食生活。农村的饥荒也并不罕见。这样，虽然农民在社会中地位仅在武士之下，但他们的生活通常十分艰难。手工业者和商人经济上可能比农民要好一点，在城市经商的会更好，但毕竟是处于社会阶层的底部，被剥削欺压的情况也不少见。正如石田梅岩在《斉家论》中所言“无论多么奢侈豪华，农人归农人，商人归商人，其等不可逾。此不知乃愚痴”。[4]另外，武士本身的地位悬殊也很大。最顶端的就是将军本身。在他的下面，是大名，控制着大量土地的地主。大名手下是他们自己聚集的武士，可以在很多方面为他们服务。还有浪人，没有主人的武士。所以归根结底，社会还是被极少数手中享有特权的人所掌控。
这完全是一种对世道的愤怒，压抑着广大劳动人民，他们敢怒而不敢言，才使得不希望以后被主人刁难的太郎，想尽借口不为主人演唱。至于讨酒喝并且枕在主人膝上，这些应该是讽刺主人的愚蠢；文尾说太郎露出马脚便溜之大吉的说法是否具有真实性还值得质疑。
而对于狂言这种形式来说，却又恰如其分的“狂言”了一把，它把庶民在现实生活中不敢做、不敢说的一股脑倾吐而出来发泄他们的愤懑。可见狂言的表演讴歌了一般民众，比如农民、仆人、下级武士等的勤劳、勇敢或机智幽默，讽刺代表权力的大名、武士以及依附于权势的僧侣等的愚蠢、蛮横或残酷，确实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它的大部分矛盾对立双方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很多人也认为狂言师代表着社会底层人民对统治阶级的反抗精神。
2、狂言——无奈
狂言全篇都充斥着无奈。相信观众亦能感受到，故事通篇都比较和谐，并没有矛头直指主人，侍者也没有受到什么惩罚。因为庶民们无奈并不能站出来大骂统治者。试想哪个统治阶级能姑息一个反自己的组织呢？我们中国的焚书坑儒、大兴文字狱，只要稍微有点言语过激，甚至是无意中说了什么“反清复明”的话，都逃不过诛九族的命运。而《见闻日记》中记录说：狂言受到了当时崛起的庶民阶层的狂热欢迎，却遭到贵族、大名和上层僧侣的卑视和反对。[5]想到自己亲身经历的压迫与苦难，以及完全表达愤怒之情会招来的杀身之祸，也只能退一步求其次，以平和的手法表达出来。于是狂言这种戏剧的艺术形式就在江户时代越发兴旺，并且流传至今，铸就了时代艺术的光辉一笔。自此可以分析出，通过狂言精彩而到位的表演及其众多的观众，我们能清楚的体会到百姓和下层武士对上层的愤怒与讽刺。但他们智慧的脚本写作却又把这饱含怨气的锋芒隐藏了起来。因此狂言就成为了庶民无奈在和谐的江户大背景下展示亦或是宣泄矛盾与不满的必要手段。 我毕竟是现代社会的人，那个时代人们所受的苦我一辈子也无法体会吧，但这种心情却是通过狂言而窥探到了一些。我想江户时代，庶民们把心中堆积的怨恨都通过笑声发泄了出来，自然也就身心舒畅了。相信政府通过对狂言的默认，也缓解了不少反抗与暴乱吧。
3、狂言——世俗
狂言自身戏剧情节都很简单，一般都是以两人的矛盾对立关系为中轴展开，而且都很少注意塑造人物的个性，大多是类型化了的。“台词也是从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市民日常生活中的用语”[6]这说明江户时代的文化艺术思潮在逐渐的平民化、世俗化。
虽说江户时代有严格等级制度，是不平等的人治社会。但我们必须客观地认识到，任何一个时代或一个阶级艺术的产生，都离不开那个时代和那个阶级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江户时代之所以能够使这种新的文化艺术形式发展起来，并且获得长时间的繁荣，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进入江户时代的日本告别了战国时代的混乱局面，基本上处于一个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期，为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比较良好的环境。幕府建立以来形成的统一政权，打破了战国时代各地方政权之间的边界屏障，促进了地区间的商品流通，十七世纪末的元禄时期日本已经基本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市场，使日本的商品经济获得长足发展。
江户的兴盛繁荣，一方面标志着日本文化艺术中心由传统的京都转移到了江户，同时也意味着日本艺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由贵族走向民间，因为人们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物质生活。商人来到城市谋求发展，自然也拿到了经济的主动权。而经济的这种转变客观上也促使“庶民阶层”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这就为多样的市民艺术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当广阔的消费市场。
这也是狂言《寝曲》中一个小小的侍者能歌善舞的原因。就这样狂言作为最古老的戏剧形态之一被保存了下来，作为戏剧文学最早进入了日本文学史。“狂言……提炼为一个新的剧种，首次创造了日本民族戏曲，并将它提升到一个时代戏剧的高峰。”[7]同时，狂言的创作者继而又积极参与国剧歌舞伎的创作，对于歌舞剧走向台词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成为创造另一种新的古典剧种——歌舞伎的原动力。自此，在商人这个新兴文化阶层的带动下，诗文、儒学、能乐、狂言、花道、茶道、浮世绘等都在民间普及发展。
4、狂言——鬼神
日本民间有着大量关于神鬼、妖怪的传说，这大概与身处岛国的日本人在心理上有种神秘主义倾向有关。这种审美观念可谓由来已久。学者把妖怪分门别类，著成《日本妖怪物语》、《日本妖怪大全》等书，还配有精美插图。各地“乡土会”的老人说起古往今来的神鬼、妖怪，更是津津乐道。
狂言《雷公》里则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都市医生，自嘲庸医，于是想到其它地方赚赚钱。途中路过空旷田野，突然上空乌云翻滚，只听一声炸雷，刹那间雷公从云间飞出，直愣愣地摔在医生面前。“我从云间掉下来，腰被摔坏了”，说着，雷公命令跪伏在地的医生为自己疗伤。医生便拿出一根很大的针，用锤子将针砸进雷公的腰部。雷公疼痛难忍又无可奈何，只得任其医治。说也怪，治疗一结束，疼痛即消，雷公便要返回天间。却被医生拉住索要医疗费。但由于雷公是失足掉落，什么也没带。医生便免了医疗费，只要雷公好好看住天，保佑人间风调雨顺八百年。雷公答应了，边舞边唱地返回天间。
雷公满头红发，面戴“武恶”的面具：大眼睛，歪嘴，牙关紧咬。但这种装扮可怕而又有滑稽感的鬼怪的样子，反倒让人忍俊不禁，有一种既崇敬又亲切的感觉。“日本民间讲雷公的笑话本来很多，据说还有这种春画，实在可以说是大不敬了。这样的洒脱之趣我最喜欢，因为这里有活力与生意。可惜中国缺少这种精神，只有《太平广记》载狄仁杰事，（《五杂俎》亦转录）雷公为树所夹，但是救了他有好处，也就成为报应故事了。日本国民更多宗教情绪，而对于雷公多所狎侮，实在却更有亲近之感。”[8]
在诡异而流行的江户时代的文化里，引起人们最多关注的就是日本体系复杂的传统妖怪。而这些妖怪时而让人恐惧，时而充满了幽默感。这些令人兴趣十足的日本民间创造为大量的艺术家和文学作品提供了素材。那时可以说人们已经把神鬼、妖怪当作与他们共存的事物了。通过祈祷祭祀向神灵许下愿望，保佑风调雨顺。而商业手工业的繁荣，也使精灵们住进了各种物品道具里。最有名的是《百鬼夜行绘卷》，描画了琵琶、伞、木鱼、锅等各种旧物品因为要被人们丢弃，一怒之下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妖怪半夜出游的场景。
神鬼之说从平安时代便非常之多，《源氏物语》、《阴阳师》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据说有70%的鬼神种类是从中国传入的。可日本古代的这种信奉之所以如此完整的保存下来是因为德川幕府的禁教锁国。
在德川幕府建立之初，由于葡萄牙船在日对外贸易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德川家康对天主教采取了默认的政策。随着中国船和朱印船贸易量的增加和荷兰、英国等新教国家相继来日，幕府逐步加大对天主教的限制，于1612年发布江户时代第一次禁教令，1616年再次发布贸易限制令，此后不断强化贸易统制以限制天主教传播，迫害和殉教事件接连发生。幕府于1633-1636年间先后发布了四道锁国令，并加大了实践其贸易与宗教相分离的政策的力度。1637-1638年岛原之乱促使幕府将禁教推向了极端，即通过驱逐葡萄牙船来根绝天主教，但幕府基于葡萄牙船对日贸易量较大仍犹豫不决，在得到荷兰方面足量输入外贸物资的保证下，1639年幕府断然驱逐葡萄牙人，锁国完成。
没有天主教的传播与干扰，在这种封闭的社会中，日本自身的文化可谓发展的更为纯粹。为狂言在鬼神上面的取材起了很大帮助，也把日本对鬼神的怪诞热爱表现的淋漓尽致，从而发扬日本独到的审美意识。
5、狂言——人生
看着大名这种高贵的身份与其所做出的那些滑稽可笑的表演形成强烈反差，我笑得很夸张，因为真的很逗，心中的压抑也得到了释放。“狂言挖掘人们的普遍性格中引人发笑之处，让观众感觉好像台上的人物就是自己或者身边的人。”[9]所以狂言是笑的艺术，是发狂的笑，是无奈的笑，是泄愤的笑，更是悲哀的笑。其实在发笑的同时，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是对人生的感悟。狂言更像是人生，是活着的一种写照，是社会的一种影射，是人民的一种期望，是时代的一种进步。
因此“狂言的笑，不是恶俗轻薄的笑，而是身心健康的笑。它豁达、宽广得让人欣慰。狂言之所以被誉为笑的艺术，是因为它的精神有支撑着人民身心的力量，并且从带着音乐节奏的语言中产生的笑蕴含着美。”[10]
“一般所谓喜剧，对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和矛盾起一种净化作用。也可以说，它不外是正常社会的自卫意识的表现--防卫那些由于社会性分裂的结果而产生的怪诞的或反社会的现象”。[11]狂言将社会上的人物安排在一定的戏剧冲突之中，从而讽刺世道。在这些剧中，既存在着对统治者的嘲讽，对寄生阶层的厌恶；也存在着对统治者的屈从，阿谀，对轮回、宿命的盲从，对社会地位，等级制度的遵从态度。
我想从狂言中所反映出来的这种对人生对社会的态度和观念，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这种生活态度无疑是代表着他们的时代精神。正是代表着时代，它才有存在的合理性。同时，狂言作为写实剧，也不自觉的把大名和人民的那种错综复杂而混沌的情况反映了出来，以至于能够长久的保持其真实感，并不因社会的演变而失去其生活的原生色彩。
6、结语
通过狂言我们看到了江户时代的风貌，感受到了当时的人情世故，更清楚了一个时代成就狂言的诸多因素。像狂言中胆怯懦弱的大名，贪婪而愚蠢的财主，机智勇敢的庶民，色厉内荏的阎罗鬼怪，高高在上面冷心热的神仙。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格，只怕现今社会也仍然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中找到。
狂言通过艺术形象的感染力，把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心灵沟通起来，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从几百年前封建时代的戏剧舞台上，去认识生活，区别善恶，鉴别美丑，以至找到某些共同的生活情趣、愿望和理想。这才是狂言登上戏剧舞台而经久不衰，保持其长久艺术生命力的奥秘所在。
参考文献
[1]引自百度词条.
[2]引自《日本戏剧》.
[3]引自《日本戏剧》.
[4]引自《斉家论》.
[5]引自《见闻日记》.
[6]引自《狂言への招待》.
[7]引自《日本戏剧》.
[8]引自周作人精选散文集《关于雷公》.
[9]引自《狂言バンドボック》.
[10]引自《狂言への招待》.
[11]引自《日本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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