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热忱地兜售“不平凡” “如果在三十岁以前，最迟三十五岁以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我就没戏了。” “什么又是不平凡呢？” “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起码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车，起码要成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吧？还起码要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吧？”
“要有什么样的房？要有什么样的车？在你看来，多少存款算数目可观呢？”
“这……我还没认真想过……”
以上，是我和一名大一男生的对话。
那是一所较著名的大学，我被邀请前去做讲座。上面的这一席对话是在五六百人之间公开进行的。我觉得，他的话代表了不少学子的人生志向。
我明白那大一男生的话只不过意味着一种“往高处走”的愿望，却使我觉出了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近十年来，一直所呈现的种种文化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国还只不过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阶段，在国人还不能真正过上小康生活的情况下，中国的当代文化，未免过分“热忱”地兜售所谓“不平凡”人生的招贴画了。
而最终，所谓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质量，在如此这般的文化那儿，差不多又总是被归结到如下几点——住着什么样的房子，开着什么样的车子，有着多少资产，社会给予怎样的敬意和地位。倘是男人，便是娶了怎样怎样的女人。
深怀恐惧的平凡人生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也盛行过同样性质的文化倾向，体现于男人，那时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女子。一个男人如果将这些都追求到手了，似乎就摆脱平凡了。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这一倾向仿佛渐成文化的主流。这一种文化理念的反复宣扬，折射着一种耐人寻味的逻辑——谁终于摆脱平凡了，谁理所当然地是当代英雄；谁依然平凡着甚至注定一生平凡，谁是狗熊。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的下一代，如果他们普遍认为最远三十五岁以前不能摆脱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中国古代，平凡的人们被称为“元元”；佛教中则形容为“芸芸众生”；在文人那儿叫“苍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人民”，而相对于宪法叫“公民”。没有平凡的亦即普通的内涵，“公民”一词将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成为荒诞可笑之词。
中国古代的文化和古代的思想家们，关注体恤“元元”们的记载举不胜举——
比如《诗经·大雅·民劳》中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太辛苦了，应该努力使他们过上小康的生活。
比如《尚书·五子之歌》中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如果不解决好“元元”们的生存现状，国将不国。
而孟子干脆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而《三国志·吴书》中进一步强调：“财经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俟民茂，义以民行。”
民者——百姓也，“芸芸”也，“苍生”也，“元元”也，平凡而普通者是也。怎么到了今天，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平民们的下一代那儿，不畏死而畏“平凡”了呢？
于是，我联想到了曾与一位“另类”同行的交谈。我问他是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答曰：“为了出人头地。哪怕只比平凡的人们不平凡那么一点点，而文学之路是我唯一的途径。”
见我怔住了，他又说：“在中国，当普通百姓实在太难。”
芸芸众生永远是大多数
我又联想到曾与一位美国朋友的交谈。她问我：“近年到中国，一次比一次更觉的，你们中国人心里好像都暗怕着什么。那是什么？”
我说：“也许大家心里都在怕着一种平凡的东西。”
她追问：“究竟是什么？”
我说：“就是平凡之人的人生本身。”
她惊讶地说：“太不可理解了，我们大多数美国人可倒是都挺愿意做平凡人，过平凡的日子，走完平凡的一生的。你们中国人把平凡与可怕的东西归在一起吗？”
我不禁长叹了一口气。我告诉她，国情不同，故所谓平凡之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不能相提并论。我说你是出身于几代中产阶级的人，所以你所指的平凡的人，当然是中产阶级人士。中产阶级在你们那儿是多数，平民反而是少数。你们的平凡的生活，是有房有车有医疗福利的生活。而一个人只要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过上那样的生活并不特别难。而在我们中国，那是不平凡人生的象征。
当时想到了本文开篇那名学子的话，不禁替平凡着、普通着的中国人，心生种种悲凉。想那学子，必也出身于寒门；其父其母，必也平凡普通。不然，断不至于对平凡那么恐慌。
当社会还无法满足普遍的平凡人的基本愿望时，文化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应时时刻刻提醒社会来关注此点，而不是反过来用所谓不平凡人的种种生活方式刺激前者。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平凡而普通的人们，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
我们的文化，近年以各种方式向我们介绍了太多太多所谓“不平凡”的人士了，而且，最终对他们“不平凡”的评价总是会落在他们的资产和身价上。这是一种穷怕了的国家经历的文化方面的后遗症。
而文化如果不去关注和强调平凡者们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看上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费神——那么，这样的文化，也就只有忙不迭地、不遗余力地去为“不平凡”的人们大唱赞歌了，并且在“较高级”的利益方面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于是眼睁睁不见他们之中某些人“不平凡”之可疑。
这乃是中国包括传媒在内的文化界，包括某些精英们在内的思想界的一种势利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