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钟肇政饱受殖民统治欺压，因此殖民创伤成为其小说的母题之一，然而，这种殖民创伤书写到了晚年竟蜕变为殖民认同。实际上，钟肇政的早期作品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书写之下就包裹着后殖民的另一面，作者为日本文化所蛊惑，把文化自卑化作一种审美趣味，敷衍为超越世俗的唯美的爱情传奇，并表现出全面的民族文化自卑。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钟肇政小说中殖民现代性思想有所淡化，其笔下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似乎出现了文化杂糅的现象。台湾“解严”之后，在大语境的逼迫下，钟肇政写出了《怒涛》，极力崇奉日本精神，推行军国主义思想，这是因为钟肇政接受过13年的殖民教育，殖民认同在其文化人格建构中成为隐秘的存在。
关键词：钟肇政；殖民现代性；文化人格建构
中图分类号：I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2）5-0097-09
殖民创伤是台湾著名作家钟肇政（1925-）小说的母题之一，相关作品主要有《浊流三部曲》、《八角塔下》、《台湾人三部曲》、《马黑坡风云》、《望春风》、《丹心耿耿属斯人——姜绍祖传》、《高山组曲》（《川中岛》、《战火》）等12部长篇小说，占其长篇小说总数的一半；此外还有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大肚山风云》（共收入7篇小说）及《中元的构图》等若干短篇小说。“有人评论说，从来没有那位作家像钟肇政那样，如此执着地以台湾同胞反抗异族侵略者作为自己创作的主题，给予反复表现了”①。
钟肇政如此热衷于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书写引起了台湾文学评论家彭瑞金的兴趣，彭为此在1998年12月第一届“台杏台湾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专门提交了一篇论文《比较钟肇政和叶石涛的殖民地经验》。“南叶北钟”，同为战后第一代台湾著名作家，又是同庚，他们的人生境遇和小说风格截然不同，确实有对比的兴味。叶石涛出生于地主家庭，具有浓厚的世家子弟气质，在战前就发表了小说，得到日本旅台作家西川满赏识与栽培，可谓少年得志，因此“叶石涛的殖民地经验，并不特别强调殖民统治的残酷、暴力统治的一面，譬如，他的求学经验里，就没有日本人教师对学生拳打脚踢的场面，写到日、台恋爱和日、台联姻，台湾人还往往站在上风，与日本巡查、军方打交道，也经常是从容自信，谈判、请求也都能如愿以偿”②；而钟肇政出生于教师家庭，出身寒微，饱受殖民统治的欺压。与叶石涛相比，作为底层的钟肇政这种切肤之痛的被殖民经验更有普遍的意义，更典型。
然而，钟肇政的殖民创伤书写到了晚年竟蜕变为殖民认同，大肆鼓吹日本精神和军国主义思想。这是个值得一探究竟的问题。
一
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发现钟肇政的早期作品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书写之下还包裹着后殖民的另一面。
我失去了我自己。
我不晓得置身何处。
啊，那是两座山，圆圆地鼓起来，并不很高，但曲线和缓，好像把一只硕大无比的球从中切成两半伏在那儿，而且两个连在一起，中间形成一个圆形的凹陷。
……
忽然，我发现我置身在那凹陷处，两座乳形山峰矗立在我的左右。突地，它们开始收缩了。地壳的褶曲运动。它们越收缩距离也越近，它们变成了两堵墙。啊，还在移，在靠拢。我必须赶快逃出这可怕的峡谷。它们要碰在一块了，我会被夹在中心，压成肉饼。
我想拔起腿来拼命奔跑，可是脚好像在那儿生了根，怎么也跑不动，越用力就越不能动。两座山移得更近了，向左右伸出手就可以碰到。哎呀！那是什么山呀？掌心碰到的，并不是泥块，也不是岩石，而竟是柔软腻滑的东西，而且似乎还有些温暖，甚至似乎有脉搏在鼓动呢！
但是，它们加在我手上的压力更强劲了，那就是说它们仍在靠拢着。呃，我的臂膀半弯了。糟了，我会被压死，而且葬身在山块中，永远没有人晓得。③
这是《浊流三部曲·浊流》第八章精彩的开头，是懵懂少年陆志龙做的一个性梦，缘于前一天陆志龙应邀到谷清子家做客，无意中看到谷清子刚出浴时的裸体和硕乳。这双硕乳对陆志龙形成莫大的诱惑，也构成巨大的威压。
精神病医师弗朗兹·法农在早于《浊流》问世的前8年（1952年）就诊断出这种患有严重的文化自卑和丧失自我的病症，在其著作《黑皮肤，白面具》的第三章《有色男人和白色女人》中，法农谈到他在法国看到的情形：黑人的愿望常常是占有白种女人，因为“她的爱情给我打开那条通往完整倾向的杰出长廊……//我娶白人的文化、白人的美、白人的白。//我那双无所不在的手抚摸着雪白的双乳，在这双乳中，我把白人的文明和尊严变成我自己的。”④作为理论家，法农一针见血地指出被殖民者的心病；而作为作家，钟肇政却为感性所蒙蔽，把文化自卑化作一种审美趣味，敷衍为超越世俗的唯美的爱情传奇。
陆志龙之所以爱上谷清子，是因为他喜欢日本文化，喜欢浮世绘。
“我觉得她实在是美人，不过是古典日本美人，在浮世绘里出现的美女就是那个样子。她是了不得的，刘桑，你以为怎样？”
“对！”刘恍然似地说：“是浮世绘！我一直想不起这个词儿，你现在一说就明白了。她确是那个样子，纯粹日本味道的美人。”⑤
在得到同事刘培元的肯定之后，在陆志龙眼里，谷清子越看越美。“谷清子的视线经常低垂，笑时也总是抿着嘴，仅露出齿尖一小部分。喝茶时茶杯底一定端端正正地搁在左手指尖，右手轻握杯缘，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一派‘茶道’的作风。走路时双脚趾尖略为向内，步子踏得很小，行礼时双手并排在双腿中间——这一切，虽然别的日本女同事也都差不了多少，但谷清子显得特别端庄凝重，可以说一举一动都不忘日本女人特有的教养。”在陆志龙心中，谷清子的美，并非天生丽质，而是后天教养出来的气质美，因此，可以说陆志龙爱上的是精致细腻的日本文化。
在有些同事看来，谷清子已是半老徐娘，可是情人眼里出西施，陆志龙越是迷恋日本女人和文化，就越无暇旁骛台湾本土女人和文化，甚至把台湾本土女人和文化作为一种陪衬，来烘托日本女人和文化之美。“谷清子和邱氏秀霞——那差异是何等的重大！仿佛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一个是云端的仙鹤，一个是沟边的蕃鸭子。”作者把本土女人和文化践踏到何等程度却毫不自知。事实上，陆志龙也曾发现邱秀霞很美，“我觉得她相当美，但也是闲在家里那半年间才有过这种感觉。事实上，在山村里的女孩当中，她或许也可算是美的一个。不过那以前我很少正眼看过她。”而到他住所与他的妹妹同睡的台湾女孩曾多达九个，她们年轻、活泼、俏皮，可是陆志龙嫌她们学历不够高，学养不够深，因而很少同她们嬉戏，连她们的姓名都认不清。有一次，陆志龙在醉酒之后回家，“我上到自己的房间，立即，另一个房间的景象映进我的眼帘。纸门洞开，美莲和两个五寮来的女生王氏粉、娇妹三个人并排朝我这边睡着。美莲在左，王氏粉居中。右边的娇妹把被子踢开了，露出两条大腿。王氏粉把一只腿伸出，架在娇妹腿上。”从日本文化来看，这样的睡相是很不文雅的。日本人不以澡堂里的赤身裸体为羞，可是却非常在乎睡姿，对自己睡姿的态度很谨慎，“女孩必须学会直着身子睡觉，而且两腿要并拢”⑥。这群天真不设防的女孩的睡姿，大概也成了她们没修养的佐证之一。 爱屋及乌。“我是喜欢文学的，尤其是日本古典文学和‘和歌’是我最喜欢的，但是我赴任以来从未显露过我对这方面的知识与修养，而她竟能看出这点，纵使她只不过是随便恭维的话，在我看来，却是正中下怀，不免为此得意忘形而把她引为知音。”陆志龙的文学才华在编排话剧中得到展露，从而在谷清子和同事的心目中提升了地位。相反地，他讨厌台湾本土的山歌，觉得它太俚俗，太不高雅。而台湾本地生产的福禄酒也比不上日本生产的金鸡酒。新年来临之际，憨婴老人送来一瓶福禄酒，爸爸收下了，却取出一瓶陆志龙带回的金鸡酒来，“憨婴老人看见那样的好酒，瞪圆了眼睛，大吃一惊”。从精神到物质，从知识人到农民，《浊流》表现出全面的民族文化自卑。
日本文化深入到陆志龙的骨髓里，因此他的思想和言行举止无不酷肖日本人。在《浊流》的开篇，陆志龙要独自上任，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的单独行动，故而忐忑不安，步步谨慎。“忽然一个思想涌出：‘一切都要过去的！’对了，不管你应对得如何，一切的一切都要成为过去，就如没有一个人堵得住时光之流一般。我已记不得这句话是从书本上看来的，抑或是听人家说的。可是它使我恢复了信心，也在以后的许多岁月中，把我从失望与屈辱中救出来，使我得以在万般的难堪中过日子。”这，其实就是所谓日本精神里的“虽生犹死”。日本人“把它用在日常的劝告之中。例如，当一个男孩子为中学毕业考试犯愁时，为了鼓励他，父亲会说：‘就当你已经死了，你就会轻松过关。’为了鼓励一个正在做一笔大买卖的人时，他的朋友会说：‘就当你已经死了。’当一个人处于严重的心理危机，看不到前方的道路时，他常常表现出‘就当已死’的决心，继续活下去。”日本人高度赞赏这种人生境界，认为这时一个人已活到“圆通”的水平。⑦由此可见，陆志龙已能活学活用日本精神。小说行文中，日本谚语时不时地涌了出来，也证明陆志龙在日本文化中浸淫已久。在为同事李添丁参加“志愿兵”的壮行会上，当李来到陆志龙面前敬酒时，陆脱口而出：“希望你勇敢地去！我也要跟在后头去啊！”当时他毫无准备要说这样的话，可是它仿佛自动地从其嘴里出来，而且说得那么响亮，那么慷慨激昂，连他自己都不由得愣住了。殖民者的政治语言已化为被殖民者的口头用语，可见其宣传力度之大，传播覆盖面之广，陆志龙中毒之深。在行动上，陆志龙也躬行点头哈腰那一套。在初涉社会，见到视学先生时，陆志龙不知所措，“我到底在这两分钟不到的时间里鞠了多少躬，如今已想不起来。在一个不善词令的人，鞠躬可算是很方便的表达方式，我只有连连乞灵于它，至于它所表露的另一种意义，已无法顾及了。”跟世界上其他殖民地一样，黑人有一身黑色的皮肤，可是却戴着白面具在生活；陆志龙身为中国人，可是从里到外，成为纯粹的日本人了。计璧瑞说：“在殖民后期，虽然绝大多数民众清楚地意识到异族统治的压迫，但殖民者的意识形态以及由殖民统治而传入的科学文化、生活方式乃至审美趣味也逐渐渗透其中，缓慢而持续地涂抹着民众原有的民族印记，模糊着民众的文化身份。”⑧陆志龙就是一个恰切的佐证。
尽管小说中也大量揭露殖民社会的不公平现象，诸如日台同工不同酬，台湾男人爱上日本女人是“绝望的爱”，日本人随意殴打台湾人，日本人占有优质的社会资源使得台湾人找不到出路等等，但是，所有这些抵不上小说结尾处的这段话：
在思想上，我自认已是一个觉醒了的人，我认清日本人与台湾人的关系只不过是主人与奴隶，或者说根本是敌对的。不过到这时为止我却也不晓得有什么事实足以促使我把日本人当仇敌来看待。⑨
这段话里有些自相矛盾之处，不过总体表达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服膺日本的殖民统治，“做稳了奴隶”，丝毫没有反抗的意愿，没有建立民族主体性的渴求。很奇怪的是，这样的文字竟然能逃过威权时代编辑的法眼，登上当时第一大报《中央日报》；也蒙蔽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各种版本的台湾文学史，被推崇到相当高的地位。这恐怕要归于小说中处处闪现的恬静贤淑的谷清子和妖艳泼辣的藤田节子的图像书写，两位相映成趣的日本女子形象在1960年的台湾语境中展现别样的异域风情，真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以至于在小说连载期间，没能拿到这部稿子的《联合报》副刊编辑林海音碰到钟肇政都要酸溜溜地问：“你的谷清子怎么样啦？”
《浊流》对殖民统治在政治与经济层面做了一定的揭露，但是在文化尤其是精神的层面很难有清醒的反省——因为这有如剥肉剔骨一般艰难。其中残存的“殖民现代性幽灵”⑩直到1990年代又将借尸还魂。
二
时代的语境随时发生着变化。《台湾人三部曲·沧溟行》发表的1975～1976年间，“写作的时间，正是保钓运动、退出联合国、美国中共发表上海公报、日本抢先与我（指台湾地区——引者注）断交之后，台湾社会激烈变化，反日情绪高涨，无党籍人士参与政治渐趋高潮，以及现阶段追索台湾本土文化的开端。”{11}在这一语境下，小说中殖民现代性思想有所淡化。
小说中日本意识与中国意识产生强烈的对抗。这首先集中表现在患上被殖民精神病的陆维栋身上。像所有的家族小说一样，作为大儿子，陆维栋既要承担家庭的重担，也要承受新旧两方面观念的冲击。作为一个领统治者俸禄、享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教师，陆维栋患得患失，来自统治阶级的一个命令、一声咳嗽，都要让他胆战心惊。当日本皇太子殿下要访台，校方把拟培养一个日语纯正的小学生作“御前讲话”的任务交给他，“他没法相信这样的事会临到他头上。他感到大地微微地在摇晃，神志似乎就要不清了，整个人仿佛都要崩溃”。当得知任务顺利完成时，“他简直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欢悦。那是一种打从心房最深处喷涌出来的喜悦；而且那种喷涌，其势之凶、之猛，有一股莫之能御的劲道，几乎使他整个的人都被淹没了。终于赢了，这样就对得起校长的知遇，在同事之间，尤其在日本人同事面前，总算可以扬眉吐气了。还有哩！后天，在新竹将有一场逢迎大会，他也可以引率者、指导者的身份列席。那就是说，他可以和皇太子共聚一堂，亲谒圣颜，亲聆玉音”。可是，校长忽然又告诉他因故他与会的资格被取消了，他似乎遭受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打击，立时陷入美梦脆弱地破灭后的虚脱之中，顿觉双腿发软，几乎瘫倒下去。喜怒哀乐皆由人，可见陆维栋遭受殖民者的精神奴役之深之苦。另一个方面，他要承受来自母亲方面对于中国的强烈认同和对于日本强烈排斥的压力，出于孝道，他也只能唯唯诺诺。此外，他还要接受来自弟弟陆维梁方面反殖民思想的洗礼，并承担其行为的后果。当得知陆维梁被捕的消息时，“陆维栋不晓得这一天是怎么过的，整天心思恍惚，站在教坛上也不知自己是在讲些什么。有时候，忽然醒过来了，这才发现到自己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落入苦思里，课也忘了讲。一看，四五十双的小眼睛从下面愣愣地望着他，好像在期待着什么，也像是在讶异着什么”。夹在几股力量中间备受煎熬，陆维栋精神患病深矣。 小说中日本意识与中国意识的强烈对抗更集中地反映在陆维梁与松崎文子的恋爱上。一对恋人之所以棒打鸳鸯散，根本原因在于上一辈人激烈的矛盾冲突。日本的台湾殖民统治共分为三个时期：前期武官总督时代（1895～1919）、文官总督时代（1919～1937）、后期武官总督时代（1937～1945），在第一时期里，台湾人主要以武力抵抗日本统治者，造成大量的伤亡。鲜血淤积成阶级恨民族仇，因此陆母看到追陆维梁追上门来的文子，丝毫不给好脸色看，而且威吓再上门就要打断她的腿。而文子的父亲平日里温和、善良，能以平等态度对待台湾人且酷爱汉学，鼓励陆维梁好学上进且为他点明奋斗的路径，被陆维梁视为“松崎这个人不同于一般来台的，充满一个‘割据’的意识，以统治阶级自居，视台湾人为劣等民族的日本人”。可是一旦发现女儿爱上台湾人，嘴脸马上就变，张口痛骂陆维梁是“张科罗”（清国奴之日音），用幽禁女儿、逼女儿相亲等种种手段阻止这段异国恋。
在年轻一辈的身上，却没有这股沉重的历史包袱。乡下青年陆维梁来到台北，眼界大开，像海绵吸水一般地接受新知识、新思想。他且抄且读了《汉籍国字解全集》十二册，涉猎《中央公论》、《文艺春秋》和《台湾青年》等杂志，了解了“六三法撤废运动”、“台湾议会设置运动”等活动，知道海峡对岸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存在，也懂得威尔逊向所有的人类呼吁民族自决{12}、新民主主义，还有自由平等，正席卷整个世界，于是“二十岁的青年陆维梁就这样，成了一个有思想、有眼光、有毅力，也有崇高理想的现代青年”。而在东京长大的文子，与一般日本人不同，尤其与一般日本女性大不相同。绝大多数日本人抱着一种优越感，“认定台湾人确乎是劣等的民族，懒惰、肮脏、迷信、贪婪、胆小、懦弱、卑屈、狡猾、阴险”，而文子就不同，明明与陆维梁有主从之分，却完全以平等看待。她满口是“近年才在东京流行起来”的“外来语”，如“汉衫”、“派司”、“波伊”{13}。在钟肇政笔下，1920年代，随着传播手段的改善，世界各地的文化、思想正在相互交融，已经出现霍米·巴巴所谓的文化杂糅（hybridizes）现象，遥远的东京化作美好的想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陆维梁与文子毫无文化障碍地热恋起来，美女配英雄，在乡间的街道上，“一个是素净淡雅的妙龄洋装少女，一个是戴顶笠仔，台湾衫裤，赤脚的年轻小伙子”，两人肩并肩昂然、坦然地走着。由于与广阔的世界背景紧密相连，因此《沧溟行》虽然描写的是台湾农村一隅，却不显得局促狭小，而呈现大开大合的恢弘气度。
在《川中岛》里，在新的语境下，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似乎出现了文化杂糅的现象。
川中岛的日本底层警察杉山正则出身贫寒，仅有乙种中等学校学历，通过了二十取一的激烈竞争考试，来到台湾当理蕃警察。由于台湾原住民有“出草”的习俗，因此这是一项具有生命危险的工作，不过一个月薪资有八十元，让他感到相当满足。当他接触到台湾原住民，即被奇异的泰耶鲁所迷住，尤其对马黑坡大头目莫那·鲁道的女儿马红一见钟情。“就像河边崖上的那一朵山百合，还有那深谷里的溪水般澄澈的心，加上纯洁的、燃烧的火一般的热情。”醉酒中，杉山像诗人一样吟咏、赞美马红，“如果能够跟这样的女子一起过日子，在深山里和和平平地度一生，养一群小泰耶鲁，替山里做些事，那会是多么妙多么幸福的事啊。”他还委托毕荷前去试探马红的心事。为了同化原住民，日本人给每个原住民都取了个日本姓名，可是杉山对原住民文化有着亲切的认同感，逆改姓名运动而动，喜欢叫高峰浩的原名，“毕荷·瓦利斯。你这名字，叫惯了，觉得很好叫，很不错呢。”他还为川中岛要建立一所蕃童教育所而由衷的高兴。杉山是个好学上进的青年，且有一套很好的人生规划：正参加函校，已通过专检的五科考试，专检过后，可以考普文或专门学校，“我倒想考普文，还有警官考试也好。我不是跟你说过我的梦想吗？能升到警部，当个分室主任，能够的话，就再升课长、郡守，我是准备在这里埋骨的，哪里也不想去了，就养一群小泰耶鲁，自己也做个泰耶鲁。”他还极力鼓励毕荷考专检，把整套的讲义录都带来，不但可以借给他，还愿意给他帮助。他是在这块殖民地上活得惬意抑或真正喜欢上这里的风土人情？杉山开始发起了恋爱攻势，经常利用职务之便来看马红，“他总是若无其事地四处瞧瞧，说些鼓励、嘉许的话，其中必包括马红她们那一堆人，并且往往待在那一堆人旁边最久，说的话最多。大家也都感受到，在安达主任以下多位警察当中，他是最斯文最和蔼的一个。然而，人们早已感受到，那都是为了马红。……杉山的野心虽然这么明显，可是这种情形却是以往在山里时是极少见的。那些突奴警察权大势大，根本就是一个个骑在山里居民头上的君临者，要谁，通常没有人敢说个不字。常常地，他们也会用强暴的手段，随时随地迫使一个妇女就范。”杉山用心在恋爱——以攻心为上，不以霸占身体为最终目的。可是，原住民方面已经警觉，抢先一步向安达主任请示允许毕荷与马红结婚。安达当场表示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事，可也没有马上就准，只说要安排一下。得到这样含糊的答复，原住民方面“把生米煮成熟饭”，私下为毕荷与马红举办了简易的结婚仪式，两人在一起住了三个晚上。此时，杉山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穷凶极恶，准备“霸王硬上弓”。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巴堪出来阻拦。她豁出去陪杉山喝酒，又装成半醉，故意敞开缠腰布，让雪白的大腿在杉山面前时隐时现。在使尽了招数，遭了杉山猛掴一个巴掌，知道劝阻难以成效的心情下，巴堪情急说出马红已经结婚了。这原本是说好大家保守的秘密，现在供述出来，使得马红方寸大乱，面对杉山的质询，她否认对她不利，承认则对毕荷不利。在两难的无助之中，马红下定赴死的决心，从容地拂开杉山，走出了房间。至此，杉山的企图终告破产。
巴堪可谓是个殖民地妇女的典型人物形象，川中岛的女性绝大多数以被日本人宠幸为荣。在《川中岛》的续集《战火》里钟肇政写道：在川中岛艰难的岁月里挺过来，没几年，“有些女孩们也不再把族里的男孩们放在眼里了。她们憧憬的，是警察，尤其是年轻的巡查，一句话，一个命令，那些警察便可以把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叫去，而她们多半还以此为荣呢。阿外在离开川中岛以前，情形便是这样。有几个妻子因此而投缳。马红可以说是牺牲者之一。也有女孩子自缢，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但是，那还是早期的事。阿外就清楚地感觉过，当时，愿意轻易地为这种事而自尽的，越来越少了。不当回事地把孩子生下来的，也渐渐有了。如今，村子里恐怕有好多个小杂种了吧。”这不由让人想起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第二章《有色人种和白色男人》里告诉读者的：“在马提尼克有两种妇女：黑人与黑白混血。第一种人的想法是变成变成白人，而且还要避免退回黑人。她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保存黑人人种的独特性，而是梦想着通过使这一种族变白而拯救这一种族。”{14}在一般人眼里，生活就在当下，现实的利益总是大于远大的理想，因此想脱离泥土而飞翔的作家发出了轻轻的喟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红的节烈才值得作家大书特书。 后期武官总督时代（1937～1945）厉行“皇民化运动”，主要殖民政策有国语运动、改姓名计划、宗教与风俗改革和志愿兵制度等。其中语言的同化是最深刻的殖民化，甚至在自己的家园里，同一族群的人都要使用异族的语言来交流，现代性与殖民性无可抗拒地同时涌来。当巴堪与毕荷第一次面对面说话时，“两人都操着‘国语’，有一种非用‘国语’便无法恰当表达的感觉。这是接受过教育的人之间的共通习惯”。习俗方面，在殖民者的威逼利诱之下，心理被扭曲的原住民的压迫感、屈辱感逐渐减弱，由被动适应变主动接受，直至以殖民者所要求的标准当作身份认同的基点，以此塑造“全新”的自己，比如《战火》中不出几年原本凄苦而沉默寡言的娥宾就大变样：“初子（娥宾的日本姓名）的一举一动，也是使小岛深感惊喜的，那样地跪坐着，拿碗，使筷子、挟菜，到轻嚼慢咽，还有把酒杯放在左手指尖、用右手轻扶杯沿的样子，以及抿着嘴轻言细笑的模样，无一不是‘内地’式的。如果说她是过惯了他他米生活的典型日本贤淑妇女，也不会有人怀疑。”
上述所谓殖民现代性，是从小说中剥离出来的客观存在，偏离了作者的叙述视角。应该看到的是，在《高山组曲》里钟肇政是饱含着热泪在控诉日本的殖民统治，是具有深沉的反殖民思想的。
三
1980年代，时代的风向标又悄然发生变化，钟肇政将如何应对呢？在一封私函里，他这样剖析自己的心迹：
去年，我曾告诉他（日本学者塚本照和）有个新的“主题”，是在一些杂读过程中想到的：雾社事件后十年，为什么高砂义勇队的队员，尤其事件的侥存少年，那么踊跃地出征去了？也许我会写这个作品。这也正是“高”作的直接动机了。塚本听罢抚摩胸口说听了我这话，心口便发疼了。意思该是我又要拿日本人过去的“罪恶”来开刀，他以一个日本人立场，不免感到痛苦。我与塜本友谊甚深，这反应颇出乎我意料之外。……
另一桩是去夏张良泽应邀到美参加“客家同乡会”做了几场演讲，“客家作家印象”。入秋后张把在美期间的剪报资料寄来，其中论旨提到我的部分略谓：作品以日据时为主，有诋毁日人以讨好当道之迹象等言。这是对我的当头棒喝。……
……彭瑞金也曾说过我的作品“又是那一套”（指日据时代），我也曾想过不再写日本人了，结果还是写了“高”。是很矛盾，但我也确实觉得写日据时代，我才能放手一搏。……{15}
信中列举了塚本照和、张良泽、彭瑞金等人对钟肇政日据时期题材写作的反对态度，让人深切感到，时代的语境对作家具有很大的左右力量；而另外一股左右作家的力量是“写作惯性”——“换笔”对作家是一件艰难的事。直到台湾宣布戒严“解严”{16}之后，钟肇政还曾公开发表如此“不合时宜”的言论：
以私心而言，我毋宁更希望看到抗战期间以台湾为背景的作品。
抗日战争，若以广义言之，则乙末起至台湾光复，台湾人的抗日，前后绵延达五十星霜之久。即就通常所谓之“八年抗战”期间，以种种名目为日阀强征投入战争的台湾青年，人数亦达二十万人以上——根据战后日本厚生省发表，台湾出身之日本军人人数有80，433名，军属（含军夫）126，750名，战殁人数合计30，304名。足见在这段期间内，台湾地区所遭受到的“民族劫难”既深且广。
过去以这一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为数不算太少，亦迭见佳构，但若言史诗的深沉与磅礴，则似仍待文坛努力。个人尤寄望年轻一代。深盼能够以深入而冷静的观照，广泛而普遍的搜材，出之以新锐独到的艺术手法，构成有血有泪的优秀作品，以充实我们的“抗战文学”。{17}
这大概是钟肇政对“抗日文学”最后的眷念与挣扎吧。在大语境的逼迫下，作家做出另外的抉择。1989年3月，《怒涛》“开了个头就写不下去”。1991年1月1日，《怒涛》开始在《自立晚报》副刊连载。
《怒涛》一开篇就杀气腾腾，这与钟肇政原有的风格迥然有别。解严前钟肇政“既自卑又自尊，既软弱又倔强，既保守又进取。这样的特殊个性和心态，表现在政治上，为了生存和发展，遵奉中庸之道，恪守传统道德，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有意回避当代尖锐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表现在创作上，着重写历史题材，写农村题材，写学校题材，写中下层知识分子和农村个阶层人物，极少写上层生活”{18}。而解严后钟肇政试图通过《怒涛》洗刷身上作为战后第一代作家参与“反共文学”书写的“原罪”，尽早加入“国族打造”的合唱团，用力过猛，显然矫枉过正了。小说楔子描写“光复”后一群台湾人乘轮船要回故乡。这群人有客家人、福佬人，有穷人、富人，大家怀着返乡的喜悦，相安无事。其中有个客家人姜匀，携着一位娇妻，带着二十多箱的行李。那些两手空空、一身破烂的同乡，“上船之际，大家几乎争先恐后地帮他们搬行李，有两人抬一件的，有一个人扛的，八、九个人几个来回之下，转眼间统统搬上去了”。可是，他隐瞒身份，自称是梅县人{19}，不是返乡，只是到台湾看看。这下子恼怒了同乡陆志钧，他扬言要把姜匀扔到海里去。在这里，激发社会矛盾的不是贫富悬殊，而是身份认同。认不认同（公不公开）台湾人身份等于爱不爱台湾，被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上，具有宗教意味。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它用二分法把读者作了截然的区隔，在博得“爱”台湾读者的喝彩同时，给不“爱”台湾的读者来个下马威。然而，这种“虚火”很旺的写法很能博得本土派评论家的赞赏：“钟肇政在《怒涛》里，使用了有别于以往不同温度层的文字，不再保持过去一贯的低温度文字。《台湾人三部曲》里努力消失的个我，在《怒涛》里，藉由强烈的个性呈现，出现主观性强烈的文字。”{20}实际上就是他们在诱导着钟肇政归队。
钟肇政的早期大河小说，其主角虽是年轻人，但背后都有个“教父”般的人物在把舵。《沉沦》里是陆志龙父亲，当陆想响应殖民者的“改姓名”运动时，其父拿出从广东梅县取回的族谱，对他进行爱国爱乡教育，使他幡然醒悟；《万里江山》是蔡添秀那个为了反抗日本人而英勇牺牲的父亲，他临终嘱言：“吾儿，你晓得你的祖国吗？她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我们祖先都是从中国来的，我们的血液都是中国人的血液，骨头也是中国人的骨头……”；《沉沦》里是信海老人，当陆家仁字辈中年人为要不要参战而争论时，是信海老人站出来，一锤定音，他还为陆家子弟撰写了出征祷词：“惟我台土，神州之邦；倭奴觊觎，贼军猖狂，掠我桑梓，侵我圣疆，天人共愤，黎民仓皇，惟我神州，岂容沦丧，信民子弟……执戈攘夷，誓与存亡”；《沧溟行》里是陆母，她在陆维梁从日牢回家后，拿抗日的家史教育儿子，并大义凛然地支持陆维梁继续从事抗日活动；《插天山之歌》里是张凌云老人，他参加过辛亥革命，抱定复国的壮志，给陆志骧以极大的鼓舞。正是有这些老一辈人物的发声，使得抗日传统代代相传，年轻人勇猛向前都离不开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可是，在《怒涛》里，老一辈人都失声了，少壮派当家，他们崇奉日本精神，推行军国主义思想。 《怒涛》里的陆志駺是个半拉子英雄。他的形象极像中世纪骑士堂·吉诃德，作者为他安排了个像桑丘一样忠诚的“仆从”——托西{21}，又给他配了个美人——由美。要出征了，他特地从柳条行李箱底部翻出当日军志愿兵时的服装，“还平平整整地打了绑腿，加上已穿了近两年的旧军靴。这打扮与当年他还是‘帝国陆军二等兵’时一模一样，只差没有那条皮带及佩剑而已”。他干过的轰轰烈烈的事大概是穿着这身奇特的服装，壮起胆子，闯入由美哥哥开的家庭医院要与她告别：“他笔直地进去，让军靴踩出格格声，走过空荡荡的候诊室就是诊疗室。当志駺在诊疗室门口出现时，医生的诧异的双眼已等在那儿，伸出来的听诊器还按在病人胸口。//志駺轻轻并拢脚跟，微微地欠欠上身并目视对方。那只能算是简化的‘目礼’吧。”郑重地与情人告别之后，他参加陆志钧的队伍，攻击飞机场。失败后，他遭到家长痛骂，藏了起来，终于躲过这场风波，保住了性命，也保住了职位，并赢得美人最高的敬意。如此浓墨重彩刻画的“英雄形象”，根本立不起来。
最疯狂的军国主义者是陆志钧。他的一身打扮更加奇怪：“那是帝国海军的飞行服装，头上戴的是两边有耳掩耳的飞行帽，上身是呢质卡其色夹克，胸前敞开着，露出里头深褐色的衬衣，下身也是同样颜色的长裤，脚上是长统皮靴”，原来他是把自己扮成了二战末期日本发动自杀式轰炸的神风特攻队飞行员，表明自己赴难的心迹。作者无以表现陆志钧的领袖气质和领导才能，就设计了一个场面：整队时一个学生因拉肚子迟到了，急忙做了个欠身礼，“陆志钧没有答礼，往前跨了一步，忽见右手举起，振臂就是一个巴掌，掴在那名学生的左边颊上。紧接着，那巴掌顺势挥回来，以手背再掴在右边脸颊上。如此一来一回连掴了八下。在众人窒息般的静默当中，那巴掌的殴击声格外清脆地响着，被掴者则使劲挺立着。”这是以前作者用来揭露殖民者残害台湾学生和民众的场面，而在《怒涛》里却变成“日本精神”练成的利器，一本正经而没有丝毫反讽的意味。陆志钧打完学生发表“诸君的性命，我都要了”的演讲，把一队人马开赴战场。当飞机场久攻不下时，他举白旗带着托西想上前谈判，两人当场被击毙，终于实现他“活在悠久的大义里”的梦想。
军国主义在二战中已经被证明是死路一条的灭亡之道，可是，其亡魂还顽固地残存在某些人的心中，“日本思想界、文学界一小撮人不断掀起肯定日本侵略战争合法化的思潮，从思想界、文学界的上山春平的《大东亚战争的思想史的意义》到文学界的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都是企图为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罪恶行径翻案，重新复活日本军国主义”{22}。作家三岛由纪夫（1925～1970）就是个代表，他提出修改宪法，使自卫队合法化，强化自卫队和复活天皇制等政治主张，后为谏世而闯入自卫队总部进行惨烈的剖腹自杀。钟肇政与三岛由纪夫同龄，曾翻译过他的《太阳与铁》（林白出版社，1972年），与张良泽合译过《金阁寺》（晚蝉出版社，1969年；大地出版社，1978年增订版）等著作，写过《三岛由纪夫及其作品》、《三岛由纪夫的文学》、《三岛由纪夫之死》、《〈金阁寺〉和它的作者》、《一种“爱”的探索——读〈爱的饥渴〉》等文章向台湾读者介绍此人，评价甚高{23}。受三岛由纪夫等人影响，钟肇政妄想在台湾复活军国主义亡灵，小说中他借人物发表议论：“日本精神并不坏。日本人就靠它来立国建国，并且也在明治维新后短短几十年内完成了现代化，跻身世界列强之林。他们能够在这种精神下，吸收、容纳现代化思想、现代化，而表现出来的行动，就是守法、团结、洁白，痛恨不公不义。战时，这种精神被利用上了。强调武士道、大和魂，就是死，就是特攻队，让纯洁的青年从容赴死。其实，死是高贵的，一个人如果死都不怕，还有什么事不能做，不能完成？！”这种现代化构想，妄图借助“大和魂”来驱动，价值观是混乱的，道德观是混淆的，历史观是倒退的；同时，小说借“二二八事件”撕裂民族的伤痕，也应予以批判。{24}
由此，我们不能忘记钟肇政接受过13年的殖民教育。在文化人格建构过程中，殖民教育具有潜在的影响，成为隐秘的存在。这种存在构成了钟肇政文化人格的复杂性，一旦语境发生转换就会显露出来。这就是1960年《浊流》通向1991年《怒涛》的幽径。
《怒涛》不见一个具体日本人的踪迹，但是恍惚处处可见日本人的影子，作家毫不保留地接受“皇民化”，这是绝大部分台湾人无法认可的。吕正惠曾提出：“在目前的环境下，最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自认从‘落后’状态进入‘现代文明’时，我们在心理上是不是在‘复制’日本的‘脱亚入欧’论，我们是不是‘无媒介’地肯定‘现代化’，对现代化的成就一力赞扬，对尚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充满蔑视？”{25}无独有偶，在同一个研讨会上，陈芳明说：“日本人为台湾社会确实带来彻底的改造；不过，这种改造并非使台湾人的生活品质得到提升，而是使台湾人的心灵遭到人格矮化，亦即人格的殖民化。”{26}吕陈二人的立场和论点历来有很大分歧，但是在反殖民这一点上却不谋而合。
继《怒涛》之后，2003年底年近耄耋的钟肇政出版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歌德激情书》，不写本土，也不写日台关系，描写不让人对后殖民有丝毫联想和阐释空间的情色，试图回到纯文学的本位上来，这是不是他力图从后殖民思潮裹挟中抽离的一种尝试和努力呢？作家的艺术直觉是：“不论你再怎么爱台湾，若是艺术性不高，台湾文学也不需要你。”{27}可是，本土派又在聒噪，讥之为“气力放尽”（彭瑞金语）。
钟肇政的文化人格建构和认同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底层认同，坚持庶民写作的一面，又有殖民同化，鼓吹本土主义意识形态的另一面。因此我们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造盲点，一时把他捧上天一时又打入冷宫，而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全面地看待他，分析他，所见才是“全人”。
① 白少帆等主编：《现代台湾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6页。
② 彭瑞金：《比较钟肇政和叶石涛的殖民地经验》，见江自得主编《殖民地经验与台湾文学——第一届台杏台湾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15页。 ③⑤⑨ 《钟肇政全集》第1卷，桃园：台湾桃园县文化局2000年版，第137-138页，第53页，第295页。以下作品引文均出自《钟肇政全集》，不再一一注明。
④ [法]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万冰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⑥⑦ [美]露丝·本尼狄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面面观》，北塔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90页，第177页。
⑧ 计璧瑞：《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⑩ “殖民现代性是现代性进入殖民社会引发的多重变貌和矛盾纠葛的总和”，它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殖民者自认为的现代性；二是被殖民者眼中的现代性”。见计璧瑞《殖民现代性认知中的情感经验》，《华文文学》2010年第5期。
{11} 林瑞明：《人间的条件——论钟肇政的〈沧溟行〉》，《台湾文学的本土观察》，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25页。原载《成功思潮》第27期（1981年5月）。
{12} “20世纪初兴起的民族自决学说曾经为众多殖民地民众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提供了用力的理论支持，然而在冷战结束，乃至911后的世界格局中，民族自决已显示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与弊端，需要认真反省。”见计璧瑞：《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页。
{13} 它们对应的英语分别是handsome、pass、boy。
{14} 赵希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这里为方便引用，特引赵著的概括）
{15} 1983年8月31日致吕昱信，见《钟肇政全集》第27卷，桃园：台湾桃园县文化局2002年版，第251-252页。
{16} 1987年7月15日，台湾宣布“解严”。
{17} 钟肇政：《试写抗战——盼看到台湾地区的“抗战文学”》，载1987年9月18日《联合报》副刊。
{18} 潘亚暾：《钟肇政创作浅说》，见全国第二次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专辑《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49页。
{19} 姜匀自称广东梅县人并无大错，因为小说描述的台湾桃园县的客家人祖上都是从那里迁徙过来的。钟肇政之所以如此分明切割，意在割断与祖国联系的脐带。
{20} 彭瑞金：《钟肇政文学评传》，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页。
{21} 托西整日把“日本精神”挂在嘴边，为自己早生几天而未能当上日本兵而深以为憾，其情结脱胎于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
{22} 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8页。
{23} 三岛由纪夫具有国际影响，参见《日本国内外兴起新的三岛由纪夫热》，《世界文学》1991年第1期。
{24} 小说中陆志钧临死前说：“如今支那人，只懂得把番薯当一块肥肉。他们彻底变成贪婪、虚伪、卑怯、丑恶的人种了。成了跟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种，不是吗？”见《钟肇政全集》第11卷，桃园：桃园县文化局2000年版，第639页。
{25} 吕正惠：《殖民地的伤痕：脱亚入欧论与皇民化教育》，见江自得主编《殖民地经验与台湾文学——第一届台杏台湾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62页。
{26} 陈芳明：《现代性与殖民性的矛盾——论朱点人的小说》，见江自得主编《殖民地经验与台湾文学——第一届台杏台湾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79页。
{27} 陈芳明语。见黄文钜整理《从文学看见台湾的丰富——陈芳明纪大伟对谈〈台湾新文学史〉》（下），《联合文学》325期（2011年11月）。
（责任编辑：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