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汉诸帝的儒学教育 西汉诸帝的儒学教育，体现了儒学在西汉时期的发展。 刘邦出身社会下层，对儒生态度侮嫚。但天下安定后，刘邦对儒学的态度却改观，史称，汉初“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
汉文帝虽被认为是“改革家”，但为政清简、继续黄老政治应还是基本的事实。文帝的教育情况史无明载。
汉景帝慕儒。汉代宗室弟子开始由儒土指导教育，辕固生即为清河王太傅；而后即位的汉武帝，其教师同样是儒士。儒土出为王者师，促进了皇室和整个社会上层的儒学教育。
汉武帝受到良好好的儒学教育，有很好的儒学修养。他的老师是著名的儒生、身受“鲁诗”大家申公亲传的王臧。《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云：“兰陵王臧既从(申公)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此当为武帝师之证。武帝幼时既已受诗教，而其在为太子前，受封胶东王。
昭帝幼年继位，由儒臣蔡义、韦贤等人授宫内，同时他也自称“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班固称赞他“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昭帝在位时间短，但仍属意儒学的社会文化功能。
宣帝在民间时，“受《诗》于东海液中翁，高材好学”，霍光议立宣帝，称他“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而宣帝也自称“故掖庭令张贺辅导朕躬，修文学经术”。甘露三年，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并亲自参与其事，“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土”。这是第一次由官方整理儒学经典，对儒学的制度化、正规化和儒学的传播而言意义重大。
元帝“柔仁好儒”，“好儒术文辞”，据史籍所记，他曾学《诗》、《论语》、《孝经》、《尚书》等，他还认为宣帝“持刑太深”，建议“宜用儒生”。
成帝“壮好经书，宽博谨慎”， (“好儒雅”，曾习《诗》、《论语》、《尚书》等经典。班氏在《汉书·叙传上》中述其先祖事迹时说：“(班)伯少受《诗》于师丹。大将军王风荐伯宜劝学，召见宴昵殿，容貌甚丽，诵说有法，拜为中常侍。时上方乡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诏伯受焉。既通大义，又讲异同于许商，迁奉车都尉。”
哀帝“长好文辞法律”，“诵《诗》，通习，能说”。《汉书》卷八八《儒林传》也记韦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可见哀帝也是受儒学教育的。至于平帝和孺子婴，年少即位，政自王莽出，儒学之功可归于王莽，详见后论。
二、王莽所受的儒学教育
出身外戚家庭的王莽，自小就接受了儒学教育，“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
王莽兼治古文、今文经，打破了汉代重师门家法的做法，也使得他个人在儒家学者中交游甚广。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有意献还新野封地，“是时，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皆叩头言，宜亟加赏于安汉公”。这些上书“吏民”，绝大部分当是儒生。王莽代汉之际，天下之土，“莫不竞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如张竦称颂王莽功德，说他“折节行仁，克心履礼，拂世矫俗，确然特立。恶衣恶食，陋车驽马，妃匹无二，闺门之内，孝友之德，众莫不闻；清静乐道，温良下土，惠于故旧，笃于师友”；王莽败时，退往渐台，“公卿大夫、侍中、黄门郎从官尚千余人随之……矢尽，无以复射，短兵接”。
三、东汉诸帝的儒学教育
东汉自光武始，皇帝及皇族大多受过较好的儒学教育。光武帝微时在“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即位以后，即着手恢复汉武帝时的五经博士，《易》立四博士，《尚书》立三博士，《诗》立三博土，《礼》、《春秋》各立二博士；又在洛阳兴建辟雍、东观、兰台、石室等文化设施，营造文化氛围，在此基础上建立太学；同时祭祀孔子，并封其后为“褒成侯”；在他在位期间，多次亲临太学、辟雍；还“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
明帝“十岁能通《春秋》”，且“师事博士桓荣，学通《尚书》”，也曾“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汉明帝“学道九载”，“通明经义，观览古今，储君副主莫能专精博学若此者”。
章帝“少宽容，好儒术”。以后诸帝祠祀孔子、兴太学、临幸明堂、辟雍在《后汉书》诸帝纪中，屡见记载。
东汉诸帝不仅学儒，还经常亲自讲经并撰写经学著作。光武“受命中兴，群雄崩扰，旌旗乱野，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光武好学，不能施之于政，乃躬自讲经，肃宗以后，时或祖效，尊重儒术”。
中元元年，明帝行辟雍明堂礼时，“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明帝撰《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校定于宣明殿，谓郁曰：“我为孔子，卿为子夏，起予者商也”。
和帝永元十三年正月，“帝以《五经》义异，书传意殊，新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